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启明选的地方在蓉都城南,一家开在旧厂房改造园区的茶室。红砖墙上爬着藤蔓,巨大的钢架结构被保留下来,挑高的空间里摆着错落的茶台。我到的时候是下午三点,阳光透过天窗洒下来,在水泥地上切割出明暗交织的光斑。
他坐在靠窗的位置,面前摊着几份文件,正低头看着手机。见我进来,他招了招手。
“林总,坐。”他收起手机,给我倒了杯茶,“尝尝,今年新摘的峨眉雪芽。”
我坐下,端起茶杯。茶汤清亮,香气清冽。
“高总消息灵通,”我开门见山,“我们内部昨天才做的决定,您今天就知道了。”
高启明笑了笑:“张子轩找我要了省证监局几个处长的联系方式,说要提前沟通历史问题披露的事。我一听就猜到了。”
他顿了顿,眼神变得认真:“你们真决定主动公开?”
“决定了。”我放下茶杯,“赵磊手里的东西,是关于永丰2010年以前三块工业用地转变性质的事。工业用地转房地产投资用地,手续不完善,有暗箱操作。这些地在永丰破产时已经处置了,但程序瑕疵还在。山川接手永丰,这些历史遗留问题就成了我们的问题。”
高启明没有立刻接话,而是从文件里抽出一份地图。是清水县的老城区规划图,上面用红笔圈了三处。
“是这三块地吧?”他指着图,“城东原永丰纸厂、城西老仓库区、还有清水河边的旧码头。”
我心里一紧:“您怎么知道?”
“我做尽调的时候查过。”高启明的手指在地图上点了点,“永丰最红火的那几年,张永丰想转型房地产,但工业用地转性手续复杂,周期长。他走了些捷径——通过当时县里的一个副主任,以‘技术改造、厂区重建’的名义报批,实际建的都是商住楼。后来那个副主任出事了,这三块地的手续就卡在半路,成了‘历史遗留问题’。”
他说得很准。张子轩查到的,正是这些。
“赵磊手里有当年的会议纪要、签字文件,甚至还有几笔资金往来的记录。”我说,“他想用这些换钱,或者换股份。”
“那你为什么不换?”高启明看着我,“几百万就能压下去的事,何必闹到公开?”
我沉默了几秒。
“因为压不住。”我抬头看他,“高总,山川要做的是长期事业。上市不是终点,是起点。如果带着这种定时炸弹上市,今天赵磊能敲诈我,明天就会有李磊、王磊。而且”
我顿了顿:“而且那些楼里住着人。三百多户家庭,他们买房子的时候不知道土地性质有问题。现在房产证办不下来,孩子上学、抵押贷款都受影响。这是活生生的人,不是文件上的几行字。”
高启明端起茶杯,慢慢喝了一口。阳光落在他侧脸上,照出眼角细微的纹路。
“林晓,”他放下茶杯,这次没叫“林总”,“你知道我为什么投山川吗?”
“因为模式和团队。”
“这是官方说法。”他笑了笑,“真实的原因是,我在你身上看到了一种‘钝感’。”
“钝感?”
“对。资本市场喜欢敏锐的人,能抓住每一个风口,快速转身。但你不一样——你认准了农业这条路,就埋头往下走,不管外面是‘共享经济’火还是‘区块链’热。这种钝感,在浮躁的环境里反而成了稀缺品。”
他身体前倾:“但主动公开历史问题,需要的不是钝感,是勇气。甚至是莽撞。”
“所以您不赞成?”
“不,我赞成。”高启明说得很干脆,“只是作为投资者,我需要确认你想清楚了——公开之后,至少会有三个月的阵痛期。媒体质疑、客户观望、甚至可能有监管部门介入调查。股价下跌、融资受阻,这些都可能发生。”
“我想清楚了。”我说,“而且我们准备分步公开,控制节奏。先承认问题,再公布整改方案,然后分阶段汇报进展。不是一次性自爆,是刮骨疗毒,全程直播。”
高启明眼睛亮了亮:“这是谁的主意?苏雨晴?”
