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人沟的冬日漫长而寂静。积雪覆盖着山间的每一条小路，北风呼啸着穿过光秃秃的树林，仿佛要将世间一切声音都吞噬。苏秦身披厚重的貂裘，站在那间简陋的木屋窗前，目光穿透飘飞的雪花，望向山外看不见的远方。
“蛛网”的线人每隔半月便会冒险穿过被风雪封锁的山道，送来一卷卷用蜜蜡密封的细绢。这些讯息支离破碎，有时前后矛盾，有时语焉不详，但苏秦凭借着自己对整个天下棋盘的深刻理解，能将这些碎片拼凑出一幅清晰得令人心悸的图景——那个曾经被他用尽心力、凭借三寸不烂之舌维系起来的合纵联盟，正在以无可挽回的速度土崩瓦解。
维系联盟的，从来不是虚无缥缈的道义，而是对西方那头黑熊的共同恐惧，以及一个能够震慑所有人、协调各方利益的核心人物。如今，恐惧虽然仍在，可那个核心——他自己——在世人眼中已经“死去”。那些曾经被合纵大义暂时压抑的私欲、积怨、贪婪与野心，如同被囚禁已久的凶兽，终于挣断了锁链，发出震天的咆哮。
第一个发难的，竟是曾经的盟友。
赵国在平原君赵胜与赵胜的全力推动下，完成了对朝堂的清洗。那些曾与苏秦过从甚密、或被认为“过于亲苏”的官员，或贬谪，或外放，或被安上各种罪名悄然消失。邯郸街头偶尔还能听到几声为武安君鸣不平的私语，但很快便湮没在官方引导的舆论浪潮中——一切错误都可以归咎于那个已死的、曾经权倾朝野的“外臣”。
清除了内部“苏秦余毒”的赵国，在平原君赵胜的铁腕掌控下，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扩张野心。赵胜不甘心赵国的影响力因苏秦的“死亡”而衰落，他渴望证明，没有苏秦，赵国依然是、而且更应该是三晋的领袖，甚至是天下的主宰。他将目光投向了南方的邻居。
“魏国在武安君遇刺一事上态度暧昧，屡有与秦暗通款曲之嫌，实乃背弃盟约，祸乱合纵之根源！”
一纸措辞严厉的国书被快马送至大梁。与此同时，赵国名将廉颇麾下的十万精锐，以“冬季演武”为名，悄然开赴赵魏边境的邺城、中牟一线。旌旗猎猎，甲胄森寒，战马的嘶鸣打破了黄河两岸冬日的宁静。赵军并不急于进攻，只是每日在边境耀武扬威，操练阵型，那种沉默的压力比真正的刀兵更为可怕。平原君的使者则不断向魏国提出各种苛刻要求：割让边境五城，赔偿“合纵损失”粮秣三十万石，允许赵国“代管”河内部分要隘……其吞并魏国西部富庶城邑的野心，昭然若揭。
大梁城内的魏国王宫，笼罩在一片惶惶不可终日的阴云之中。
庸懦的魏安厘王魏圉早已没了主意，只会一遍遍询问相国魏齐：“如之奈何？如之奈何？”肥胖的魏齐同样面色惨白，额头上冷汗涔涔。他擅长内斗敛财，玩弄权术，可面对赵国实实在在的兵锋，却束手无策。抵抗？魏军早已不是吴起时代那支令天下胆寒的魏武卒，近年来屡败于秦赵，士气低迷。硬抗赵国，无异于以卵击石。屈服？割地赔款的屈辱且不说，赵国的胃口一旦被打开，谁能保证不会是下一个被彻底吞并的中山国？
于是，魏国上演了一出极其丑陋的外交摇摆戏。
一方面，魏齐派出能言善辩的使者，携带重礼前往邯郸，言辞卑微至极，将魏国描述成“赵国最忠诚的兄弟之邦”，将之前与秦国的任何接触都辩解为“刺探虚实”、“不得已的虚与委蛇”，并私下许诺了诸多商业通商的好处，试图软化平原君的态度。
另一方面，魏国又偷偷派出密使，携带魏王圉的亲笔信和魏齐的私人口信，星夜兼程南下郢都，向楚国求救。信中极尽哀恳，许诺若能解魏国之围，愿以淮北部分城邑相赠，并将共同制约赵国。魏国企图在赵楚之间玩平衡，却不知自己懦弱首鼠的姿态，早已被双方看在眼中，徒增鄙夷。
果然，楚国的春申君黄歇，这位以智计闻名、野心勃勃的令尹，敏锐地抓住了这个天赐良机。
黄歇一直对合纵框架下楚国的地位心怀不满。在他看来，合纵是北人（三晋）利用楚国的力量对抗秦国，楚国出力甚多，所得甚少，还要受苏秦那个“纵约长”的节制。如今苏秦已死，三晋内讧，正是楚国北上中原、重新确立霸权的大好时机。
他慷慨激昂地对楚考烈王陈述：“魏国无道，背盟在先，今为赵国所伐，乃咎由自取。然赵国陈兵黄河，其势汹汹，恐非仅为惩戒魏国。若任其吞魏，赵国坐大，则其南下之势必不可挡，届时我楚之北境，焉有宁日？为天下计，为楚国计，臣请以‘调停’为名，出兵北上，一则示好于魏，二则震慑于赵，三则……可趁此良机，收取淮泗之地，安抚中原人心。”
