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国（937年—1253年）是中国历史上以云南为中心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其法律法规因时代久远、史料匮乏，具体内容已难以完整考证。目前对大理国法律制度的了解，主要基于有限的历史文献、考古发现及民族学研究的间接推断，整体呈现出“汉法与土着习惯法融合”“佛教影响显着”“因俗而治”等特点。以下从几个方面概述其法律概况：
大理国与宋朝长期保持朝贡关系，深受汉文化影响。其法律体系可能借鉴了唐宋律典（如《唐律疏议》《宋刑统》）的框架，例如对“十恶”“五刑”等核心制度的吸收，同时结合本土情况进行调整。
大理国境内民族众多（如白族、彝族、傣族等），各民族传统习惯法（如“盟誓制度”“赔命价”“血亲复仇”等）在司法实践中占据重要地位。例如南诏时期的“习惯法”可能被大理国继承，强调“以和为贵”，注重调解纠纷。
大理国尊崇佛教（“妙香国”之称），佛教教义（如“因果报应”“不杀生”）对社会伦理和法律观念影响深远。统治者可能将佛教戒律融入法律，倡导“仁政”“轻刑”，减少残酷刑罚的使用。
大理国实行封建领主制，法律维护王室、贵族及领主的特权，对不同等级的服饰、礼仪、土地所有权等有严格规定。例如《张胜温画卷》中反映的等级秩序，可能与法律中的身份制度相关。
土地归王室所有，分封给贵族和寺院，禁止私人随意买卖。法律可能对土地租佃、赋税征收（如“贡赋制度”）、商业贸易（与中原、东南亚的互市）进行规范，考古发现的“大理国时期契约文书”（如土地买卖、借贷契约）可佐证这一点。
婚姻制度可能保留“同姓不婚”“一夫多妻（贵族）”等习惯，继承以父系为主。民间纠纷多通过“村社长老调解”“盟誓”等方式解决，重大案件由领主或中央司法机构裁决。佛教寺院可能也承担部分调解功能。
中央可能设有类似唐宋“大理寺”的司法机构，地方由领主或土官兼理司法。诉讼程序可能较为简便，注重口供和证人证言，神明裁判（如“捞油锅”“发誓”）在少数民族地区或有残留。
大理国自身的史书（如《大理图志》）已失传，现存史料多来自《宋史》《元史》等中原王朝记载，或明代《白古通记》等地方文献，内容零散且带有主观色彩。
大理国法律法规是中原汉法、佛教戒律与云南各民族习惯法的融合产物，具有“温和、务实、多元”的特点，其核心是维护封建统治秩序与民族和解。由于史料匮乏，具体条文已不可考，但通过间接证据可推断其基本框架与社会功能。这一法律体系既体现了中华法系的共性，也展现了边疆少数民族政权的独特法律智慧。
如需进一步研究，可参考《大理国史》（方国瑜）、《云南古代法律文化研究》等学术着作，或关注近年来大理国时期考古发现的新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