“是。”
“她成长得很快。”高启明语气里带着欣赏,“小时候跟在我和她哥后面跑的小丫头,现在都能给上市公司出战略建议了。”
他提到“她哥”,我才想起高启明和苏雨晴的哥哥是同学,两家是世交。
“雨晴说,她母亲处理过类似的事。”我说。
“张秘书长那次确实漂亮。”高启明点头,“但国企和民企不同,政府背书的分量不一样。你们要做的,是用实际行动换信任。”
他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装订好的文件,递给我。
不是商业计划书,更像一份研究报告。封面上写着:《农业企业esg(环境、社会、治理)信息披露与估值关联性分析——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这是我让团队连夜赶出来的。”高启明说,“结论很简单:在农业板块,主动披露历史问题并积极整改的企业,短期股价会承压,但六个月后的平均涨幅比隐瞒不报的企业高15。因为投资者相信,敢直面问题的公司,治理更透明,风险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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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你们的选择从长期看是对的。但短期阵痛,必须有预案。”高启明指着报告最后一页,“我建议你们在公开声明里,同时宣布三件事:第一,成立历史问题专项处理基金,首期投入三千万;第二,邀请省自然资源厅、住建厅作为第三方监督机构;第三,所有整改过程全程录像,资料公开可查。
这和苏雨晴的方案不谋而合。
“高总,您这么帮我们,不只是为了投资回报吧?”我问出了昨天没问完的话。
高启明靠回椅背,目光望向窗外的旧厂房钢架。许久,他才开口:
“我父亲是知青,下放到农村十年。我小时候,他常跟我说两句话:一句是‘土地不骗人’,你付出多少,它就回报多少;另一句是‘亏心事做不得,做了就一辈子背着’。”
他转回头看着我:“张永丰当年是我的校友,他创业时我也想过投他。但看了他那三块地的操作,我退出了。后来他出事,我总觉得自己如果当时劝他一句,或许”
他没说完,但意思到了。
“所以投山川,算是我对农业的一点情结,也算是对过去的一点交代。”高启明恢复投资人的冷静,“但情结归情结,生意归生意。你们公开历史问题,我会支持,但上市时间表不能拖太久。我的底线是:明年六月前,必须报材料。”
“如果监管部门调查拖久了呢?”
“所以你们要主动沟通。”高启明看了眼手表,“我约了省自然资源厅的王处长,四点半。你跟我一起去,把情况先说清楚,争取他们的理解。”
我愣住:“现在?”
“不然等什么时候?等赵磊把材料捅给媒体?”高启明站起来,“走吧,车在外面。”
去省厅的路上,高启明一直在打电话。给明澋资本的李总,给省证监局的朋友,甚至给北京的几个律所合伙人。他在用他的资源,为山川铺路。
我坐在车里,看着窗外掠过的城市街景。蓉都的秋天来了,行道树的叶子开始泛黄。
“高总,谢谢。”我忽然说。
他挂掉电话,看了我一眼:“别谢太早。王处长那边,你得自己说。记住三点:第一,态度要诚恳,别推卸责任;第二,方案要具体,时间表、预算、负责人都要明确;第三,要强调这对清水县三百多户居民的意义——这是民生问题,不只是企业问题。”
“明白。”
省自然资源厅的大楼很气派。我们在会议室等了十分钟,王处长进来了。五十岁上下,头发花白,戴一副黑框眼镜。
高启明起身握手:“王处,打扰了。这位是山川集团的林晓。”
“知道,省里的重点企业。”王处长示意我们坐,“高总电话里说了个大概,具体什么情况?”
我用二十分钟,把三块地的问题、我们的调查进展、以及准备主动公开整改的计划说了一遍。王处长一直低头记笔记,偶尔抬头看我一眼。
我说完,会议室里安静了半分钟。
“材料带了吗?”王处长问。
我递上准备好的文件袋,里面是土地证复印件、当年的批复文件、以及现在的住户情况统计。
王处长一页页翻看,眉头越皱越紧。翻到最后,他摘下眼镜,揉了揉鼻梁。
“这个问题确实棘手。”他开口,“2010年以前的政策环境和现在不一样,当时地方上为了发展,确实有一些‘特事特办’。但程序瑕疵就是瑕疵,现在要补,难度很大。”
我的心沉了沉。
“但你们主动上报,态度是好的。”王处长话锋一转,“比那些藏着掖着、等群众上访了再推诿的企业强。这样,你们先按你们的计划公开,把整改方案做扎实。我们这边,我会跟厅里汇报,争取成立一个联合工作组,指导你们补办手续。”
“补办有可能吗?”我问。
“难,但不是不可能。”王处长重新戴上眼镜,“关键要看几点:第一,土地现状是否符合现在的规划?第二,有没有重大安全隐患?第三,住户的权益怎么保障?你们如果能把这三条解决好,技术上我们可以想办法。”
他顿了顿:“但丑话说在前头,如果调查过程中发现有权钱交易、利益输送,那就不是补手续的问题了,得移交给纪委。”
“我们全力配合。”我说。
从省厅出来,已经快六点了。暮色四合,街灯渐次亮起。
高启明点了支烟——我认识他以来第一次见他抽烟。
“比预想的好。”他吐出一口烟雾,“王处长愿意帮忙,这事就成了一半。”
“另一半呢?”
