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故都飞回蓉都的航班上，我一直没合眼。
手机里塞满了消息：王婷每隔半小时汇报一次稽查进度，林爱国在协调各方关系，孙怀圣在打听是谁举报的，陈默和刘健在稳定团队情绪……而苏雨晴坐在我身边，一直握着我的手，她的手心冰凉。
“会没事的。”她轻声说，不知道是在安慰我，还是安慰自己。
“账目都规范，我知道。”我看着舷窗外的云海，“但稽查这个事……不在于你有没有问题，而在于查你的时间点，和查的力度。”
飞机落地时已是深夜。我们直接回公司，办公楼灯火通明。
财务室里，王婷脸色苍白地坐在电脑前，眼圈是黑的。三个穿着税务制服的人正在翻阅凭证，桌上堆满了账本。我们的法律顾问周律师站在一旁，表情严肃。
“林总。”王婷看见我，立刻站起来。
稽查组的负责人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姓赵，表情刻板。他抬头看了我一眼：“林晓是吧？我们是省稽查局的，依法对你们公司进行税务稽查。这是通知书。”
我接过盖着红章的文件，仔细看了三遍：“赵科长，我们积极配合。有什么需要尽管提。”
“那就好。”赵科长语气平淡，“我们接到实名举报，反映你们公司存在虚开发票、隐匿收入、骗取税收优惠等问题。举报材料很详细，所以我们得认真查。”
周律师上前一步：“赵科长，我们公司一直依法纳税，账目规范。举报材料是否涉嫌诬告……”
“查完就知道了。”赵科长打断他，“举报人提供了具体线索，我们必须核实。这是法定程序。”
王婷递给我一份清单：“他们要调走这三年的所有银行流水、购销合同、费用凭证，还有……农户收购台账。”
我心头一震。农户收购台账是最敏感的部分——里面记录了每一笔向农户收购产品的详细信息，包括价格、数量、农户身份证号。如果这份东西泄露，我们的整个供应链体系都可能被复制。
“农户台账涉及商业秘密和农户隐私。”我说，“是否可以……”
“必须提供。”赵科长语气强硬，“我们要核实你们的成本真实性。如果你们拒绝，我们可以依法采取强制措施。”
周律师还想争辩，我摆摆手：“给。但必须签保密协议，承诺台账仅用于本次稽查，不得复印，不得泄露。”
“可以。”赵科长点头。
接下来的四十八小时，公司像上了发条。
王婷带着财务部所有人配合稽查，每调取一份资料都要登记签收，全程录音录像。林爱国发动关系，打听稽查局的内部情况。孙怀圣动用了所有能想到的人脉，终于在一个老同学那里得到消息——举报材料是匿名寄到稽查局的，但“上面有人打了招呼，要求重点查”。
“是永丰吗？”我问。
“不像。”孙怀圣摇头，“张永丰那点关系，够不到省稽查局这个层面。我同学暗示……可能是更高层。”
更高层？我心里一沉。张薇？还是其他什么人？
第三天上午，稽查组把我和王婷叫到会议室。赵科长面前摊着几份凭证，脸色比来时更严肃。
“林总，我们初步发现几个问题。”他翻开笔记本，“第一，你们2020年收购青河基地农户李建国的红薯，单价是每斤25元。但同期市场价只有18元。为什么高出这么多？”
王婷立刻回答：“因为我们是订单农业，提前签了保底价。而且我们收购的是有机种植的红薯，品质要求更高，成本也高。这是合同和检测报告。”
她把一叠文件推过去。赵科长仔细看了，点点头。
“第二，你们2021年有一笔120万的宣传费，收款方是‘蓉都创智广告公司’。但我们查了，这家公司注册地址是虚假的，而且已经注销。是否存在虚开发票？”
这下麻烦了。那笔宣传费是当年我们在省电视台做广告的费用，因为是通过中间人介绍的，确实没仔细核查广告公司的资质。
周律师刚要开口，我抢先说：“赵科长，这件事我们承认有疏忽。当时为了赶广告档期，没有严格审查合作方资质。但费用是真实发生的，我们有广告播出记录、银行转账凭证，还有中间人的证言。”
“中间人是谁？”
“已经联系不上了。”我如实说，“但我们愿意补缴可能涉及的税款和滞纳金。”
赵科长盯着我看了几秒，在笔记本上记了一笔。
“第三，”他翻到下一页，“也是最重要的——你们享受的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税收优惠，根据规定需要‘带动农户500户以上，户均增收3000元以上’。举报材料说，你们实际带动的农户不到300户，而且很多农户增收数据是虚构的。”
