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河土壤修复工程开工的第三天，张子轩推开了永丰集团旧档案室的门。
这是清水县城西一栋老办公楼的地下室，自从永丰破产重组后就被封存。门锁锈得厉害，钥匙拧了三圈才“咔哒”一声弹开。一股陈年的灰尘味扑面而来，混着纸张发霉的潮气。
张子轩打开手电筒，光束切开黑暗。档案室里堆满了纸箱，有些还贴着标签——“1998-2002年财务凭证”“2005年董事会纪要”“青河基地土地流转合同”每个箱子都像一块时间的化石，封存着他父亲张永丰二十年的商业人生。
他在门口站了很久，才走进去。手电光扫过一排排铁架子，灰尘在光束里飞舞，像细碎的记忆碎片。他要找的是环保相关文件——土壤污染事件后，他承诺要清理永丰所有的历史环保问题，这是第一步。
但心里还有另一个声音：他想知道，父亲当年到底知不知道那片土地被污染了？如果知道，为什么不处理？是疏忽，还是有意隐瞒？
这个念头让他胃里发紧。
他在标有“青河项目”的区域停下。这里有十几个箱子，他搬下第一个，打开。里面是青河食品加工厂的建厂文件：立项报告、环评批复、施工许可证一切看起来都很规范。
翻到环评报告时，他停了下来。报告是2004年省环境科学研究院出具的，结论是“项目符合环保要求”。但报告的附件里，有一份手写的备注：“取样点避开老水渠区域，该区域前期调研显示可能有历史遗留问题。”
避开？
张子轩的心跳加快了。他把这份报告拿到光线更好的地方，仔细看。备注字迹潦草，像是匆忙写下的，签名是一个姓李的工程师。报告正文里完全没有提到这个“历史遗留问题”。
这是什么意思？环评时故意避开了污染区域？那后来建厂时知不知道？
他继续翻找。在另一个箱子里，找到了永丰内部的会议纪要。2005年3月的一次项目协调会，记录上写着：“李工汇报，老水渠区域土壤检测数据异常，建议进一步调查。张总指示：先按计划推进，问题区域暂不开发。”
暂不开发，但也没有调查。
张子轩的手开始发抖。他又找到一份2007年的文件，是青河厂区扩建的申请。扩建范围包括了老水渠区域，这次没有做新的环评，理由是“在原厂区范围内扩建”。
也就是说，明明知道那里可能有问题，但还是把厂子建在了旁边，后来还扩建进去了。
为什么？
他坐在地上，背靠着铁架子，手电筒放在脚边，光束照着天花板上的蛛网。灰尘还在飘，落在他头发上、肩膀上，像时间的尘埃。
记忆里的父亲，是个要强的人。白手起家，把永丰做到中南省农业龙头，对员工大方，对合作伙伴仗义。张子轩记得小时候，父亲带他去厂里，工人们都恭敬地喊“张总”，父亲会摸摸他们的孩子的头，问成绩怎么样，需要帮助就说。
这样的父亲，会故意掩盖污染问题吗？
可文件就在手里，白纸黑字。
也许也许有苦衷？2005年，永丰正在扩张期，资金紧张，如果因为一片可能污染的土地暂停整个项目，损失太大？也许父亲想的是先发展，等有钱了再来治理？
但这个理由，张子轩自己都说服不了自己。他是学管理的，知道风险控制的道理——明知道有隐患还往前冲，这不是经营，是赌博。
而且，赌输的代价，现在是山川在承担。
他掏出手机，想给林晓打电话，又犹豫了。这事该怎么说？说我父亲可能欺骗了你们？说永丰留下的烂摊子比想象中还大？
手电筒的光渐渐暗了，他换了个角度，光束扫过墙角的一个保险柜。那是老式的绿色铁皮柜，看起来很厚重。他走过去，试了试柜门——锁着。
密码会是什么？他试了父亲的生日，不对。试了永丰成立的日期，不对。试了自己的生日“咔”。
柜门开了。
张子轩愣在那里。父亲用他的生日做保险柜密码？
柜子里没有现金，没有贵重物品，只有几个牛皮纸档案袋。他拿出第一个，标签上写着“青河—敏感事项”。
打开，里面是几份更内部的文件。一份是2006年永丰和县环保局的往来函件——环保局要求对老水渠区域做补充环评，永丰回函说“该区域已规划为绿化带，不作生产用途，无需补充环评”。
绿化带？可后来明明扩建进去了。
还有一份，是2008年永丰内部的一份风险评估报告，明确写道：“老水渠区域土壤镉含量超标，存在环保风险。建议：1 彻底治理，预估费用300万元；2 长期监测，控制影响；3 信息保密，避免引发公众担忧。”
报告末尾的批示栏，有张永丰的签名，和一行字：“先做长期监测，费用列入明年预算。注意保密。”
！张子轩闭上眼睛。最后一丝侥幸也没了。
父亲不仅知道，还选择了最省钱、最隐蔽的处理方式——监测，而不是治理；保密，而不是公开。
为什么？为了省钱吗？三百万，对当时的永丰来说，不算大数目。为了省事？也许。但张子轩总觉得，还有更深的原因。
