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沈墨约的地方，还是清源茶馆。
但这次不是天井旁的茶室，而是后院一处更隐秘的“松风阁”。穿过两道月亮门，青石板路两侧种着瘦竹，秋风吹过，竹叶沙沙作响。
沈墨已经在煮茶了。炭火红彤彤的，铁壶里的水将沸未沸，发出细微的嘶声。他今天穿了件藏青色的中式长衫，手腕上那串深色珠子在炭火映照下泛着温润的光。
“来了。”他抬眼，目光扫过我和苏雨晴，“坐。水马上就好。”
我们在他对面坐下。茶室很静，能听见炭火的噼啪声，还有远处胡同里隐约传来的车声。
“高启明跟你谈过了？”沈墨一边温杯一边问。
“谈过了。”
“你怎么想？”
“条件太好，好到我不敢信。”我实话实说。
沈墨笑了：“高启明这个人，我观察了三年。他是真想做点事，不是玩玩。高家分家时，他只要了农业板块，其他更赚钱的地产、金融都没要。你说他是傻，还是聪明？”
我没回答。水开了，他提壶冲茶，茶香瞬间弥漫。
“但他有他的局限。”沈墨给我们倒茶，“启明资本的钱，一半来自高家旧部，一半来自海外lp。这两边都有自己的诉求，高启明要在中间平衡，不容易。所以他给你的条件好，要的也隐晦。”
“他要什么？”苏雨晴问。
“要一个标杆。”沈墨放下茶壶，“一个能证明‘生态农业也能规模化盈利’的标杆。有了这个标杆，他才能说服更多资本进场，才能推动整个行业转向。你们成功了，他投的其他项目才会值钱。这是一盘大棋，你们是棋盘上最重要的那颗子。”
我端起茶杯，茶汤滚烫。
“所以我不是棋子？”我问。
“是棋手，也是棋子。”沈墨看着我的眼睛，“这个时代，没有人能完全独立。区别在于，有的棋手知道自己在下棋，有的棋手以为自己只是棋子。”
茶室的门在这时被轻轻推开。
进来的是个六十岁左右的老人。身材清瘦，穿着朴素的中山装，头发花白但梳得整齐，戴一副老式黑框眼镜。走路很慢，但每一步都很稳。
沈墨立刻起身：“吴老。”
老人摆摆手，示意他坐，然后在我对面坐下。他先看了看我，又看了看苏雨晴，目光温和但锐利，像能看穿人心。
“沈墨跟我提过你几次。”老人开口，声音不高，带着点南方口音，“说中南省有个年轻人，在做不一样的事。”
“不敢当。”我说。
“我今天来，是以私人身份。”吴老接过沈墨递来的茶，“退休的人了，不谈公职。但有些话，还是想跟你们年轻人聊聊。”
我心跳加速。虽然沈墨没说，但我大概猜到了——这位恐怕是刚从农业部退下来的老领导。
“你论坛上的发言，我看了直播。”吴老慢慢喝茶，“讲土地，讲人，讲耐心。这些词，我听了四十年。但真能做到的，不多。”
他放下茶杯：“我老家在浙江农村，小时候跟着父亲下田。那时候种地，不用化肥，不用农药，产量低，但米香。后来学了农学，参加工作，推广高产技术。看着亩产从三百斤涨到一千斤，心里高兴，觉得解决了吃饭问题。”
“但这些年，我越来越睡不着。”吴老摘下眼镜，擦了擦，“土地板结了，地下水污染了，农产品没味道了。农民呢？辛辛苦苦一年，挣不到钱，年轻人全跑了。农村空了。”
茶室里很安静。炭火噼啪一声，溅出几点火星。
“部里这些年，文件发了很多，试点搞了很多，钱也投了很多。”吴老重新戴上眼镜，“但效果呢？一阵风过去，该什么样还什么样。为什么？因为没找到根子上的办法。”
他看着我：“你那个‘生态农业产业联盟’的提议，沈墨跟我详细说了。我觉得，方向是对的。但光有方向不够，要有路径，要有抓手。”
“请吴老指点。”我坐直身体。
“第一，要标准化。”吴老竖起一根手指，“你说的生态农业，不能一家一个样。要有一套可量化、可检测、可认证的标准体系。从土壤改良到种植养殖，从加工包装到运输销售，每个环节都要有标准。没有标准，就是空中楼阁。”
“第二，要利益联结。”他又竖起一根手指，“你带动农户，不能光靠情怀。要有实实在在的利益机制。保底收购只是第一步，要让农户分享品牌溢价、分享深加工利润、甚至分享股权。只有利益绑在一起，才走得远。”
“第三，”吴老顿了顿，“也是最重要的——要有政策护航。”
他看向沈墨：“你把那份东西拿出来。”
沈墨从包里取出一个牛皮纸袋，递给我。里面是几份文件草案，标题是：《关于支持生态农业产业化发展的若干意见（征求意见稿）》。
我快速翻阅，心跳越来越快。文件从土地政策、金融支持、税收优惠、科技支撑、市场准入等多个方面，提出了一整套支持措施。虽然是征求意见稿，但思路清晰，措施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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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抬头。
“几个老同事一起琢磨的。”吴老语气平淡，“我们这些人，退下来了，别的做不了，还能写点东西。这份东西，已经送到相关司局讨论，也在几个省征求意见。”
