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三清晨七点，省农业厅大院已经停满了车。
苏雨晴替我整理西装领带，手指微微发抖。我握住她的手:“别紧张，该准备的都准备了。”
“我不是紧张。”她抬眼，眼眶有些红，“是觉得……咱们走了六年，才走到这个门口。”
孙怀圣从驾驶座回过头，今天他特意穿了件不合身的白衬衫，领带打得歪歪扭扭:“晓哥，雨晴姐，咱们不是来求人的，是来亮剑的。记到起哈！”
车窗外，陆续有其他企业的人下车。大多数是四五十岁的中年老板，腆着啤酒肚，夹着真皮公文包，互相递着名片，说着客套话。偶尔有几张年轻面孔，眼神里带着初生牛犊的锐气。
我深吸一口气，推门下车。
刚走两步，身后传来熟悉的声音:
“哟，林总！好久不见，气色不错嘛！”
张永丰。
他今天穿了身藏蓝色定制西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身后跟着两个助理，一个抱资料，一个拎着不知装了什么的高级礼盒。
“张总。”我转身，平静点头。
张永丰走近，笑容满面，声音却压得只有我们两人能听见:“听说你们拒绝了长风资本？年轻人啊，就是气盛。知道今天坐主席台的是谁吗？周副省长，我老同学的表哥。昨晚我们还一起吃饭呢。”
“那您可得好好汇报。”我也笑，“别辜负了这层关系。”
他笑容一僵，随即恢复如常:“那是自然。对了，”他像是突然想起，“听说你们那个溯源系统，最近出过几次误报？有消费者投诉，扫出来的信息和实际产品对不上？”
我心里一紧。这事发生在半个月前，是系统一次短暂的升级故障，影响不到五十单，我们当天就修复并逐一联系消费者补偿了。他怎么知道？
“小问题，已经解决了。”我面不改色。
“那就好。”张永丰拍拍我的肩，力道不小，“做企业啊，最怕基础不牢。不像我们永丰，二十年的老牌子，稳扎稳打。”
他说完，带着助理扬长而去。
苏雨晴走到我身边，低声说:“他在试探你。”
“也在激怒我。”我看着她，“放心，我稳得住。”
八点半，二楼大会议室。
主席台上摆着九张名牌:周副省长居中，左右是农业厅厅长、分管副厅长，以及省发改委、商务厅、科技厅的相关领导。台下前三排是二十家参评企业，按名牌就座。后面几排是媒体和观察员。
我找到第十七号位置坐下，左边是家做食用菌的企业，右边是做茶叶的。苏雨晴和孙怀圣坐在我身后的旁听席。
九点整，领导入场。
周副省长走在最前面，五十四五岁，身材清瘦，戴副黑框眼镜，走路步幅很大。他没穿西装外套，只穿了件浅蓝色衬衫，袖口挽到小臂，露出腕上一块老式机械表。
没有冗长的开场白。他直接坐下，拿起话筒，声音透过音响传出，沉稳有力:
“各位企业家，各位同事，早上好。今天这个会，我们不搞形式主义。我只要听三样东西:第一，你们企业到底做了什么；第二，你们做成了什么；第三，未来还想做什么。”
他扫视台下，目光锐利:“每人十五分钟，超时我会打断。开始吧。”
汇报按顺序进行。
第一家是做畜牧养殖的，老板显然很紧张，ppt翻得飞快，满嘴都是“在领导关怀下”“在政策指引下”。讲到第五分钟，周副省长抬手:
“停一下。你刚才说年出栏十万头，饲料转化率多少？”
老板愣住:“这个……大概28吧。”
“大概？”周副省长皱眉，“你们去年领了七百多万的标准化改造补贴，改造后转化率提升了多少？每头猪的用药成本下降了多少？有数据吗？”
老板额头冒汗，翻找文件，手忙脚乱。
“下一个。”周副省长直接说。
会议室内气氛陡然紧张。
接下来的几家，有准备充分的，拿出厚厚的数据册子；有含糊其辞的，被追问几个问题就露了怯。周副省长的问题个个切中要害:
“你说你的大米卖得贵是因为有机，有机认证机构的权威性怎么证明？”
“你带动了五百户农户，户均增收多少？增收的可持续性怎么保证？”
“你投入两千万搞智能温室，投资回收期多长？技术是自己研发还是引进的？”
轮到我们时，已经是上午十一点半。会议室里有些疲惫，但周副省长的坐姿依旧笔直。
我起身，走到发言席。没有带u盘，而是将手机连接到投影——这是我们昨晚临时改的方案，用公司官网后台实时调取数据。
