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时刚过，密室里的烛火被我亲手掐灭。铜盒在暗柜中又震了一下，我没再看它。写有周崇安名字的纸条已被封入漆匣，压在兵部急报底下。我知道那些人等着我乱，等我追查誓印盘、闯进档案阁、和他们当朝对质。
但我不能动。
此刻宫外八百里加急连递三道：南陵稻田淹了三成，云阳乡学无人报名，地方官奏折里写满“百姓不解新政”。这不是小事，是根基动摇。
我起身走到案前，提笔写下调令：明日启程，巡访南陵、云阳两郡。不带仪仗，不惊百姓，只带两名文书、一辆马车。
随行女官低声问：“真要这时候走？朝中……”
“正因朝中有人想我留在宫里斗，我才更要走。”我说，“新政推不动，百姓受苦；我在宫里争一日，地方就乱三日。”
她不再说话，低头去准备行装。
天未亮，马车已停在侧门。我换上素色布裙，外罩灰袍，发髻用木簪固定，尾戒藏进袖中。烬心火安静地伏着，像一块烧透后冷却的炭。
马车出城，一路向南。
三日后，抵达南陵府衙。知府战战兢兢迎出来，身后跟着七八名属官。我未入正堂，直接问：“试点田在哪？带我去。”
田埂泥泞，我脱了鞋袜，赤脚踩进水里。泥土湿滑，我蹲下身，抓起一把泥捏了捏。
“今年雨水多？”我问。
知府点头：“比往年多了近半月，低洼处积水排不出。”
“新法要求轮作，可你们把旱田改成了水田，又没修排水渠。”我说，“这不是执行新政，是拿百姓收成冒险。”
他额头冒汗：“下官只是照京中条文办……怕改动会被视为抗令。”
我站起身：“条文是死的，人是活的。若明知会减产还硬推，才是渎职。”
当晚，我召集府县两级官员与五位老农议事。桌上摆着旧账册、土地图、历年收成记录。
我开口就说：“我不来宣布命令，是来听你们说难处。”
一位老农抽着旱烟，半天才说：“我们不怕改，怕改得不明白。昨天说种豆，今天说种稻，明天又说要留草养土。官差一来，我们就得翻地，翻完又没人管。”
我点头：“所以这次我定三条：税基不变，灾年可缓缴；学馆不强建，先开夜课冬学；技术由本地老农带头试，成功了再推广。”
当场指定两名县丞为“试行协调使”，授他们临机裁量权。
有人反对，是位老书吏，胡子花白，捧着祖制簿子站起来：“大人，百年规矩岂能说改就改！”
我没反驳，只让人取来一百年前的赋役册。翻开一页页念：“光裕三年，改亩制；永昌七年，废人头税；乾元十二年，准荒地自垦……哪一条不是当年的‘新政’？今日之祖制，原是昨日之变法。”
他张了张嘴，最终低头退下。
第二日清晨，我去云阳县学旧址。那里原是座破庙，墙皮剥落，院子里堆着柴草。
我让人清扫出来，在院中摆了几排长凳。贴出告示：今晚开蒙讲习，百姓可携子女同来。
日落时分，来了二十多人。大多是孩子，父母站在后面观望。
我站在台阶上，声音不大：“我知道你们不信官府。有人说我们闭门造车，不检测到敏感内容,请修改后重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