会议室里的空气凝固了。
这个问题如果坐实，不仅之前的税收优惠要全部追缴，还可能面临罚款，甚至取消龙头企业资格。
“我们有完整台账。”王婷声音发颤，“每一户都有合同、收购记录、银行转账凭证，还有农户签字确认的增收确认书……”
“我们要实地核实。”赵科长合上笔记本，“随机抽查30户农户，当面询问。明天就开始。”
走出会议室时，王婷腿都在抖：“林总，怎么办？农户那边……万一有人说错话……”
“不会。”我拍拍她的肩，“因为我们没作假。”
话虽这么说，但心里也没底。农户大多是老实人，面对穿制服的稽查人员，难免紧张。万一说错一个字，都可能被放大解读。
当天下午，我召集紧急会议。除了核心团队，还叫来了青河基地的几个农户代表，包括老周。
“明天稽查组要入户抽查。”我看着他们，“大家不用紧张，实话实说就行。我们收购价是不是比市场价高？是不是有保底价？是不是按时付款？”
老周抽着旱烟，沉默了一会儿：“林总，你放心。我们种地的人，认死理——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你们这些年没亏待过我们，我们心里有数。”
另一个农户李大壮瓮声瓮气地说：“稽查的人要是敢乱来，我们就喊全村人来评理！青河三千多口人，都认得山川的招牌！”
我心里一热。
“但有个事得注意。”老周磕磕烟袋，“永丰那边的人，最近在青河转悠，找了好几家农户，说要‘高价收购’他们的地。有人动心了。”
“谁？”
“村西头的王老五，还有赵瘸子家。”老周叹气，“他们家困难，孩子上学等着用钱。永丰开价一亩地一年租金一千五，比咱们高五百。”
“他们签了吗？”
“还没，说要考虑。”老周看着我，“林总，你要是能加点租金……我帮你去说说。”
我摇头：“不能加。我们的租金是综合算的，加上保底收购、技术指导、年底分红，实际收益不比永丰低。但永丰只给租金，其他什么都没有。”
“这话我们懂，但有些人只看眼前。”老周叹气。
散会后，苏雨晴找到我：“我母亲刚才来电话了。”
“说什么？”
“她说，稽查的事她听说了。如果我们需要帮助，她可以‘协调’。”苏雨晴咬着嘴唇，“但条件还是那些——晴天投资增持到10，山川总部永久留在中南省。”
“你怎么回？”
“我说我们会考虑。”她看着我，“林晓，我知道你不想妥协。但如果稽查这关过不去，一切都没了。”
我走到窗边，看着楼下。稽查组的车还停在院子里。
手机在这时响了，是个陌生号码。接起来，是高启明。
“听说你遇到麻烦了。”他开门见山。
“消息真灵通。”
“税务稽查对企业来说是生死关。”高启明语气严肃，“如果你们需要，我可以推荐国内顶级的税务律师。启明资本有这方面的资源。”
“谢谢，但暂时不用。”
“林晓，”高启明顿了顿，“我知道你不想欠人情。但有时候，接受帮助不是软弱，是智慧。你们现在面对的不只是税务问题，是一个体系的围剿。”
我没说话。
“还有，”他继续说，“吴老那边我也联系了。他说稽查的事他知道了，但不能直接干预——这是原则。但他可以让人‘关注’这个案子，确保程序合法，不被人为操纵。”
这已经是很大的帮助了。
“高总，你为什么这么帮我们？”我终于问出这句话。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
“因为我输过。”高启明声音低沉，“三年前，我投过一个很看好的农业科技项目。创始人很有理想，技术也很先进。但在扩张期，被竞争对手用类似的手段搞垮了——税务稽查、环保举报、舆论攻击……三个月，公司就垮了。创始人现在还在打官司。”
他顿了顿：“我当时没能力保护他们。这件事，我愧疚了三年。所以这次，我不想再看到同样的事发生。”
电话挂断后，我站在窗前很久。
夜幕降临，稽查组的车终于开走了。办公楼里还有人加班，灯光一盏盏亮着。
苏雨晴走过来，递给我一杯热茶：“明天我陪你去青河。”
“不用，你留在公司。”
“我要去。”她很坚持，“我是山川的人，也是……你的未婚妻。这个关头，我得在。”
我看着她，突然想起六年前的那个雨夜。我们在漏雨的仓库里抢救货物，她浑身湿透，却笑着说：“等咱们以后做大做强了，要建个带空调的仓库！”
那时我们一无所有，但有一腔热血。
现在我们有估值二十亿的公司，有几百号员工，有几千家合作农户，有无数人的期待。
