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国（916年—1125年），又称契丹国，是中国历史上由契丹族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规体系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因俗而治”着特点，即针对契丹族和汉族等不同民族实行差异化管理，同时融合了游牧民族传统习惯法与中原汉地成文法的元素。以下从法律制度的形成、主要特点、基本内容及历史影响等方面进行概述：
辽国法律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 契丹族早期以游牧为生，法律多为不成文的部落习惯法，内容侧重婚姻、继承、盗窃、斗殴等，刑罚较为严酷（如血亲复仇、没籍为奴等）。
- 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建国后（916年），开始制定成文法，命大臣耶律突吕不编纂《决狱法》，这是辽国第一部成文法典，主要吸收契丹传统习惯，同时借鉴唐代法律的部分原则。
- 辽太宗耶律德光灭后晋（947年）后，统治区域扩大到华北汉地，为适应民族差异，正式确立“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
- 辽景宗、辽圣宗时期（10世纪末至11世纪初），辽代法律进入成熟期，多次修订法典，逐步减轻刑罚，吸收汉法中的“十恶”“八议”等制度，试图融合蕃汉法律。
- 辽兴宗重熙五年（1036年），修订《新定条例》（又称《重熙条制》），共547条，进一步整合蕃汉法律，减少民族差异。
- 辽道宗咸雍六年（1070年），颁布《咸雍条制》，将法典统一为789条，标志着辽国法律从“分治”向“统一”的过渡，但“因俗而治”的底色仍存。
- 核心为“蕃汉异律”：契丹人犯罪由北面官（契丹官制）审理，适用契丹法；汉人犯罪由南面官（仿唐制官制）审理，适用汉法。例如，契丹人打死汉人，仅需赔偿牛马；汉人打死契丹人，则需处死并籍没其家（后期逐渐调整）。
- 婚姻制度上，契丹人保留收继婚（如兄死弟娶寡嫂），汉人则遵循儒家礼教，禁止同姓婚。
- 早期以习惯法为主，后期逐步吸收汉地成文法，但传统习惯（如“神明裁判”中的射鬼箭、掷骰子定罪）仍长期存在。
- 契丹法刑罚严酷，有鞭、笞、徒、流、死五刑，死刑包括凌迟、枭首、腰斩等；汉法则基本沿用唐律的五刑制度。
- 辽圣宗时期推行“汉化”改革，废除“连坐法”，减轻对奴婢的刑罚，体现儒家“恤刑”思想。
- 贵族、官员犯罪可通过“八议”“赎刑”减免处罚，奴婢、部曲地位低下，主人可随意处分，甚至杀戮（后期法律对奴婢生命权有所保护）。
- 罪名：吸收唐律“十恶”，但表述略有不同（如“谋叛”称“背国”），同时针对游牧社会特点，严惩“盗窃牛马”“逃亡”等罪。
- 刑罚：五刑之外，有“木剑”“大棒”等附加刑，契丹贵族可用金、银赎罪。
- 财产权：土地分为“头下军州”（贵族私产）、“斡鲁朵”（皇室财产）和“州县民田”（汉人耕地），法律保护土地私有权，但禁止汉人购买契丹贵族土地。
- 契约：买卖、借贷需订立“契券”，违约者受罚，契约纠纷由官府调解或判决。
- 契丹人实行一夫多妻制，重视氏族血缘；汉人实行一夫一妻（士大夫多纳妾），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 继承制度：契丹贵族爵位、财产由嫡长子继承，无子嗣者可由养子或兄弟继承；汉人实行嫡长子继承制，强调宗法秩序。
- 中央司法机构：北面官设“夷离毕院”（掌刑狱），南面官设“大理寺”“刑部”；地方司法由各级行政长官兼理。
- 诉讼程序：允许“越诉”（直接向皇帝申诉），设有“登闻鼓”“肺石”等直诉渠道，后期出现专门的监狱“百尺牢”。
- 辽国“因俗而治”的法律制度，是多民族政权治理的早期尝试，为后世元朝“四等人制”、清朝“满汉异法”提供了借鉴。
- 促进了契丹族与汉族的文化融合，推动了北方地区的法律文明发展。
- 民族歧视明显，前期“蕃汉异罚”加剧民族矛盾；
- 法典长期不系统，习惯法与成文法冲突时有发生；
- 后期法律虽向统一发展，但未能完全消除民族差异，最终随辽国灭亡而失传（辽国法典原文未留存，主要散见于《辽史·刑法志》及中原史书）。
辽国法律文献大多亡佚，现存史料主要来自：
- 考古发现的辽代墓志铭、碑刻（如《耶律仁先墓志铭》）：反映司法实践中的等级特权。
辽国法律法规是契丹族传统习惯与中原汉法融合的产物，其“因俗而治”的双轨制既是对多民族治理的创新，也体现了民族差异下的不平等。尽管存在局限性，但其在制度设计上的探索，对中国古代多民族政权的法律建设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也为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格局增添了独特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