“各位领导，我是中南省山川投资集团的林晓。接下来十五分钟，我将用三组数据，汇报我们是谁、做了什么、未来想做什么。”
第一组数据：土地。
大屏幕上，出现一张卫星地图，聚焦清水县。我滑动手指，地图放大到青河项目区。
“这是我们三年前开始改造的五千亩示范基地。改造前，这片地平均每亩年施化肥128公斤，农药73次。改造后——去年数据，化肥36公斤，农药12次。”
会议室里响起低低的议论声。
“代价是什么？”周副省长问。
第二组数据：人。
屏幕切换，出现电商后台的实时仪表盘。
“这是我们自营电商平台此刻的数据：在线用户32万人，今日订单8743单，平均客单价141元。”我点开用户分析，“值得关注的是——平台73 的订单来自复购客户，平均复购周期28天。”
“这说明什么？”商务厅的领导插话。
“说明消费者不是为‘有机’‘绿色’这些概念买单，而是为可感知的品质和信任买单。”我调出溯源系统的演示视频，“我们每一件产品都有独立二维码，扫码可以看到种植养殖全过程的影像记录、每一次质检报告。消费者买的不是农产品，是透明的生产链。”
第三组数据：未来。
“基于过去六年的实践，我们计划在未来三年做一件事:搭建‘中西部农业产业协同平台’。”我放出沈墨那份构想的简化版，“目标:联合十二个省份的优质生产者，实现技术共享、渠道共建、品牌共生。目前已与三十七家企业达成初步意向。”
这时，农业厅厅长举手:“这个平台，你们凭什么牵头？”
问得直白，也关键。
“凭三样东西。”我竖起手指，“第一，我们跑通了从生产到销售的完整闭环，有可复制的经验。第二，我们自研的数字系统，已经能够支撑跨省多点的协同管理。第三——”
我看向周副省长:
“第三，我们愿意把这个平台的控股权让出来，由参与企业共同决策。山川不谋求垄断，只希望成为连接者和服务者。”
会议室彻底安静了。
按铃声响，十五分钟到。
周副省长没有立刻叫停。他摘下眼镜，擦了擦，重新戴上，看了我几秒:
“最后一个问题:如果省里选你们做重点扶持企业，你们最需要什么支持？”
我深吸一口气:“公平的竞争环境。”
“具体点。”
“比如，”我顿了顿，“在评选龙头企业时，不只看出资额、看营收规模，更要看土壤改良数据、农户增收数据、产品复购数据。让真正在做实事的企业，不用分心去搞关系、做表面文章。”
这句话说完，后排有几个老板的脸色变了。
“好。”周副省长点头，“下一个。”
我回到座位，手心全是汗。苏雨晴在身后轻轻拍了拍我的背。
第十八、十九家企业汇报时，会议室明显有些躁动。我的那番话，像扔进池塘的石头。
终于，第二十家，永丰集团。
张永丰从容起身，他没用ppt，而是让助理给每位领导发了一本精装画册。翻开，全是永丰的现代化厂房、进口生产线、各种奖牌证书的照片。
“各位领导，永丰深耕农业二十年，累计投资超过十五亿元，带动就业五千余人……”他的汇报流畅华丽，数据都是大数:年产值、纳税额、占地面积。
讲到第十一分钟，他话锋一转:
“在快速发展的同时，我们也看到行业的一些……乱象。比如某些新兴企业，打着‘生态’‘有机’的旗号，实际上依靠政策补贴生存，甚至利用信息不对称，误导消费者。”
他翻开画册某一页，上面是几份文件截图:
“比如我们注意到，某企业宣称的‘全程溯源’，其技术合作方实际上是一家注册资本只有五十万的小公司，技术可靠性存疑。再比如，该企业获得的‘省重点龙头企业’称号，评审过程中存在明显的……”
“张总。”周副省长忽然打断。
张永丰停住:“您说。”
“你提到的‘某企业’，是指山川集团吗？”
会议室空气凝固了。
张永丰笑了笑:“我只是举例说明行业现象，不特指……”
“那你就说说你自己的企业。”周副省长合上画册，“你刚才提到永丰年产值八个亿，利润率多少？”
“具体数字？”
张永丰示意助理，助理翻找文件:“107。”
“那你们去年领了多少政府补贴？包括税收优惠、项目扶持、贷款贴息，全部算上。”
助理额头冒汗，张永丰脸色微变:“周省长，这个……”
“不方便说？”周副省长看向农业厅厅长，“李厅长，你那边有数据吗？”
