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览馆的灯光一盏盏熄灭，巨大的空间被阴影迅速吞噬，只留下清点区一盏孤零零的工作灯。
苏棠独自站在空旷的展厅中央，空气里还残留着人群散去后的微热和颜料的淡淡气味。
一切都结束了，又或者说，一切才刚刚开始。
她的指尖在空空如也的口袋里蜷缩了一下，那支绿色蜡笔的触感仿佛还烙印在指腹的皮肤纹路里。
物资清点进行到一半时，她的动作停顿了。
登记簿上，“公共创作画材”一栏下，所有的项目都用红笔打上了勾，唯独“绿色蜡 - 7号”后面是一片空白。
没有借取记录，没有归还记录，就像它从未存在过一样。
然而，那面几乎被名字和图案填满的“名字墙”，最核心的位置，那个稚嫩却有力的“林小遥”，就是用这支笔写下的。
苏棠没有询问任何人，她平静地合上登记簿，走向安保室。
监控录像的回放画面带着低帧率的卡顿，像一帧帧沉默的默片。
时间被拖拽回展览闭幕前的最后一个小时，人流已经稀疏。
她一眼就看到了那个身影。
一个穿着蓝白相间校服的小女孩，背着一个有些过大的书包，独自蹲在“名字墙”前。
她的侧脸被垂下的头发遮住，看不真切，只有握笔的姿势异常专注，手腕绷得很紧，仿佛在用尽全身的力气刻下那三个字。
女孩写完后，没有立刻离开，而是用手指轻轻抚摸了一下那些笔画。
然后，她站起身，将那支蜡笔小心翼翼地放进了自己校服的口袋里，转身混入了稀疏的人群，消失在摄像头的死角。
苏棠按下了暂停键，将画面放大。
女孩手中的那支笔，翠绿色的笔杆在监控的灰白画面中依然能分辨出与众不同，而在笔杆的末端，一个因为像素模糊而几乎无法辨认的刻痕，依稀能看出是“t7”的轮廓。
那是她童年时用小刀亲手刻下的编号。
t，棠。
7，七岁。
那个被她和姐姐苏砚一同锁进生锈铁盒里的秘密。
苏棠没有选择报警，也没有试图去追踪那个女孩的身份。
她只是将那一帧画面截图，用最高分辨率打印了出来。
照片是黑白的，女孩的身影模糊不清，像一个来自过去的幽灵。
她将照片对折，夹进了一本厚厚的，封皮上写着《未名者文献角》的档案夹里。
在档案夹新增的扉页上，她用黑色钢笔写下标题——“物品流转志”，编号001。
同一时刻，城市另一端的法医中心解剖室内，苏砚正拧紧最后一个消毒柜的阀门。
作为值夜班的法医，她早已习惯了这种与死寂为伴的宁静。
但今晚有些不同。
头顶的紫外线消毒灯正在以一种令人不安的频率闪烁，并非接触不良的滋滋作响，而是一种沉默的、有节奏的明暗交替，像一只正在呼吸的巨兽的眼睑。
她走到墙边，检查了定时器，一切正常。
机械的读秒声清晰而稳定，与灯光的诡异闪烁毫无关联。
苏砚的目光扫过冰冷的不锈钢解剖台，那上面空无一物，光洁如镜。
她沉默地站立了片刻，然后戴上乳胶手套，从柜子里取出一瓶鲁米诺试剂和喷壶。
试剂被均匀地喷洒在解剖台的中央区域，她关掉了室内所有的常规照明。
瞬间，整个房间陷入了深海般的黑暗，只有那盏紫外线灯还在固执地闪烁。
在幽蓝的光线下，惊人的一幕发生了。
原本空无一物的台面上，一滩蓝色的荧光缓缓浮现，最终汇聚成一行歪歪扭扭的字迹。
“今天我写了林小遥。”
字迹很稚嫩，与几天前第一次出现的那个名字“林小遥”在起笔和收笔的习惯上完全吻合。
它们就像是同一个孩子，在用一种无人能解的方式，在这张为死亡服务的冰冷台面上，记录着自己的日记。
苏砚静静地看着那行发光的字，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她没有去擦拭，也没有去记录。
良久，她重新打开灯，那诡异的蓝光瞬间消失，仿佛从未出现过。
她脱下手套，走到角落的一个储物抽屉前，拉开。
里面整整齐齐地码放着一盒全新的绿色蜡笔，和苏棠丢失的那支是同一品牌，同一色号。
她取出一支，走到解剖台旁的一张矮凳边，将那支崭新的、未贴任何标签的绿色蜡笔，轻轻地放在了凳子的边缘。
像是一个无声的祭品，又像是一个心照不宣的邀请。
同一时刻，在城市的电波网络中，周远正对着频谱分析仪上的一条异常曲线皱眉。
作为市广播电台的信号监测员，他的工作枯燥而精确。
到现在已经是第七个晚上了，每到午夜零点，774兆赫的广播线路都会出现一次持续03秒的空白音频。
