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公，您看这……骂得也太难听了。要不要……”张老五做了个抹脖子的手势。
季达翻看着那些文章，有的文采斐然，骂人不带脏字；有的直白粗鲁，问候祖宗十八代。他看了半晌，忽然笑了。
“呵呵那个呵呵。”季达把稿件丢在桌上，“他们这些腐儒除了骂人也没什么别的能耐了，也间接说明他们是真急了。怕他们的圣贤书以后没人读了。”
他站起身，走到窗边，看着外面熙熙攘攘的街道：“让他们骂。报纸嘛，就是让人说话的地方。只要不造谣煽动造反，不人身攻击具体官员，不泄露国家机密，其他的，随便他们说。道理越辩越明。”
张老五迟疑道：“可是……有些话说得太过了，而且除了骂就是骂，也没别的态度和想法，这恐影响主公声誉，动摇民心啊。”
“民心？”季达转过身，笑了笑，“老五，你觉得老百姓关心的是孩子能不能读得起书、学点有用的本事将来养家糊口，还是关心孔子孟子到底说了什么？是关心地里的收成、市集的物价、当兵的亲人能不能打胜仗，还是关心我季达尊不尊儒？”
张老五愣了一下，若有所思。
“去，透露给各家报社。”季达吩咐道，“设立一个专门辩论的专栏，刊登关于教育改革的争论文章。支持的和反对的，都登。但是，有两条红线：第一，不得人身攻击、污言秽语；第二，不得煽动对抗、破坏安定。谁越线，就罚谁的款，严重者吊销办报许可。咱们依法办事。”
他顿了顿，补充道：“另外，找些支持咱们的人多写点文章。不要光讲大道理，多写点实际的。比如，学了新算学，能更快算清账目，避免被奸商坑骗。学了新农学，粮食亩产提高两成，一家老小能吃饱饭。学了律法，知道怎么签契约打官司，保护自家田产……老百姓看得懂这些。”
张老五眼睛一亮：“属下明白了！这就去办！”
于是，报纸上的论战更加热闹了。但很快，人们发现，那些支持新学的文章，越来越“接地气”，说的都是百姓能听得懂，而且关心的事。而反对的文章，翻来覆去就是“圣人之道”、“祖宗成法”、“礼崩乐坏”，……不食人间烟火的味道。
更妙的是，就在论战最激烈的时候，《沂州新报》头版刊登了一条不起眼的消息：“郯城国民初级学堂首批学子完成学业，其中六百九十余人通过考核，进入郯城中级学院继续深造。其家长受访时表示：‘孩子学了新算学，现在能帮家里记账了，也能给家里出主意，甚至还能修理农具！’”
没有大道理，只有实实在在的改变。
这条新闻，比一万篇雄文都有说服力。
外面的口水战打得热闹，政务院内部的气氛却有些微妙。
院长许柳忠，出身儒学世家，虽然被季达的理念说服了大半，但内心深处的儒家情怀让他在这场争论中保持了沉默。教育部长顾炎之更是压力山大，他是直接执行者，也是传统士人攻击的靶子之一，但他本身却是个儒家学子，只能埋头做事，尽量不表态。
张秋仰、王仁等人，虽然因各种原因追随季达，但在这件事上，情感上更偏向王元邕等，只是碍于身份，不好公开反对，但却默默的选择了支持儒家。
政务院的高层会议上，关于教育改革的议题，常常出现一种诡异的安静。只有季达在说，许柳忠等人听着，偶尔附和几句，但缺乏之前讨论其他政务时的那种热烈。
季达心里门儿清。他知道，这是理念之争，不是简单的利益冲突。强迫他们表态支持，反而可能适得其反。他需要的是时间和事实。
幸好，并非所有人都沉默。
众议院议长吴谨，一直在旗帜鲜明地支持季达：“诸位，我早年也是耕读传家，读过不少圣贤书。但这些年跟着主公做事，我算是看明白了。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没有杜衡先生精打细算，国库早就空了。没有李泰他们捣鼓出新式农具、改良种子，粮食产量能上去？没有公孙大娘带着工匠日夜钻研，咱们那有机会用三县之地这么快的征服这偌大的九州之地？没有明确的律法和规则，在拿下四州时，在拿下十三州时能如此顺利平稳过渡？这些，哪一样是靠读《论语》读出来的？”
他越说越激动：“咱们现在是什么时候？是乱世！是刀枪说话的时候！主公说得对，道德很重要，但不能当饭吃，不能当刀枪使！先把国家搞强了，把百姓搞富了，把敌人打趴下了，咱们再坐下来慢慢谈仁义道德，不行吗？”
检察院院长张承也附和道：“吴议长说得在理。我老张没读过多少书，但我知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检察院办案，靠的是律条文，是证据，不是靠犯人的良心发现！而且古往今来那些个贪腐的官员，那个没有度过圣贤之书？还不是该贪的贪，该徇私的徇私！主公要推广法学，培养懂法的官吏，我举双手赞成！这比那些满口仁义、背地里贪赃枉法的伪君子强一万倍！”
更让季达欣慰的是，一大批从云蒙山书院、郯城职业技术学院毕业的年轻官员，成为了新学的坚定支持者。他们大多出身寒微，没有受过系统的儒家教育，是在季达的新式学堂里学会了识字、算数、格物、律法基础，然后通过考核进入各级衙门。他们是新学制的直接受益者，也是新理念的实践者。
这些年轻官员分散在税务、工坊、农政、基层管理等各个岗位，或许职位不高，但充满干劲。他们在各自的领域，用实实在在的成绩为新学背书。也为新学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