他继续翻看保险柜里的其他文件。第二个档案袋里是永丰和一些政府官员的合影、宴会记录、礼单有些名字他现在还熟悉，是省里市里的一些领导。
第三个档案袋，标签是“赵磊”。
赵磊？那个中间人？
里面是几份协议复印件。张子轩看懂了——赵磊当年帮永丰牵线了一些项目，包括那个失败的“食用色素提取”项目。抽取项目投资额的5作为佣金。
但有一份补充协议，引起了张子轩的注意：赵磊承诺“协助处理项目可能产生的环保、安全等后续问题”，而永丰承诺“在后续合作中给予优先考虑”。
协助处理怎么协助？像环评报告里那样“避开”问题区域吗？
张子轩把这些文件一一拍照，重新放回保险柜。锁好柜门时，他的手很稳，但心里翻江倒海。
走出档案室时，天已经黑了。街灯亮起，清水县的夜晚很安静。他站在老办公楼门口，看着手里拍下的照片，不知道该去哪里。
最后，他去了公司。
我还在办公室，看见他进来，有些意外：“这么晚了，还没休息？”
“林总，我去了永丰的旧档案室。”张子轩把手机递过去，“有些东西您应该看看。”
我接过手机，一张张翻看照片。看得很慢，很仔细。看完后，我沉默了很久。
“你怎么想？”我问。
“我”张子轩声音发干，“我不知道该说什么。道歉太轻了，解释也解释不了。”
“我没要你道歉，也没要你解释。”我把手机还给他，“我是问，你现在怎么想这件事？”
张子轩走到窗前，看着外面。园区里还有几盏灯亮着，是加班的员工。
“我觉得很失望。”他终于说出口，“不是对企业经营决策的失望，是对人的失望。我一直以为，我父亲虽然经营失败了，但至少是个有底线的人。”
“人都有多面性。”林晓平静地说，“你可能不知道，山川创业初期，我也做过不光彩的事。”
张子轩转过头。
“为了拿到第一笔贷款，我虚报过销售额；为了抢客户，我挖过合作伙伴的墙角；为了省钱，我让员工加班不给加班费。”我看着窗外，“那时候觉得，创业嘛，为了活下去，可以不择手段。直到有一次，一个老员工累倒了，在医院里跟我说：‘林总，钱少点没事，别把人心做凉了。’”
他顿了顿：“从那以后，我才慢慢明白，做企业不是打仗，不是把别人踩下去自己就能上来。是做生态，是你好我好大家好。”
“可我父亲他”
“你父亲那个年代，环境不一样。”林晓说，“九十年代、两千年初，经济高速增长，大家想的是怎么快，怎么大。环保？社会责任？那时候没几个人真当回事。永丰能做到行业龙头，肯定有它的过人之处。但时代的局限，也会在企业和人身上留下烙印。”
张子轩静静听着。这番话，没有为他父亲开脱，但让他从另一个角度理解了那些选择。
“这些文件，”我问，“要公开吗？”
“你说呢？”
“我觉得”张子轩思考着，“应该公开。但不是现在，是在土壤修复完成之后。我们要告诉公众，这片土地为什么被污染，谁该负责，我们怎么解决。不是为了追究谁，是为了让同样的事不再发生。”
我点头：“我同意。但公开的方式要讲究——重点不是揭丑，是展现从错误中学习、从历史中走出来的过程。”
两人正说着，我的电脑弹出一封新邮件提醒。发件人是匿名地址，主题只有两个字：“启明”。
他点开邮件，里面是一份扫描文件——华尔街某投行的内部处分决定，日期是2015年。内容显示，当时还是分析员的高启明，因为在一笔农业科技公司的投资中“未能充分披露关联交易”，被记过一次。
附件里还有几张照片：高启明和那家公司创始人的合影，时间是在投资决策前；以及一封邮件截图，高启明向内部推荐该项目时，没有提及自己和创始人是大学同学。
张子轩凑过来看：“这是高总？”
“匿名邮件。”林晓皱起眉，“不知道是谁发的，也不知道真假。”
“要问他吗？”
林晓想了想，摇头：“直接问太冒失。而且”他看着那份处分决定，“如果这是真的，说明高启明在职业操守上有过瑕疵。但那是七年前的事了，人会变。”
“您还信他吗？”
“信，但要多个心眼。”林晓关掉邮件，“他这次帮我们是真心的，我能感觉到。但资本的本质是逐利，情分归情分，生意归生意。我们在接受他投资的同时，要把条款定得严丝合缝，不给日后留隐患。”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张子轩若有所思：“所以人是复杂的。我父亲有他的问题，但也有他的时代背景。高总有他的过去，但现在可能真的想做好事。我们要做的，不是简单评判，是在理解复杂性的基础上，做出对自己、对企业最有利的选择。”
“你总结得很好。”林晓拍拍他的肩，“这就是成长——不再非黑即白地看世界，而是在灰度中寻找路径。”
那晚，张子轩很晚才离开公司。他走的时候，手里拿着那些档案照片的打印件，但心里轻松了一些。
