战略既定，便需执行。苏秦“近交”之策的首要目标，便是促成赵国与燕国的联盟，在北方筑起一道抗秦的屏障。
此时，信陵君魏无忌因“窃符救赵”之事，虽功高盖世、名扬四海，却也彻底触怒了兄长魏安厘王。他深知返回大梁必遭忌恨，只得客居于曾被他拯救的赵国。这阴差阳错的境遇，反而为苏秦的计划提供了绝佳的契机——信陵君是天下公认的抗秦旗帜，其人在赵，其声望与影响力足以成为推动赵燕结盟的关键支点。
苏秦并未亲自出面，甚至没有动用那位深藏于暗处的“鬼谷先生”。他选择了更为隐蔽迂回的方式——通过“蛛网”的触角，精准地影响信陵君身边的核心门客，尤其是那些既有智慧、又对天下大势洞若观火的谋士，如侯嬴、毛公、薛公等人。
“蛛网”成员并未直接下达指令，而是通过精心安排的“偶遇”、看似随意的酒宴议论，或是“不经意”间传递的某些边关情报，引导着话题。这些信陵君倚重的智囊，在随后与主君的日常谈论中，开始“自然而然”地剖析时局：
“公子，秦用范雎‘远交近攻’之策，其势已成。首当其冲者，便是韩、魏、赵三晋。赵国经长平、邯郸两役，虽存国本，实则元气大伤，独木难支啊。”
“魏国自公子去后，王上心结难解，君臣猜忌，恐难再为赵之坚实后盾。且魏赵旧怨未泯，合纵之基已松动。”
“反观北疆燕国，虽曾与赵有隙，然时移世易。秦若东出，必先图三晋，而后便可经赵地北上伐燕。燕王新立，岂能不惧？此乃唇亡齿寒之势。燕有带甲数十万，辽东劲卒亦不可小觑。若能与之结盟，实为当前赵国最稳妥的选择。”
他们向信陵君条分缕析，阐明联燕之利：
其一，成掎角之势。 燕在北，赵在南。秦若攻赵，燕军可出长城，袭扰秦之北地、云中，使其腹背受敌；秦若图燕，赵军可北上井陉，出代地，扼其咽喉。两国在地理上可相互呼应，共担兵锋。
其二，解赵国之忧。 与燕结好，则赵国北境可安，无需重兵布防广袤的北疆，得以将有限的精锐力量集中用于南线，专力应对秦军主力，此乃战略上的极大舒缓。
其三，存抗秦之火。 合纵之势，贵在人多力聚。燕国虽非最强，然乃万乘之国，保有辽东、辽西根基。联合燕国，便是为天下抗秦事业保存一份有生的力量，维系一缕不屈的血脉，以待将来。
这些分析，层层递进，切中要害，深深打动了信陵君。他客居异国，满腔热血抱负却因魏国之变而彷徨无依。若能促成赵燕联盟，以此为基础，重新凝聚抗秦力量，未尝不是一条实现抱负的新路。他深知，这或许是自己离开母国后，能为天下大局所做的最有意义之事。
于是，信陵君凭借其存赵救亡的旷世恩义、贵公子的身份及其在赵国的巨大声望，更借助与平原君赵胜的深厚情谊，开始极力游说赵孝成王与平原君。他陈说利害，剖析大势，言辞间既有对赵国安危的深切关怀，亦不乏对天下大势的宏阔视野，明确指出与燕国结盟并非可选之余地，而是存亡之必需，时机紧迫，不容迟疑。
与此同时，一些难以追查源头的“流言”，开始在邯郸的市井与宫廷、燕国蓟城的巷陌与庙堂之间悄然滋生、传播。流言描绘了秦国如何暗中以重金厚礼贿赂燕国重臣，意图离间燕赵，甚至诱使燕国趁赵之危南下分羹。这些“流言”如同无形的风，加剧了燕国对秦国“远交”表象下真实用心的警惕，也使得赵国君臣对北方边境的安全多了一分忧虑。
在信陵君不遗余力的正面推动与“流言”暗中催化的双重作用下，赵孝成王与相国平原君赵胜终于被说服，深刻意识到联燕抗秦的战略价值。赵国遂正式派遣能言善辩、通晓利害的使者前往燕国。燕国新君燕孝王（或当时在位之燕王）同样感受到西秦迫近的压力，几番外交折冲与利益权衡之后，双方一拍即合。
最终，赵燕联盟正式达成！两国盟誓：摒弃前嫌，互不侵犯；开放边市，互通有无；更约定一方遭秦攻击，另一方须出兵援救，在军事上结成互助同盟，共同应对虎视眈眈的强秦。
苏秦借力打力，通过“蛛网”影响信陵君及其门客，再借信陵君之力推动赵国决策，最终促成了北方两大诸侯的携手。这巧妙而隐蔽的运作，为他那宏大“近交”战略的棋盘，落下了至关重要、坚实有力的第一颗棋子。北方抗秦力量，由此得以初步整合，一道对抗强秦的联合阵线，开始在太行山两侧悄然构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