“另一半在你们自己。”高启明看着我,“公开声明什么时候发?”
“三天后。”
“好。”他把烟掐灭,“这三天,做好两件事:第一,内部统一思想,特别是基层员工,不能乱;第二,准备好应对媒体的口径,所有高管都要培训。”
他拉开车门:“送我回酒店吧。明天我飞幕源,和明澋的李总碰完,还得去趟北京,见几个发审委的朋友。”
“高总,”我坐进驾驶座,“这些事,本来不该您这么奔波的。”
“投资投的是人。”高启明系上安全带,“你值得我奔波。”
车开上主路,晚高峰的车流像一条缓慢移动的光河。电台里在放老歌,是李宗盛的《山丘》。
“还没成熟就已老了”高启明跟着哼了一句,忽然笑了,“林晓,你知道创业最残酷的是什么吗?”
“是什么?”
“是你会发现,越往前走,和你一起走的人越少。”他看着窗外,“张永丰当年也有十几个兄弟,最后散的散,走的走。你能留住孙怀圣他们这么多年,不容易。这次公开历史问题,是对团队的又一次考验。有些人可能会动摇,可能会离开,你要有心理准备。”
我没说话。我知道他说的是对的。
送他到酒店后,我没有立刻回公司,而是开车去了清水河边。苏雨晴的工作室亮着灯,我给她发了条微信:“在忙吗?”
很快回复:“刚跟子轩对完公开声明的稿子。你来?”
“在楼下。”
我上楼时,她正在煮面。简单的阳春面,撒了葱花,煎了两个荷包蛋。
“还没吃?”我问。
“等你。”她把面端上桌,“子轩那边进展顺利,声明稿基本定了。但有个问题——”
她坐下,表情严肃:“赵磊下午又联系他了,说如果三天内不给他答复,他就直接把材料发到网上。”
“我们本来就要公开了。”
“但他会抢在我们前面。”苏雨晴说,“如果他先爆料,舆论就会被他带节奏。我们再公开,就成了‘被迫回应’,效果差很多。”
我放下筷子:“那你的建议?”
“提前。”苏雨晴说,“明天上午就发。打时间差。”
“可我们还没准备好”
“永远没有完全准备好的时候。”她看着我,“林晓,有时候快一步,就是主动;慢一步,就是被动。”
我看着她清澈的眼睛,忽然想起高启明的话——她成长得很快。
“好。”我点头,“通知所有人,明早八点,开最后定稿会。十点,发声明。”
苏雨晴笑了,那笑容里有种如释重负的明亮。
“吃面吧,要凉了。”
我们安静地吃完面。洗碗时,她忽然说:“高启明今天是不是跟你说了很多?”
“嗯。他帮了大忙。”
“他一直这样。”苏雨晴擦着手,“我哥说他是个‘理想主义的现实主义者’——心里有理想,但做事很现实。”
“你哥和他关系很好?”
“大学上下铺,创业时的合伙人。”苏雨晴顿了顿,“后来我哥出国了,高启明留在国内做投资。但他一直很照顾我们家。”
她转过身,靠在料理台边:“所以林晓,别觉得欠他什么。他帮你,既是因为看好山川,也是因为他想通过你,证明一些事情。”
“证明什么?”
“证明商业可以有良心,资本可以有温度。”她轻声说,“这是他和我哥当年创业时想证明,但没完全证明的事。”
窗外,清水河的夜色浓稠如墨。河对岸的灯火倒映在水里,碎成一片晃动的光斑。
明天,那篇声明就要发出去了。
山川的又一场硬仗,要开始了。
但这一次,我们不是孤军奋战。
有团队,有伙伴,有那些愿意相信我们的人。
还有这条河——它见证过永丰的兴衰,现在,要见证山川如何面对历史,走向未来。
“雨晴,”我开口,“谢谢。”
“谢什么?”
“谢谢你在我身边。”
她走过来,轻轻抱住我。她的头发有淡淡的栀子花香,是清水县夏天常见的味道。
“我一直都在。”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