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亿两千万到账后的第三天，我在办公室的白板上画了两个圈。
左边圈里写“急用”，右边圈里写“长远”。孙怀圣、林爱国、陈默、刘健、柳青、张子轩围在桌前，每个人都盯着那两个圈，像盯着刚出炉的烫手山芋。
“先说急用。”我敲敲左边，“冷链升级项目，合同签了，预付款要三千万；青河土壤修复，首期五百万；下个月发工资和供应商款，八百万。加起来四千三百万。”
林爱国在笔记本上快速计算：“实际需要四千五百万，留两百万应急。”
“那就四千五百万。”我在“急用”圈里写下这个数字，然后看向右边，“剩下的七千五百万，怎么花？”
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每个人都有一肚子想法，但谁都不敢先说——钱太多，反而不知道从哪儿下手。
陈默先开口，声音不大：“文创这边我想升级设计中心的设备，再招几个资深设计师。现在我们的产品有点同质化了，需要突破。”
“多少钱？”
“设备两百万，人力一年三百万，再加五十万培训费，五百五十万左右。”他说完，看了眼其他人的表情，又补了一句，“我知道不多，但文创是我们的引流入口，不能省。”
刘健紧接着说：“电商平台要扩容。双十一快到了，服务器得升级，仓储要扩建，物流得提前签协议。去年我们因为运力不足，损失了两百万订单。”
“预算？”
“八百万。”刘健说得很快，“其中三百万是技术投入，五百万是渠道建设。另外我想做直播带货，得搭团队、买设备、培训主播，再加两百万。”
这就一千五百万了。
柳青推了推眼镜：“畅达科技的数字平台，需要对接全省十八个冷链节点，系统架构要重构。之前因为资金问题，有些模块是凑合用的，现在得重做。”
“重做要多久？”
“六个月。预算一千两百万。”柳青顿了顿，“但做完后，运营效率能提升30以上。”
张子轩一直没说话。我看向他：“子轩，永丰那些老厂区的改造，你有什么想法？”
他抬起头，眼神有些复杂：“永丰在省内有七个老厂区，大部分都闲置着。我想挑三个位置好的，改造成‘农业综合体’——底下是冷链仓储，中间是加工车间，顶楼是体验中心和办公区。这样能盘活资产，也能给当地创造就业。”
“预算呢？”
“一个点大概八百万，三个两千四百万。”他说完，又补充，“但这笔钱可以分批投，先做一个样板。”
孙怀圣忍不住了：“你们都往外出钱，我呢？行政后勤这一块，园区要扩建，宿舍要装修，食堂得升级，车辆要换新——哪样不要钱？算下来，最少五百万！”
一圈说下来，总需求已经超过六千万。而可用的，只有七千五百万，还得留一部分流动资金。
我看着白板上密密麻麻的数字，忽然理解了为什么说“钱多也愁”。不是愁没有，是愁怎么分——每个需求都合理，每笔投入都有回报，但盘子就那么大，你得做选择。
“这样，”我放下笔，“我们不急着今天定。每个人回去做一份详细方案，包括：投入多少钱，预期产出多少，回报周期多长，风险点在哪里。三天后，我们按投资回报率排序，优先投回报高、周期短、风险低的。”
“那要是有冲突呢？”刘健问，“比如电商要八百万，文创要五百万，但钱只够一个？”
“那就看谁的价值更大。”我说得很直接，“山川现在不是小作坊了，每一分钱都得算清楚。情怀要有，但账更要算明白。”
众人点头，各自散去准备方案。只有张子轩留下来。
“林总，”他犹豫着开口，“永丰那三个厂区的改造我是不是要得太多了？”
“不多。”我摇头，“但那两千四百万，得分期。你先做一个样板，做成了，我们再投第二个、第三个。”
他松了口气：“谢谢。”
“不过子轩，”我看着他的眼睛，“你做这个方案，有多少是出于商业考虑，多少是想为你父亲留下点什么？”
他愣了下，然后苦笑：“瞒不过您。确实我想让那些老厂区活过来，想证明永丰留下的不是烂摊子，是可以重生的资产。但我也算过账——改造后的农业综合体，租金收入、服务收入、增值收入，五年内能回本。”
“那就做。”我拍拍他的肩，“但记住，做的时候，别老想着‘这是永丰的’，要想着‘这是山川的’。过去要尊重，但路要往前看。”
他用力点头。
