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都的深秋，天空是北方特有的那种高远湛蓝。
全国农业高质量发展论坛的举办地点在“国家会议中心”，巨大的玻璃幕墙反射着晨光，门口已经停满了各地牌照的车。我站在门口，深吸了一口清冷的空气，手里握着打印好的发言稿——虽然内容早已烂熟于心。
苏雨晴今天穿了身深蓝色的西装套裙，头发挽起，露出光洁的颈项。她站在我身边，轻轻整理了一下我的领带：“别紧张，就像在省里那样讲。”
“这次不一样。”我看向入口处挂着的横幅，上面列着协办单位：农业农村部下属三个司局、中国农科院、还有几家国字头的投资机构，“台下的听众，可能是决定这个行业未来十年走向的人。”
“那更要讲真话。”她握了握我的手。
刚走进大厅，就有人迎上来。是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戴着金丝眼镜，笑容标准：“是林晓林总吧？我是会务组的小王。您的发言安排在上午第三场，十点整。这是您的座牌和会议资料。”
我接过资料袋，沉甸甸的。翻开一看，除了会议议程，还有一本厚厚的《参会嘉宾名录》。随手一翻，就看到不少熟悉的名字——国内几家顶尖农业企业的创始人、几个农业大省的主管副省长、还有……高启明。
他的名字后面跟着头衔：启明资本创始合伙人。
“启明资本？”我皱眉，“他不是高氏集团的……”
“高家三年前就分家了。”苏雨晴轻声说，“高启明单独拿了家族农业板块的资金出来，做了这只基金。专注农业科技和食品消费。我也是最近才知道的。”
我翻开高启明那页的详细介绍：康奈尔大学农业经济学博士，曾任职于国际粮农组织，三年前回国。启明资本管理规模五十亿元，已投项目包括智慧农业、植物工厂、替代蛋白……
“他跟你母亲提的那个合作，”我问，“具体是什么？”
“她没说清楚。”苏雨晴摇头，“只说高家愿意出比晴天更好的条件，但要的也更多。”
正说着，身后传来一个温和的声音：“林晓？”
我转身。站在面前的是个和我年纪相仿的男人，身高和我差不多，穿着剪裁合体的深灰色西装，没打领带，衬衫领口随意地松着两颗扣子。五官俊朗，戴一副无框眼镜，眼神清澈，笑起来有股书卷气。
“高启明。”他伸出手。
握手时，他的手干燥有力。
“久仰。”我说。
“该我说久仰。”高启明笑容真诚，“青河基地我去过两次，一次是去年夏天，一次是今年春天。你们的土壤改良数据，我看了三遍。”
我愣住了。去过青河两次？我们完全不知道。
“抱歉，都是私下拜访。”他似乎看出我的疑惑，“没打招呼，是怕打扰。我想看看真实的样子，不是准备好的样子。”
这话说得坦率，反而让我不知如何接。
“你的发言我期待很久了。”高启明看了看表，“论坛结束后，方便一起吃个午饭吗？有些想法，想跟你聊聊。”
“好。”
“那就不打扰了。”他点点头，又朝苏雨晴笑了笑，“雨晴，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苏雨晴的表情有些复杂。
高启明离开后，苏雨晴低声说：“他跟以前不太一样了。”
“以前什么样？”
“更……骄傲。”她想了想，“现在感觉，落地了。”
九点整，论坛正式开始。巨大的会场座无虚席，前排是领导专家，后面是各地企业家。我的位置在中部靠前，旁边坐着的是东北一家大型农垦集团的总经理，五十多岁，握手时手像铁钳。
开幕式后，前两场发言都是行业专家。数据详实，观点深刻，但总感觉隔着一层——那些话像是从报告里走出来的，不是从土地里长出来的。
轮到我了。
走上发言台时，台下有些轻微的骚动——我大概是今天所有发言者里最年轻的一个。调整了一下麦克风，我抬头看向台下。黑压压的一片，灯光有些刺眼。
“各位领导，各位同行，上午好。我是中南省山川集团的林晓。”
我的声音通过音响传出去，有些空旷。
“今天站在这里，我想讲三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关于土地。
