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熟悉的三个字是“苏棠”。
梧桐叶仍旧覆盖着那个名字的最后一划，像一个固执的秘密。
几天过去，风来过又走，这片枯黄的叶子却纹丝不动，仿佛被无形的力量钉在了石壁上。
苏砚走近了些，才借着清晨微弱的光线看清了原委。
那个不知名的小女孩用来描摹笔画的粉笔，并非寻常的教学粉笔，而是含蜡的油画棒。
蜡质的粉末渗入石材的微小缝隙，与夜里的露水混合，形成了一层几乎看不见的、带有黏性的薄膜，将这片叶子牢牢吸附。
它像一枚琥珀，将一个瞬间封存。
苏砚没有伸手揭去它。
她只是静静地看了一会儿，然后从自己的工作包里，摸出了一支她为法医绘图准备的绿色蜡笔，轻轻地、小心翼翼地放在了那面墙的底座上，就在那个名字的正下方。
有人在用自己的方式记得，那么真相，就不必急于在光天化日之下显露。
同一时刻，市检察院。
裴溯的指尖在光滑的办公桌面上轻轻敲击，发出沉闷而规律的声响。
他面前摊开的，是一封打印出来的匿名投诉信。
信的措辞严厉而正式，直指他三年前提交的一份“历史遗留案件复查建议”存在严重的档案伪造嫌疑，要求纪检部门介入调查。
这是个足以断送他职业生涯的指控。
裴溯的脸上没有任何波澜。
他关掉邮件界面，起身走向档案室。
那里存放着所有报送文件的原始签收记录。
他熟练地抽出三年前那个季度的登记簿，翻到指定日期。
那一页的纸张触感，比前后几页要新，也更平整一些。
他用指腹轻轻摩挲着签收栏里的那个名字，墨迹的边缘有极其轻微的洇散，与登记员惯用的碳素墨水在陈年纸张上应有的状态不符。
有人替换了这一页。一场不动声色的栽赃。
直接向组织申诉，只会陷入无休止的自证泥潭，正中对手下怀。
裴溯回到办公室，从保险柜里取出当年那份建议的原始复印件。
他没有做任何标记，只是将其又复印了五份，分别装入五个牛皮纸信封。
收信人，是五位早已退休、但曾在司法改革中扮演过关键角色的老法官。
他在每份复印件上只附了一张便签，上面用打印机打着一行字：
“若这份建议不该存在，请您亲手销毁。”
他没有留下任何署名，只是将信封投进了街角的邮筒。
这不是求助，而是一场赌博，赌的是那些老人们心中尚未冷却的法治理想。
三天后，一场并不起眼的退休干部座谈会上，其中一位老法官在发言的末尾，看似闲谈般地提了一句：“我们当年推动司法公正，就是为了不让任何一个人的名字被遗忘。我最近在想，那些‘未名者档案’的伦理价值，或许比卷宗本身更重要。”
这句语焉不详的话，被一位在场的记者敏锐地捕捉到。
次日，一篇题为《被遗忘的档案：司法体系的最后一道良心拷问》的评论文章悄然出现在一份法制内刊上。
舆论的风向，在无声无息间，开始转向。
周远是在旧城区一个破败的社区公告栏上看到那则寻人启事的。
与其说是寻人，不如说是求助。
一位家长用手写的文字，焦急地描述自己患有失语症的孩子，近半年来总在反复画同一个图案——一只翅膀纹路奇异的蝴蝶。
他们找过很多心理医生，都无法解读，希望能有更专业的专家提供帮助。
启事下面贴着一张孩子画作的复印件。
那只蝴蝶的翅膀上，没有寻常的斑点或线条，而是一个由同心圆和放射线组成的、类似某种徽记的图案。
周远的瞳孔猛地一缩。
他迅速用手机拍下照片，回到自己的信息处理工作室。
经过十几分钟的图像比对和数据库模糊搜索，一个被标记为“高度机密”的文件夹被解开了权限。
屏幕上，那个蝴蝶图案与一个名为“白塔项目”的内部标识，重合度高达百分之九十八。
他没有联系警方，更没有直接联系那个焦虑的家长。
他拨通了一个电话，电话那头是一个年轻女孩的声音。
“苏棠，”周远的声音一如既往地平稳，“我这里有一个心理支援志愿者的机会，一个失语症儿童。资料我发给你，你以志愿者的身份去接触她。”
“好的，周老师。”
“记住，”周远补充了一句，语气变得异常严肃，“整个过程，不要让她开口说出任何名字，尤其是你自己的。但你必须用你的方式让她知道，她的画，有人听见了。”
苏棠是在一周后收到那个匿名包裹的。
包裹不大，用最普通的牛皮纸包着，上面没有寄件人信息，只有一个打印出来的标签：“送给会写字的姐姐。”
她拆开包裹，里面是一本儿童绘画集。
画集的纸张很粗糙，像是从普通的作业本上撕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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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第一页，是铺天盖地的火光，简陋的线条却充满了惊人的恐慌感。
接下来的几页，全是模糊的人影在火光中奔跑、倒下。
画风充满了孩童式的凌乱，却又透着一种超越年龄的绝望。
苏棠的心一页比一页沉。直到最后一幅。
