稷下学宫的辩论，如同插上了翅膀，迅速传遍临淄，并向着山东各国扩散。蒯彻等人“力挫”稷下名宿田骈的消息，极大地鼓舞了合纵派的士气，也让苏秦及其门客智囊团的声望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然而，树大招风。合纵派在舆论上的高歌猛进，自然也引来了更强烈的反扑。这一次，发难的并非纯粹的纵横家或权谋之士，而是以齐鲁之地儒家学者为首的一批人。
儒家，自孔子以来，便推崇“王道”、“仁政”，主张“和为贵”，对于苏秦、张仪这等凭借口舌纵横捭阖，挑起或利用国家间争端以获取个人名利的“纵横家”，向来是鄙夷和排斥的。他们将纵横家视为扰乱礼乐秩序、败坏道德人心的“巧言令色”之徒。
在他们看来，合纵连横，无论其口号多么冠冕堂皇，本质上都是将天下苍生置于战火之上的不仁之举。尤其是苏秦，身佩六国相印，看似尊荣无比，实则不过是利用各国矛盾攫取权力的“权奸”，其行为与儒家提倡的忠君爱国、修身齐家之道背道而驰。
于是，在稷下辩论之后不久，一批以鲁地大儒孟卯为首的儒家学者，公开发难。他们并未直接挑战合纵的战略价值，而是将矛头直指苏秦个人及其所代表的纵横家学派的道德操守。
孟卯在临淄一处着名的讲学场所，公开抨击：“夫苏秦者，凭三寸不烂之舌，摇唇鼓舌于列国之间，朝秦暮楚，毫无忠信可言！其所谓合纵，不过是为己身攫取功名利禄之阶梯！何曾真正将天下百姓疾苦放在心上？观其行迹，离家不顾，妻不下织，贪慕权势，此等无父无君、不仁不义之徒，焉能担当安邦定国之重任？纵使其术偶成，亦不过是权宜之计，终非长治久安之道！天下欲安，当行仁政，施王道，而非效此等诡诈之术！”
这番抨击，极其恶毒，直接攻击苏秦的人格根基，试图从根本上瓦解其权威性和号召力。消息传到邯郸，苏秦门客集团顿时群情激愤。
这一次，无需苏秦亲自下令，门客中以鲁仲连为首的一批兼具辩才与侠气的士人，主动请缨，前往临淄，要与这些儒家学者“论一论这天下大道，辩一辩这忠奸仁义”！
鲁仲连，年纪虽轻，却以慷慨重义、智勇双全闻名，他并非纯粹的纵横家，思想更为驳杂，但也正因如此，应对起儒家学者的攻击，更能切中要害。
鲁仲连率数人抵达临淄后，并未选择稷下学宫那样的正式场合，而是直接在孟卯讲学之处，当众与之辩论。
面对孟卯对苏秦“无父无君、不仁不义”的指责，鲁仲连昂然不惧，朗声反驳：
“孟公之言，差矣！仲连敢问，何为忠？忠于一家一姓之君，是为小忠；忠于天下苍生之安泰，方为大忠！苏子周游列国，非为个人名利，乃是见暴秦无道，虎视山东，列国危如累卵，百姓将遭涂炭！故不惜以身犯险，奔走呼号，促成合纵，此乃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之大仁大义也！岂是拘泥于一家一室之小忠小义可比？”
他声音激昂，带着一股浩然之气：“孟公言苏子离家不顾？岂不闻‘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当此天下板荡之际，若人人只知蜷缩于家室，苟全性命，则暴秦铁蹄之下，安有完卵？苏子舍小家而顾天下，此等胸怀，孟公以‘不仁不义’斥之，岂非颠倒黑白？！”
“至于所谓‘贪慕权势’，”鲁仲连嗤笑一声，“苏子佩六国相印，看似尊荣，然其身处风口浪尖，日夜操劳，既要应对强秦明枪暗箭，又要调和六国内部纷争，殚精竭虑，寝食难安！此等‘权势’，如同烈火烹油，常人避之不及！苏子若为个人权势，何不择一强国而栖，安享富贵？何必行此艰难险阻之事？此正是其公而忘私之明证！”
鲁仲连的辩驳，立足于更高的“天下”视角，将苏秦的个人行为赋予了救亡图存的宏大意义，巧妙地化解了“不忠不孝”的指责。
孟卯等人又以“诡诈之术”非君子所为来攻击。鲁仲连则反唇相讥：“面对虎狼之秦，若只知空谈仁义，无异于待宰羔羊！非常之时，当行非常之法！合纵连横，乃是存亡之术，关乎亿万生灵之生死存亡，岂能等同于市井无赖之欺诈？若按孟公之言，莫非要我山东列国，皆放下兵戈，对秦人歌功颂德，行那‘仁政’，坐待其吞并不成？此非仁政，实为亡国之论！”
鲁仲连言辞犀利，气势如虹，又兼其本人素有侠义之名，言行合一，极具说服力。反观孟卯等儒生，其论调虽占据道德高地，但在残酷的战国现实面前，却显得有些不切实际，苍白无力。
几轮交锋下来，鲁仲连等人不仅成功扞卫了苏秦的声誉，更在辩论中阐明了合纵抗秦的正当性与紧迫性，甚至反过来动摇了部分儒家学者固守的教条。许多旁观的士人和百姓觉得，鲁仲连所言，似乎更贴近这乱世的生存之道。
苏秦门客，再次力压群儒。经此一役，针对苏秦个人的道德攻击浪潮被有效遏制，合纵思想的传播，扫清了一大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