“六年前，我们在清水县租下第一块地做试验田。签合同那天，原来的承包户，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农，蹲在地头哭了。他说这地他种了三十年，种‘废’了——化肥越用越多，产量却上不去，土板结得锄头都刨不动。”
我调出ppt，第一张照片就是那块地当初的样子：土壤发白，裂缝纵横。
“我们做的第一件事，不是施肥，不是播种，是休耕。让地歇一年，种绿肥，深翻，晒垡。那年我们没收入，还倒贴了二十多万。村里人都说我们傻。”
第二张照片是一年后，同一块地，绿油油的紫云英开满花。
“第二年，我们种了黄豆。常规种植的60，但品质检测，蛋白质含量高出15。我们按常规黄豆三倍的价格卖，竟然卖完了。买的人说：这才是小时候的豆味。”
台下开始有窃窃私语。
第二个故事，关于人。
“青河基地有个农户叫老周，今年五十三岁。三年前我们去找他合作，他抽着旱烟，半天才说：‘你们这些城里来的年轻人，玩几天就走了，地可是我们祖祖辈辈的命根子。’”
我放出一段视频，是老周自己用手机拍的。画面摇晃，但声音清晰：“……这是第三年了，地里蚯蚓多了，鸟也多了。昨天我孙子回来，说爷爷，咱家地里有青蛙叫。我听了，一晚上没睡着……”
视频结束，会场很安静。
“去年，老周的儿子，一个在南方打工八年的年轻人，回来了。他说不想让孩子变成留守儿童，更不想让家里的地变成‘留守地’。现在他在我们基地做技术员，一个月工资六千五，比在工厂时少，但他说：‘心里踏实。’”
第三个故事，关于选择。
“创业第四年，我们账上第一次有了盈利——三百二十万。团队开了三天会，讨论这笔钱怎么用。有人提议买辆好车，有人提议换大办公室，有人提议分红。”
我顿了顿：“最后我们决定，把这笔钱全部投入溯源系统开发。当时市面上没有成熟方案，我们只能自己摸索。第一版系统漏洞百出，被消费者骂；第二版成本太高，差点拖垮现金流；到第三版，才算勉强能用。”
ppt上出现溯源系统的界面截图，扫码后出现的种植记录、检测报告、甚至还有一小段农户的短视频。
“为什么非要这么做？”我看着台下，“因为我们认为，农业的信任危机，不是靠更多的广告、更华丽的包装能解决的。唯一的办法，是透明。透明到每一颗菜都能追溯到它生长的土地，透明到每一个农户都能对着镜头说：‘这是我种的，我敢吃。’”
时间还剩三分钟。
“最后，我想说一个数字。”我翻到最后一页ppt，上面只有一个大大的数字：73。
“这是我们电商平台上，老客户的复购率。也就是说，每100个买过我们产品的人，有73个会再来。这个数字，比行业平均水平高出三倍。”
我放下翻页笔，看着台下：
“有人问我，做农业最难的是什么？我说，不是技术，不是资金，是耐心。耐心等土地恢复，耐心等农户信任，耐心等消费者认可。这个过程，快不了。”
“所以今天，我们想发起一个倡议——”我深吸一口气，“成立‘中国生态农业产业联盟’。不是行政命令下的联合，不是资本驱动的整合，而是志同道合者的自愿联结。我们愿意无偿开放六年来积累的所有技术标准、管理经验、渠道资源。只有一个要求：加入者必须承诺——对土地负责，对消费者诚实。”
台下先是寂静，然后掌声响起。
不热烈，但持续。
回到座位时，旁边那位东北农垦的老总用力拍了拍我的肩：“小伙子，讲得好！大实话！”
上午的议程结束，人群涌向餐厅。我刚起身，就被几个人围住了。有媒体要采访，有同行要加微信，还有两个省农业厅的官员，说想邀请我去他们省交流。
一一应付完，已经十二点半。苏雨晴在门口等我：“高启明在二楼‘听雨轩’包间。”
包间不大，但很雅致。高启明已经点好了菜，四菜一汤，很朴素。
“随便吃点，下午还有会。”他示意我们坐，“林总的发言，我听了很受触动。”
“高总客气了。”
“不是客气。”高启明认真地说，“我研究过国内外三百多个农业项目。大多数都在讲模式、讲技术、讲资本。很少有人像你这样，讲土地，讲人，讲时间。”
服务员上完菜，退出包间。
高启明给我们盛汤，动作自然：“我直接说吧。启明资本想投资山川，不是财务投资，是战略投资。”
“什么条件？”我问。