一番话说得冠冕堂皇。很快，楚国的“调停”大军在景阳等将领的率领下，打着“止戈为武，安定中原”的旗号，浩浩荡荡开出方城，北渡汝水，进入魏国南部和原宋国故地。楚军所到之处，并不急于与赵军接触，反而以“保护”、“接管”为名，迅速占领了魏国南部多处城邑，并开始向富庶的陶邑（原宋国商业中心）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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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间，中原大地上出现了诡异的景象：赵军在北，虎视眈眈；楚军在南，步步为营。而被夹在中间的魏国，如同被两只猛虎盯上的肥羊，瑟瑟发抖。赵楚两国使者在大梁和邯郸、郢都之间频繁往来，言辞客气，互相指责对方“破坏和平”、“心怀叵测”，实则都在暗中较劲，划分着势力范围。魏国的领土与主权，成了谈判桌上可以随意切割的筹码。中原局势，因这两强的介入，非但没有缓和，反而变得更加混乱、险恶。
而东方的大海之滨，齐国这艘曾经与秦国并驾齐驱的“东帝”大船，在齐襄王田法章和大部分旧贵族的操纵下，正彻底转向。
秦国相国范雎派出的使者络绎不绝地前往临淄。他们不再提“远交近攻”的战略，而是带来了极其实际、令人难以拒绝的诱惑：秦国承诺，绝不东出函谷关威胁齐地；秦国愿意以优惠价格，长期、大量购买齐国的海盐、丝绸；秦国甚至暗示，愿意支持齐国向周边（比如鲁国残余势力，或者燕国）扩展影响力，双方“共分天下”。
齐襄王本就对苏秦那一套“合纵抗秦”不甚热衷，在他看来，秦国远在西方，与齐国并无直接利害冲突，为何要为了三晋那些“反复无常之徒”去得罪强秦？更何况，苏秦已死，合纵已散，齐国何必再为此虚名所累？以相国后胜为首的大部分齐国贵族，更是只关心自家封地的收益和临淄的奢华享受，秦国的商业承诺让他们垂涎三尺。
于是，齐国朝廷几乎毫无阻力地倒向了“事秦”一边。他们不仅公开断绝了与赵、魏等国的官方往来，驱逐了仍在临淄游说的合纵派人士，更默许秦国的商队、乃至一些伪装成商队的战略物资，通过齐境转运。当赵国愤怒地质问时，齐人只是敷衍地表示“此乃民间商贸，官府不便干预”。
更令人扼腕的是，齐国朝廷开始对内进行清洗。任何仍坚持抗秦、怀念合纵理念的人，都受到排挤打压。而最大的目标，便是那位凭借火牛阵复国、享有崇高声望的安平君田单。
田单空有复国之功和卓越的治军才能，却因始终坚持“秦乃天下大患，齐不可不防”的观点，被视为“不识时务”、“破坏齐秦邦交”。齐襄王听信后胜等人的谗言，不断削弱田单的兵权，将其调离临淄中枢，最后索性让他去驻守相对偏远的即墨一带。田单麾下的军队被抽调，粮饷被克扣，曾经的部下被调离或收买。这位孤傲的老将，困守在海滨的即墨城中，望着潮起潮落，手中空有韬略，却无兵无粮，更无朝廷支持，只能眼睁睁看着齐国滑向亲秦的深渊，举步维艰，心中悲愤，却无可奈何。
在这样的大国撕扯中，最痛苦的莫过于韩国。
这个地处天下腹心、四战之地的蕞尔小国，此刻如同狂风暴雨、惊涛骇浪中一叶随时会倾覆的孤舟。西面，是虎视眈眈的宿敌秦国，虽然暂时沉默，但压力无处不在；北面，是强势压境的赵国；东面，是态度暧昧、随时可能落井下石的魏国；南面，则是意图北上、对韩国南部领土也未必没有想法的楚国。
韩国派往各国的求救使者，带去的国书字字血泪，哀恳列国看在昔日盟约份上，救韩国于危难。然而，这些微弱的呼声，完全淹没在赵国对魏国的恫吓、楚国“调停”的喧嚣、齐国“事秦”的自得以及各国为自己利益争吵的声音之中。无人真正关心韩国的存亡，它只是棋盘上一块可能被任何一方随手吃掉的小小边角。韩王仓每日在宫中长吁短叹，丞相张平一筹莫展，整个新郑城，都弥漫着一种末日将至的绝望气息。
至于更北方的燕国，自从子之之乱、齐国入侵后，国力大损，偏安一隅。燕王哙之后，燕国几乎从国际重大事务中消失。在如今这场合纵崩溃后的大混乱中，它更是被列国彻底遗忘在苦寒的辽东，无人问津，只能在寒风中默默舔舐伤口，等待或许永远不会到来的复兴之机。
合纵的大旗早已倒下，名存实亡。列国之间，昨日还是歃血为盟的兄弟，今日已是为边界一块田地、一座城池而兵戎相见的仇敌。旧的秩序随着苏秦的“死亡”而崩塌，新的秩序却远未建立，战国重新赤裸裸地回到了那个最原始、最残酷的弱肉强食的丛林时代。猜忌代替了信任，背叛代替了盟约，刀剑代替了玉帛。
而这一切混乱、纷争、内耗与衰弱的景象，都通过秦国那无孔不入的黑冰台密探，化作一份份详实冷静的报告，被快马加鞭，送过函谷关，送过渭水，送到了咸阳宫那深邃的大殿之中，呈递在了秦王嬴稷和相国范雎的案头。
西方，那只假装打盹、实则一直冷眼旁观的猛虎，终于缓缓抬起了头，舔了舔锋利的爪牙，金色的瞳孔中，倒映着东方山河破碎、烽烟四起的景象。它知道，等待已久的最佳时机，或许就快要到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