三天后，方案齐了。会议室里，每个人的ppt都做得精美，数据详实，但气氛反而比三天前更紧张——因为要排名，要取舍。
林爱国做裁判，把六份方案按“投资回报率”从高到低排：
第一，柳青的数字平台，预期年增效三千万，回报周期两年。
！第二，刘健的电商扩容，预期年增收五千万，但回报周期三年（因为要投入市场推广）。
第三，陈默的文创升级，预期年增收两千万，回报周期两年半。
第四，张子轩的农业综合体（第一个点），预期年收入八百万，回报周期五年。
第五，孙怀圣的后勤升级，属于成本中心，不直接产生收益。
第六，青河土壤修复，纯投入，没经济回报。
排名一出，孙怀圣先嚷嚷了：“我这后勤咋就成成本中心了？宿舍好了员工才留得住，食堂好了大家才有力气干活，这不是效益？”
“是间接效益。”林爱国扶了扶眼镜，“但财务上没法量化。”
“那青河修复呢？”陈默问，“也没效益，咱们就不做了？”
这问题问到点子上了。所有人都看向我。
我站起来，走到白板前，在原来两个圈旁边，又画了第三个圈，写上“责任”。
“山川的钱，要分三块花。”我指着三个圈，“第一块，急用，保证公司正常运转；第二块，发展，投到能赚钱的地方；第三块，责任，投到该做的事上——哪怕不赚钱。”
我在“责任”圈里写下第一个项目：“青河土壤修复，五百万，必须花。这不是投资，是赎罪，是对土地的承诺。”
又写下第二个：“后勤升级，孙总说的对，员工吃好住好，才有战斗力。这笔钱，该花。”
最后写下第三个：“永丰老厂区改造，第一个点，八百万。这不是商业决策，是情义——对永丰那些老员工的情义，对那片土地的情义。”
我看着所有人：“所以分配方案是：急用四千五百万，发展四千万（数字平台一千两百万，电商扩容八百万，文创升级五百万，留一千五百万机动），责任一千五百万（土壤修复五百万，后勤五百万，永丰改造五百万首付款）。剩下两千万流动资金。”
“四千万发展资金里，”我顿了顿，“柳青、刘健、陈默，你们按排序分，但都要砍预算——柳青减到一千万，刘健减到六百万，陈默减到四百万。不够的部分，自己想办法提效降本。”
陈默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最终还是点头：“行，我重新做方案。”
刘健也咬牙：“六百万也够，我把直播带货先放放。”
柳青最平静：“一千万可以，但工期要延长到八个月。”
“可以。”我拍板，“就这么定了。爱国，今天开始走付款流程。孙总，后勤升级你抓紧，下个月我要看到新食堂。”
会议结束，大家各自去忙。林爱国留下来，欲言又止。
“有话就说。”
“林总，”他压低声音，“这么分是不是太讲情义了？那一千五百万责任投入，如果投到发展上，能多赚不少。”
我走到窗前，看着楼下正在施工的冷链升级工地。工人们戴着安全帽，在秋日的阳光下忙碌，电焊的火花时明时灭。
“爱国，你还记得咱们创业第二年，最困难的时候吗？”
“记得。账上只剩三万块，工资都发不出。”
“那时候，陈默为了省钱，自己学做包装设计；刘健为了跑客户，一个月瘦了十斤；孙怀圣把他结婚的钱先拿来垫了货款。”我转过身，“如果那时候，我只算投资回报率，只投最赚钱的事，咱们走不到今天。”
林爱国沉默了。
“企业做到一定程度，账就不能只算钱了。”我继续说，“要算人心，算情义，算长远。青河那片地，我们不修复，也能找别的理由搪塞过去，但良心过不去。永丰那些老厂区，我们不改造，也没人说啥，但那些等了一辈子的老员工怎么办？”
“我懂了。”林爱国点头，“就是有点心疼钱。”
“钱花了还能赚，人心散了，就聚不回来了。”我拍拍他，“去忙吧。对了，高启明那边，董事会时间定了吗？”
“定了，下周三。他上午到，下午开会。”
高启明。这个故都来的投资人，下周就要正式进入山川的决策层了。我对他始终有种复杂的感觉——他太好了，好得不真实。但那一亿两千万是真金白银，董事会席位也是合同里白纸黑字写的。
周三转眼就到。
高启明是上午十点到的，没带团队，就一个人，拎着个简单的行李箱。他穿了件浅灰色毛衣，外面套了件休闲西装，看起来不像来开董事会，像来度假。
“林总，我又来蹭饭了。”他笑着握手，“这次打算多待几天，好好看看你们的项目进展。”