这在技术上是几乎不可能被普通听众察觉的瑕疵，但在他的设备上，却像一道反复出现的伤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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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晚，这道伤疤出现了新的变化。
在空白音频的末尾，一个微弱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回声被捕捉到了。
周远立刻进行信号放大和降噪处理。
那是一段极短的哼唱，不成调，像一个孩子在无意识地哼着歌。
他将这段音频导入声纹比对数据库，当匹配结果弹出的瞬间，他的瞳孔猛地一缩。
录音文件来自二十年前市福利院的一段存档影像资料。
周远的心跳漏了一拍。
他立刻切断了正常的监测流程，开始沿着774兆赫的物理线路进行逆向排查。
信号的源头指向了城市边缘一个早已废弃的水泵房。
当他赶到那里时，只看到一个被撬开的信号发射器，主机板被雨水泡得彻底报废。
但那个外接的、本应储存着异常信号源数据的存储卡，卡槽却是空的。
有人比他先到一步，取走了关键的证据。
周远在潮湿的空气中站了很久，最终只在维修日志的最后一页，用铅笔画下了一个潦草的蝴蝶图案。
他撕下那一页，折好，塞进一个牛皮纸信封，没有写收件人，只在投递地址栏写上了“市心理健康支援组信箱”。
与此同时，裴溯的办公桌上，一份来自市教育局的红头文件正静静地躺着。
这是一份关于“城市记忆教育试点”项目需要补充法律背书的通知。
作为市里最年轻的法务顾问，这本是一件程序化的工作，他可以直接引用已公开的提案内容，十分钟就能完成。
但他没有这么做。
他关掉手机，拒绝了所有的会客，枯坐了整整一个下午。
黄昏时分，他重新打开电脑，新建了一个文档，标题是：《关于未成年人参与公共记忆建构的程序正义与权利指引》。
他逐字逐句地敲打着，推翻了所有现成的模板，用一种近乎偏执的严谨，重新构建着法理逻辑。
在文件的第三章第七条，他特别增设了一个条款，一个在现有法律体系中从未有过的概念——“匿名表达权”。
条款写道：在不触及公共安全及他人合法权益的前提下，未成年人有权以匿名或符号化的方式，对公共记忆进行补充、修正和表达，其表达内容应受保护，不得被强制溯源或定义。
递交这份远超要求、甚至有些“出格”的文件时，他在附言栏里只留下了一句话：“有些声音，在被听见之前，本就不该被提前定义。”
三天后，苏棠将展览剩余的画作和材料转交给了城西的一家社区中心。
她向负责人提议，在这里设立一面“流动名字墙”，让那些没有机会参与展览的孩子也能留下自己的声音。
负责人面露难色，经费是个大问题。
苏棠的解决方案很简单：“管理成本，可以用附近中学学生的课后志愿服务来抵偿。”
提议通过了。
又过了三天，在社区中心那面新粉刷的涂鸦墙上，出现了第一行字。
不是用蜡笔，而是用最普通的白色粉笔，字迹清秀而坚定。
“我叫陈默，我记得林小遥。”
这句话像一颗投入水中的石子，在寂静的墙面上漾开了一圈无形的涟漪。
夜已深。
苏砚完成了所有的收尾工作，准备离开解剖室。
在关上门的最后一刻，她像是被一种莫名的力量牵引，习惯性地回头看了一眼。
她的目光凝固了。
那张矮凳上，她三天前放下的那支全新的绿色蜡笔，只剩下了半截。
另一半的碎屑散落在凳子下方的地面上，像是被谁用力地掰断了。
她的呼吸一滞，缓缓走回去，弯腰拾起其中最大的一块碎屑。
就在她准备将它扔掉时，一个微小的细节刺痛了她的眼睛。
在蜡笔断裂的笔芯横截面上，有几道极其细微、几乎要用放大镜才能看清的刻痕。
那不是意外的划伤，而是用针尖之类的东西，刻意为之。
她将碎屑凑到灯下，指尖因为用力而微微发白。
那几个由刻痕组成的字，是反向的，如同镜子里的倒影。
她辨认了很久，才终于读懂了那两个字。
苏棠。
苏砚的指尖开始无法控制地颤抖。
她猛地拿出手机，通讯录里那个熟悉的名字在屏幕上闪烁。
她深吸了一口冰冷的、混杂着消毒水气味的空气，终于按下了拨号键。
电话接通了，听筒里传来妹妹熟悉的声音。
“姐？”
苏砚紧紧地捏着那块蜡笔碎屑，指甲几乎要嵌进掌心。
她听到自己的声音干涩而紧绷，像一根即将断裂的弦。
“明天……来解剖室一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