他看着我：“但光有文件没用，要有成功案例。你的联盟如果能在一年内，做出三到五个可复制、可推广的示范项目，这份文件落地的可能性就会大很多。”
我握紧文件，纸张在手里沙沙作响。
“吴老，为什么选我们？”苏雨晴轻声问。
老人笑了，笑容里有种看透世事的通达：“因为你们还没被污染。”
他顿了顿：“我见过太多企业，起步时雄心勃勃，做着做着就变了。要么被资本绑架，要么被利益诱惑，要么被关系腐蚀。你们现在站在十字路口，往前走是什么样子，我不知道。但至少现在，你们的根还扎在土里。”
“我们会尽力。”我说。
“不是尽力，是必须。”吴老起身，沈墨赶紧去扶，被他摆手拒绝，“我这把年纪了，不知道还能看几年。但我希望走之前，能看到中国农业走上一条不一样的路。不是靠化肥农药堆出来的路，不是靠资本烧钱烧出来的路，是真正可持续发展的路。”
他走到门口，又回头：“沈墨说你们在省里遇到些麻烦。记住一句话——做难事，必有所得；走正路，必有回响。”
老人离开后，茶室里久久无声。
“吴老退休前，主管科技和产业。”沈墨重新坐下，煮水，“他牵头制定过好几个五年规划。虽然退了，但说话还有分量。”
“这份文件……”我看着手里沉甸甸的草案。
“是机遇，也是压力。”沈墨倒茶，“如果你们做成了，它会成为全国性的政策。如果做不成，它就是一堆废纸。而你们，会成为很多人的笑话。”
我明白他的意思。吴老给的不是护身符，是军令状。
手机在这时震动，是孙怀圣的电话。我走到窗边接听。
“晓哥！永丰的‘联合体’今天正式挂牌了！”孙怀圣声音焦急，“二十一家企业，张永丰当理事长！他们刚开了发布会，说要在全省建五十个标准化基地，三年内产值做到一百亿！”
“省里什么反应？”
“农业厅李厅长去站台了！还有商务厅、科技厅都去了人！”孙怀圣喘着气，“最要命的是——他们说要把我们青河基地的模式‘借鉴’过去，搞什么‘升级版’！这不明摆着抄袭吗！”
“知道了。”我强迫自己冷静，“还有呢？”
“还有……省电视台今晚要播他们的专题报道！黄金时段！咱们这边一点动静都没有！”
挂掉电话，我回到茶桌前。沈墨和苏雨晴都看着我。
“永丰的联合体挂牌了。”我说，“省里很支持。”
沈墨并不意外：“张永丰这步棋走得快。他知道硬拼拼不过你们，就换打法——用规模压人，用政策背书。”
“我们怎么办？”
“两条路。”沈墨竖起两根手指，“第一，加入他们。以你们的实力，进去至少能拿个副理事长，分一块蛋糕。但代价是，你们的模式会被稀释，会被改造，最后可能变得不伦不类。”
“第二呢？”
“第二，坚持做自己的联盟。”沈墨看着我，“但这条路更难。你们要面对的不只是永丰，是整个既得利益体系。他们会说你们‘搞小圈子’‘破坏团结’‘不顾大局’。”
窗外，天色渐晚。故都的秋夜来得早，才五点多，暮色就已四合。
“你们有三天时间考虑。”沈墨起身，“三天后，吴老会离开故都。在这之前，如果你们决定做联盟，我可以安排你们再见他一次，敲定具体支持方案。如果决定加入永丰，那今天就是咱们最后一次喝茶。”
他走到门口，又停住：“对了，高启明那边，也等你们的答复。他给了同样的期限——三天。”
茶室里只剩我和苏雨晴。
茶凉了，炭火也快熄了。
“你怎么想？”她轻声问。
我看着窗外，胡同里的路灯次第亮起，昏黄的光晕在暮色里格外温暖。
“雨晴，”我说，“你还记不记得，青河基地第一年休耕时，地里长满了野草。村里老人看不过去，说我们糟蹋地。我们没解释，就让他们看。”
“记得。”
“后来第二年，我们种黄豆。收割那天，那些老人来了，蹲在地头抓了一把土，捏在手里看了很久。然后说：‘这土，活了。’”我转过头，“他们没说产量，没说收入，说土活了。”
苏雨晴眼眶红了。
“永丰的联合体，可以做一百亿产值，可以建五十个基地，可以上电视。”我一字一句，“但他们能让土地‘活’过来吗？能让老农看着土说‘这土，活了’吗？”
她摇头。
“所以我们没得选。”我握住她的手，“联盟要做。再难也要做。因为我们要对的，不是张永丰，不是那些报表上的数字。我们要对的，是土地，是那些相信我们的农民，是以后想回家种地的年轻人。”
“还有我们自己。”苏雨晴说。
“对，还有我们自己。”我笑了，“六年前从夜市摊出发时，我们没想过要做什么百亿企业。我们只是想，能不能种点好菜，卖点好东西，让生活有点盼头。这个初心，不能丢。”
手机又响了。这次是林爱国，语气比孙怀圣还急：
“林晓！省税务稽查局的人来了！说接到举报，要查我们三年的账！现在人在财务室，说要调走所有原始凭证！”
我心头一沉。
张永丰，出手了。
而且一出手，就是最狠的招。
“让他们查。”我对着电话说，“账目都规范，不怕查。但告诉王婷——全程录音录像，他们要调走的每一张凭证，都要有签收单。还有，立即通知我们的法律顾问到场。”
挂掉电话，我看着窗外完全暗下来的天空。
棋局进入了最激烈的中盘。
而我的下一步，已经想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