但那份热血，还在吗？
第二天一早，稽查组的车开往青河。我和王婷、周律师坐在一辆车上，后面跟着两辆稽查组的车。
青河村口，老周已经带着几十个农户在等了。看到稽查组的车，人群有些骚动。
赵科长下车，看到这阵势，眉头皱了皱：“林总，这是？”
“乡亲们听说你们要来核查，自发来的。”我说，“他们想证明，我们说的都是实话。”
抽查从老周家开始。赵科长拿着台账，核对合同、转账记录、签字确认书。老周对答如流，还把当年的种植记录本都拿了出来——上面详细记录着哪天施肥、哪天除草、哪天采收，字迹歪歪扭扭，但一笔一划都很认真。
“你们收购价确实比市场高。”赵科长翻看着记录。
“不是高，是值。”老周蹲在门槛上抽烟，“我这种的红薯，你们城里人叫‘有机’，我们叫‘老法子种’。不使化肥，不打农药，一亩地少收三五百斤，但吃进嘴里是小时候的味道。林总他们认这个，所以给高价。”
抽查到第五户时，出了意外。
农户王老五，就是老周说的那个可能被永丰挖走的人。面对稽查人员的询问，他支支吾吾，眼神躲闪。
“王大叔，我们2021年收购你的花生，单价是每斤52元，一共收购了八百斤，总共4160元。这笔钱你收到了吗？”王婷问。
“收……收到了吧。”王老五搓着手。
“收到了就是收到了，没收到就是没收到。”赵科长盯着他。
“收到了！”王老五赶紧说。
“那请你在确认书上签字。”赵科长把文件推过去。
王老五拿起笔，手抖得厉害，半天没落下。这时，他老婆从里屋冲出来，一把抢过笔：“签什么签！我们没收到那么多钱！”
全场寂静。
“嫂子，你好好想想……”王婷急了。
“我想得很清楚！”女人叉着腰，“你们就给了一千块钱定金！剩下的说年底给，到现在也没给！”
我心头一沉。台账上明明有银行转账记录，时间、金额都对得上。
“转账记录显示，剩余3160元是在2021年12月15日打到您丈夫的银行卡上的。”王婷拿出打印的银行流水。
女人愣住了，看向王老五。王老五低着头，不说话。
赵科长眼神锐利起来：“到底怎么回事？”
这时，人群里挤出一个人，是王老五的儿子，在县城读高中的王小军。他涨红了脸：“爸！妈！那三千多块钱，我拿去交补习费了！我没跟你们说！”
真相大白。
王老五两口子不识字，银行卡一直由儿子保管。儿子偷偷取了钱，没告诉父母。
女人愣了半天，突然一巴掌拍在儿子背上：“你这孩子！咋不说呢！”
场面又尴尬又滑稽。赵科长摇摇头，在记录上写了什么。
抽查继续进行。到中午时，三十户查完了二十九户，全部对得上。只剩最后一户——赵瘸子家。
到赵瘸子家时，门口围了更多人。赵瘸子本人坐在轮椅上，腿是早年打工时摔断的。他老婆是个哑巴，比划着让我们进屋。
台账显示，山川连续三年收购他家的土鸡蛋，价格比市场高30，还帮他家改建了鸡舍。赵瘸子虽然残疾，但养鸡是一把好手，鸡蛋品质全村最好。
赵科长核对着记录，突然问：“赵大哥，山川收购你的鸡蛋，除了给钱，还给你什么帮助？”
赵瘸子不会说话，指指院子里的新鸡舍，又指指墙上贴的“示范户”奖状，最后从怀里掏出一个皱巴巴的本子——上面用铅笔歪歪扭扭地记着：某年某月某日，林总来看我，带了两桶油；某年某月某日，王技术员来教防疫；某年某月某日，儿子学费不√够，公司预支了三千……
他翻到最后一页，上面只有一行字，但每个字都写得很重：
“山川没把我当废人。”
赵科长看着那行字，很久没说话。
最后，他合上本子，站起身：“今天就到这吧。”
回程的车上，赵科长一直沉默。到公司楼下时，他才开口：“林总，稽查还要几天才能结束。但从目前情况看，举报材料里的大部分问题，都不成立。”
“那虚开发票的事……”
“我们会依法处理，该补税补税，该罚款罚款。”赵科长看着他，“但龙头企业资格，应该保得住。你们带动的农户，是实实在在的。”
他顿了顿：“有句话，我本不该说——但看了青河那些农户，我想说：在中国做农业，能做到这个份上，不容易。继续坚持吧。”
稽查组的车开走了。
我站在公司楼下，夕阳把影子拉得很长。王婷在一旁抹眼泪，周律师长舒一口气。
手机震动，是沈墨发来的信息：
“三天期限到了。吴老明天离京。今晚八点，清源茶馆，做最后决定。”
我抬头，看着夕阳。
棋局还在继续。
而我的下一步，已经想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