“欢迎。”我带他去园区转了一圈。冷链升级工地已经热火朝天，青河修复区的蜈蚣草长高了一截，文创中心里新到的设计设备正在调试。高启明看得很仔细，不时问些问题，都问在点子上。
中午在食堂吃饭。他特意要了员工餐，吃得津津有味：“这味道，比我在北京吃的那些高端餐厅实在。”
饭后，下午两点，第一次董事会。
会议室里就五个人：我、林爱国、柳青（作为技术代表）、张子轩（作为永丰重组代表），以及高启明。按照公司章程，董事会五人，我们占四席，高启明占一席，重大事项需要四票通过——也就是说，他有一票否决权，但我们有绝对多数。
会议开始，我先通报了资金分配方案。高启明听得很认真，在笔记本上记着什么。
“林总，”等我讲完，他开口，“这个分配，我基本同意。但有个问题——那一千五百万责任投入，在财务报表上怎么体现？”
林爱国回答：“计入当期费用，会影响今年利润。”
“会影响上市申报吗？”
“会。但我们可以做说明，这是特殊事项支出。”
高启明点点头，没再追问。但我注意到，他刚才问的时候，眼神里有种审视的味道——不是质疑，是评估，像在称量我们的决策分量。
接下来讨论具体项目。柳青汇报数字平台进展，刘健（列席）讲电商规划，陈默（列席）展示新产品设计。高启明偶尔插话，问题都很专业：“系统并发量能到多少？”“客户留存率怎么提升？”“设计专利布局完整吗？”
会议进行了三个小时。结束时，高启明做了总结发言：
“今天听了这么多，我更确信投山川是正确选择。”他看着我们，“你们在做一件很难的事——既要把企业做大，又要守住初心。这一千五百万的责任投入，就是初心的体现。我支持。”
他顿了顿：“但我也有个建议——这些投入，不仅要花，还要说。青河土壤修复的过程，可以做成纪录片；永丰老厂区的改造，可以搞开放日；后勤升级后员工生活的改善，可以发在公众号上。要让消费者看到，山川不只卖产品，更负责任。”
这个建议，和苏雨晴之前说的一样。
“高总说得对。”我点头，“我们已经在做了。雨晴的工作室正在策划一系列品牌故事，重点就是责任和透明。”
“雨晴”高启明笑了，“她从小就倔，认准的事一定要做成。现在做品牌策划，倒是适合她。”
散会后，高启明说想去青河看看修复现场。我让张子轩陪他去。
他们走后，林爱国凑过来：“林总，你觉得高总这人怎么样？”
“很专业，很有想法。”我实话实说，“但总觉得，他还有话没说完。”
“什么话？”
“不知道。”我看着窗外他们远去的车，“但资本从来不会无条件支持情怀。他今天这么痛快地认可那一千五百万责任投入，要么是真认同我们的价值观，要么是另有所图。”
“图什么？”
我摇头。这也是我想不明白的地方。
傍晚，张子轩回来了，脸色不太好看。
“怎么了？”我问。
“高总在青河问了很多问题。”张子轩坐下来，声音发沉，“不光是修复技术，还问了当年永丰建厂时的细节，问那些老员工现在在哪儿，问县里对这件事的态度。问得太细了。”
我心里一紧：“你怎么回答的？”
“照实说的。但”他犹豫了一下，“他最后说了一句奇怪的话。”
“什么话？”
“‘历史问题要处理干净，但也要注意方式。有时候，挖得太深，会挖出意想不到的东西。’”
我皱起眉。这话什么意思？是提醒，还是警告？
“他还说什么了？”
“没了。说完就上车回县城了。”张子轩看着我，“林总，我觉得高总是不是知道些什么？关于永丰的，我们不知道的事？”
我想起那封匿名邮件，想起高启明复杂的过去，想起他那种永远从容淡定的表情。这个人像一口深井，你看得到水面，但不知道底下有多深。
“不管他知道什么，”我说，“我们做好自己的事。永丰的历史问题，该处理的处理，该公开的公开，不隐瞒，不逃避。只有这样，才不怕任何人挖。”
话虽这么说，但那天晚上，我失眠了。
躺在床上，脑子里反复回放高启明的话：“挖得太深，会挖出意想不到的东西。”
永丰到底还藏着什么？除了土壤污染，除了那份没生效的补贴协议，还有什么？
而高启明，这个从故都来的投资人，他到底想从山川得到什么？真的只是一笔财务投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