画面的混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冰冷而清晰的线条。
那是一间空旷的房间，正中央是一张解剖台。
台上没有尸体，只有两个用简笔画成的小女孩，她们手牵着手，仰面躺着。
她们的脸上没有五官，只有两双空洞的眼睛，直勾勾地望着画外。
苏棠感到一阵彻骨的寒意。
她将画纸翻过来，在背面靠近纸张边缘的地方，发现了一行用铅笔写下的、小到几乎无法辨认的字：
“我也写了名字。”
是谁？
是谁在通过另一个孩子，向她传递这个来自地狱深处的信息？
她没有去追查包裹的来源，她知道那只会是徒劳。
她走到图书馆的复印机前，将这最后一幅画复印了十份。
然后，她去了市图书馆三楼那个最冷清的角落——“未名者文献角”。
那里存放的，都是一些因年代久远或资料不全而无法确认身份的受害者的相关文献。
她像一个幽灵，悄无声息地将这十张复印画，分别夹进了十本厚重的文献资料书中。
种子已经播下，只等它在某个不为人知的地方，悄然发芽。
市局物证中心的焚化炉在进行例行季度清理。
一名工人在清理炉膛底部的灰烬时，发现夹层里似乎卡着什么东西。
他用铁钳夹出来，是一块已经被熏得焦黑、但不知为何没有完全燃尽的硬纸角，大约只有指甲盖大小。
上面似乎有打印的字迹，他看不太清，只觉得是废纸，随手扔进了待处理的废弃物回收箱里。
下午，苏砚来物证中心递交一份解剖报告，正巧路过那个回收箱。
她的目光不经意地一瞥，瞬间定格在了那块小小的纸角上。
那上面残留的半行字迹，经过高温灼烧，已经模糊不清，但那独特的字体和编号格式，她绝不会认错。
“sy07……存活确认”。
她不动声色地对负责登记的警员说：“这里面有些污染物可能需要特殊处理，我带走做个分类。”警员不疑有他，挥了挥手。
回到自己的实验室，苏砚将那块残片放到了显微镜下。
她小心翼翼地调整着焦距，观察着纸张边缘的纤维走向和碳化痕迹。
没错，这种掺杂了特殊防火纤维的纸张，正是当年那座疗养院用来打印重要档案的特制纸。
而焚化炉夹层里遗留的痕迹，也与当年那批“销毁清单”上记录的焚化时间和温度范围完全吻合。
这份“存活确认”，本该在那场大火中，与疗养院的所有秘密一同化为灰烬。
可它活了下来。
苏砚没有将这个发现上报给任何人。
她用证物袋将这块小小的纸角密封好，然后，将其夹进了自己那本已经翻得起了毛边的《法医学基础》里。
那本书，她每天都会翻阅。
这块纸角，就像一段不肯熄灭的余烬，被她妥善地安放在了冰冷的理论知识之间。
裴溯办公室的门，在深夜被人从门缝里塞进了一个东西。
第二天一早，他发现了那个掉在地毯上的黑色u盘。
没有犹豫，他将u盘插入了一台与内部网络完全物理隔离的电脑。
没有病毒，u盘自动播放了一段音频。
嘈杂的背景音里，他听到了自己和苏砚的声音。
那是几天前，他们在他的顾问办公室里的一次争执。
录音的质量很高，连呼吸声都清晰可闻。
“……你必须停止用自己的方式调查！这会害死你！”这是他的声音，压抑着怒火。
“真相就是真相，它不会因为被掩盖就消失。”这是苏砚的声音，冰冷而固执。
录音的末尾，是他情绪失控下的一句话，被清晰地截取了出来：“别再执迷不悟了，苏砚！你妹妹早就死了！”
裴溯按下了暂停键。
他立刻调取了自己办公室门口走廊的监控。
监控画面显示，在凌晨三点零七分，一个穿着清洁工制服、戴着帽子和口罩的身影，低着头迅速走过，在经过他门口时有一个极其短暂的停留。
整个过程不到三秒，对方面容模糊，无法辨认。
他本可以立刻报警，以“非法窃听”和“威胁公职人员”立案。
但他没有。
他坐在电脑前，沉默了许久。
然后，他将那段录音复制到电脑硬盘里，新建了一个文件夹，将其命名为“证据备份”。
做完这一切，他右键点击文件夹，选择加密，在设置密码提示时，他敲下了一行字：
“她说她会写字。”
夜色渐深，窗外的城市灯火明灭，像无数双窥探的眼睛。
裴溯知道，对方的警告已经抵达。
这不是结束，而是战争真正开始的号角。
他们试图用他和苏砚之间最深的伤痛来离间他们，却不知道，这反而让他确认了一件事——苏砚所追寻的方向，无比正确。
同一片夜空下，市法医中心的解剖室里灯火通明。
苏砚正在值夜班，空气中弥漫着福尔马林和消毒水混合的、冰冷而独特的气味。
她刚刚完成了一份常规的尸检报告，正在电脑前录入数据。
一切都和往常的任何一个夜晚一样，安静得只能听到中央空调通风系统发出的低沉嗡鸣。
突然，那规律的嗡鸣声中，似乎夹杂进了一丝极不协调的、轻微的异响。
像是什么东西，在金属管道的内壁上，被缓缓拖动着。
声音很轻，若有若无，但在这死寂的环境里，却显得格外清晰。
苏砚停下了敲击键盘的手，抬起头，目光投向天花板上那个白色的通风口。
冰冷的寒意，顺着她的脊椎，一寸寸向上攀爬。
这股寒意，与解剖室的低温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