李厅长点头，翻开面前的文件夹:“根据财政系统记录，永丰集团及关联公司，去年共享受各级财政补贴两千三百七十六万元，税费减免一千八百余万，合计四千一百多万元。”
他顿了顿:“如果扣除这部分，永丰的实际利润率是42。”
会议室里响起倒吸凉气的声音。
张永丰的脸涨成猪肝色。
周副省长拿起永丰的画册，翻到一页:“这个‘中国驰名商标’，是你们去年买的吧？花了多少钱？”
“那是……正常的品牌收购……”
“还有这个‘欧盟有机认证’，”周副省长指着另一张证书，“认证机构是‘国际生态认证中心’，我让外事办查了，这个机构在欧盟官网的认可名单里没有记录。”
他放下画册，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砸在所有人心里:
“张总，永丰二十年，有规模，有贡献，这些省里都记着。但今天的座谈会，我想听到的是你们扎扎实实做了什么，不是花钱买了什么，更不是怎么贬低别人。”
张永丰僵在原地，一句话说不出来。
“你的时间到了。”周副省长看向手表，“今天上午的会到此结束。下午分组讨论，企业之间多交流学习，少搞小动作。”
他站起身，走到门口时，忽然回头，看了我一眼:
“林晓，你留一下。”
会议室里，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过来。
我起身，在张永丰几乎要喷火的眼神中，跟着周副省长走出会议室。
走廊尽头的小会议室里，周副省长让秘书倒了杯茶给我。
“坐。”他示意，“刚才你那句‘公平的竞争环境’，是冲着永丰去的吧？”
“是冲着所有企业。”我实话实说，“包括我们自己。如果我们做得不好，也该被淘汰。”
周副省长喝了口茶，沉默片刻:“你那个协同平台的构想，沈墨跟我提过。”
我一愣。
“不用惊讶。”他笑了笑，“我和沈墨是农大的校友。他昨晚给我打了个电话，说今天有家企业会讲点不一样的东西，让我仔细听听。”
他放下茶杯，眼神变得深邃:
“林晓，你知道中国农业现在最缺什么吗？”
“缺……”
“缺连接。”他接过话，“小农户和大市场之间缺连接，好产品和消费者之间缺连接，新技术和旧经验之间缺连接。你那个平台，就是想做这个连接者，对吧？”
我点头。
“难啊。”周副省长望向窗外，“每个省都有自己的利益，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的算盘。你想让大家把数据共享、渠道共用，比登天还难。”
“但总要有人先做。”我说。
“所以沈墨选了你。”他转回头，“他说你这人有三样东西难得:一是傻气，认准的事，撞了南墙也不回头；二是土气，根扎在田里，不忘本；三是锐气，敢跟永丰这样的地头蛇叫板。”
我不知该说什么。
“省里那个评选，”周副省长话锋一转，“会以今天座谈会的表现为重要参考。但我给你交个底——就算评上了，扶持资金也不会太多，最多一两千万。杯水车薪。”
他站起身，走到我面前:
“真正的机会，在省外，在全国。农业部正在筹备‘全国农业高质量发展示范企业’的遴选，每个省推荐三家。如果你的平台构想能落地，哪怕只是雏形，我都会把山川报上去。”
他伸出手:
“不是因为你汇报做得好，是因为你让我看到——咱们中国的农业，除了卷价格、卷规模，还有另一条路可走。”
我握住他的手，那双手粗糙有力。
“需要我做什么？”
“两件事。”他收回手，“第一，把你说的那些数据，做成详尽的报告，一周内交给我。第二——”
他顿了顿，眼神严肃:
“第二，提防张永丰。这个人，输不起。”
走出小会议室时，已经十二点半。
苏雨晴和孙怀圣等在走廊，满脸焦急。看到我，两人同时冲过来。
“晓哥！没事吧？”
“周省长说什么了？”
我看着他们，忽然笑了，笑得眼眶发热:
“他说……咱们走的路，是对的。”
走廊窗外，正午的阳光炽烈，透过玻璃，在地面投下明晃晃的光斑。
远处，张永丰正和几个人在角落里说着什么，看向我的眼神像淬了毒。
但这一刻，我不再害怕。
因为我知道——
当你的脚踩在土地上，背朝着太阳，就没有什么阴影能笼罩你。
而我们要走的路，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