他看向我：“第三，我想以个人名义，加入你们发起的那个‘生态农业产业联盟’，并且愿意出资五千万作为联盟的启动基金。”
这个条件，好得让人不敢相信。
“为什么？”苏雨晴问出了我想问的。
高启明沉默了片刻，摘下眼镜擦了擦：“我博士论文研究的是全球粮食安全。数据很残酷——按照现在的农业生产方式，到2050年，全球需要增加70 的粮食产量，才能养活预计的97亿人口。但与此同时，农业对环境的压力已经接近极限。”
他重新戴上眼镜：“所以回国后，我一直在找一条路——一条既能保证产量，又能保护环境的路。我投过植物工厂，投过基因编辑，投过各种黑科技。但越投越迷茫，因为这些技术都太‘贵’了，贵到普通农民用不起，贵到只能在实验室和高端市场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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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我看到你们。”他看着我的眼睛，“你们的模式，不依赖昂贵的技术，不依赖高额补贴，就是朴素的生态农业原理，加上现代化的管理和营销。最重要的是——可复制。一个清水县的农民学得会，东北的农民、西北的农民也学得会。”
我握着筷子，手心出汗。
“但我要说实话。”高启明话锋一转，“你们现在面临的问题也很严峻。永丰的围剿只是开始，省内省外的博弈会更复杂。你们需要盟友，需要资源，需要……一把保护伞。”
“高总愿意当这把伞？”我问。
“不是我。”他摇头，“是启明资本背后的资源——我们在十三个省有合作基地，在长三角有成熟的销售网络，在农业部有长期的研究合作项目。这些资源，都可以向山川开放。”
他顿了顿：“但我有两个条件。”
“您说。”
“第一，联盟的事要尽快启动。我可以负责联络北方和长三角的企业，你负责中西部。三个月内，要拿出第一批合作示范项目。”
“第二呢？”
高启明看了看苏雨晴，又看了看我：“第二，我希望雨晴能加入联盟的筹备组。她在省里有资源，在学校有经验，而且是连接……很多关系的桥梁。”
苏雨晴愣住了。
“当然，这要看雨晴自己的意愿。”高启明补充，“以及，林总是否同意。”
包间里很安静。窗外的银杏叶正一片片飘落。
“我需要时间考虑。”我最终说。
“理解。”高启明点头，“下周五之前给我答复就行。另外——”他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文件，“这是永丰最近在接触的北方资本的信息。他们准备签的对赌协议条款……很苛刻。张永丰这是在赌命。”
我接过文件，快速浏览。苛刻到惊人：年复合增长率要求80，三年内必须上市，否则创始人团队要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他为什么这么急？”苏雨晴问。
“因为时间不站在他那边。”高启明分析，“永丰的模式还是传统的那套——规模扩张、价格竞争、政策套利。但这套模式越来越难走了。他必须抢在模式失效前，冲到上市，套现离场。”
他看向我：“所以接下来几个月，永丰会不计成本地打压你们。你们要撑住。”
这顿饭吃到下午一点半。走出餐厅时，高启明忽然说：“对了，沈墨沈总让我带句话——他说故都的事忙完后，去茶馆找他。有个人，他想介绍你认识。”
“谁？”
“一个能决定联盟能否得到官方支持的人。”高启明笑笑，“具体是谁，他说要卖个关子。”
回到会场，下午的议程已经开始。但我脑子里全是高启明的话，还有那份对赌协议。
手机震动，是孙怀圣发来的一条语音，声音压得很低：
“晓哥，出事了。张永丰刚才在省农业厅开了个发布会，宣布永丰要搞‘全省农业产业化联合体’，拉了二十多家企业加盟！他还放话——说要把咱们这种‘小作坊式’的企业‘整合’掉！”
我握紧手机。
棋局，越来越复杂了。
而我的下一步，必须走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