父亲不再是记忆里那个完美但遥远的形象，而是一个真实的、有优点也有缺点的人。这让他难过，但也让他释然——他终于可以放下“父亲必须完美”的执念，客观地看待永丰的历史，也客观地看待自己的责任。
几天后，土壤修复工程现场。
张子轩、林晓、高启明都来了。工人们正在污染区域种植修复植物——蜈蚣草，这种植物可以吸收土壤中的重金属。一片片嫩绿的幼苗插在土地里，像是给受伤的土地打上补丁。
高启明蹲下来，摸了摸一株幼苗的叶子：“这种草，我在老家的试验田里也种过。
“高总对土壤修复很了解？”张子轩问。
“投过几个相关项目，跟着专家学了些皮毛。”高启明站起来，拍拍手上的土，“其实农业投资，最难的就是时间。你要等种子发芽，等作物生长，等土壤恢复资本最缺的就是耐心。”
“那你为什么还要投？”林晓问。
高启明看着远处的梯田：“因为我父亲常说，土地是有记忆的。你对它好，它记得；你对它不好，它也记得。我想做点能让土地记住的好事。”
这话说得很真诚。但我想起那封匿名邮件，心里还是留了问号。
中午，我们在基地的简易工棚里吃饭。饭菜很简单：青菜、豆腐、米饭。高启明吃得很香，说这让他想起小时候在农村外婆家吃饭的味道。
饭后，高启明主动提起投资的事。
“林总，合同草案我发给你团队了。你看过吗？”
“看了。条款很优厚，但有一条我不太理解。”林晓拿出手机，调出合同，“第四十七条，如果公司上市后三年内股价下跌超过30，投资方有权要求创始人团队按初始投资价加年化8回购部分股份。这个条款，是出于什么考虑？”
高启明放下筷子：“这是保护性条款。pre-ipo轮投资，锁定期长，风险大。万一上市后表现不佳，我们需要一个退出机制。”
“但股价波动受很多因素影响，不一定是我们经营的问题。”
我看着条款，又看看高启明。这个人说话滴水不漏，给出的理由也合情合理。但那封匿名邮件里的警告还在耳边：资本之善，有其限度。
“这条可以保留，但要修改。”我说，“把‘股价下跌’改为‘公司基本面恶化’，比如连续两年营收下滑、净利润为负。股价受市场情绪影响太大，不能完全反映公司价值。”
高启明想了想，点头：“可以。还有其他问题吗？”
“还有董事会席位。”张子轩插话，“合同里说，投资方派一名董事，但没说是谁。”
“初步考虑是我。”高启明说，“或者我们这边更资深的合伙人。”
“我建议，”我说，“董事会席位给可以，但要有约定：在涉及公司战略方向、核心技术、高管任命等重大事项上，创始人团队保留最终决策权。”
高启明笑了：“林总，你很谨慎。”
“吃过亏。”林晓也笑，“当年差点被对赌协议捆死。”
“理解。”高启明收起笑容，认真地说，“那这样：董事会席位我们可以要，但投票权可以设计成ab股结构——你们创始人团队的股份，一股十票；我们投资方的股份，一股一票。这样既保证了你们的控制权，也给了我们参与公司治理的通道。”
这个方案，比林晓预想的还要好。
他看向高启明，这个来自故都的投资者，一次次打破他对资本的刻板印象。但越是这样，他心里越不踏实——事出反常必有妖，可“妖”在哪里，他还没看出来。
“高总，”他问了个看似无关的问题，“你投过的项目里，有没有最后闹翻的？”
高启明愣了一下，然后坦然回答：“有。三年前投过一个教育科技公司，创始人很有激情，但管理一塌糊涂。我们进去后想帮忙规范，他觉得我们夺权，最后不欢而散，公司也倒了。”
“你觉得问题出在哪儿？”
“出在信任。”高启明说，“投资不只是投钱，是投人。如果投资方和创始人之间没有信任，再好的项目也做不成。”
他看向林晓：“所以我在尽调时特别看重团队，看你们的决策过程，看你们怎么面对危机。青河这件事，你们处理得很好，让我看到了一个成熟团队该有的样子。这也是我决定投你们的重要原因。”
话说到这份上，我如果再怀疑，就显得小气了。
“合同修改后，我们再谈。”他说，“但我有个请求——修复这五十亩土地的过程，故都资本可以参与，但要尊重我们的节奏和方法。”
“当然。”高启明伸出手，“合作愉快。”
握手时，我感觉到高启明的手很稳，掌心有茧，不像养尊处优的投资人。这让他又多了分好奇。
回去的车上，张子轩问：“林总，您真信他吗？”
“信六分，疑四分。”我看着窗外飞逝的田野，“但商业合作，从来不是百分百的信任，是可控的风险和共同的利益。只要利益一致，风险可控，就可以合作。”
“那四分疑呢？”
“留着。”我说，“不是针对他，是针对所有资本。保持警惕，才能走得更稳。”
车驶过青河的那片修复区，嫩绿的蜈蚣草在风里轻轻摇晃。这片土地要三年才能恢复健康，但至少，修复已经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