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某位儒学出身的州郡老吏在酒桌上嘲笑一个新学出身的年轻税吏：“尔等所学，不过雕虫小技，岂知圣贤治国之大道？”
那年轻税吏不卑不亢地回道：“下官学识浅薄，不知圣贤大道如何治国，只知去年本县田赋核算，因用了新式记账法，追回隐田三百亩，溢额粮赋一千二百石，所用时间比您老人家可快了不止三四天。且若是不依齐律，这些可就都进了某些人的私囊了。敢问老大人，圣贤之道，可能一眼看穿这账目里的猫腻？”
老吏顿时哑口无言。
类似的故事，在齐国各地悄悄流传。新学或许没有华丽的辞藻，但它能解决问题，能创造价值。这一点，在务实的环境下，比任何雄辩都更有力量。
舆论在发酵，儒学眼看着就要败北。而政务院在观望，已经极大的影响到了正常办公。季达皱眉思索良久后，觉得需要给这场争论画上一个阶段性的句号。他选择在《全民公报》上，亲自撰写了一篇署名文章，标题很简单：《关于教育与治国的一些想法》。
文章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引经据典，就像拉家常一样，平实而恳切。
他先回顾了齐国建立的艰辛，提到了战死的将士，提到了辛勤耕作的农夫，提到了汗流浃背的工匠，提到了在学堂里渴望知识的孩童。
然后他写道：“有人问我，为何如此重视工匠之术、律法之条、经济之道，似乎冷落了传承千年的圣贤之学。我在这里，想和大家说说心里话。”
“我从未轻视圣贤之道。仁义礼智信，孝悌忠恕廉，这些是做人的根本，是一个社会和谐的基石。所以，我们的孩子，从小就要学这些，要明白是非，懂得感恩，知道廉耻。这一点，永远不会变。”
“但是，诸位乡亲，治国光靠道德够吗？如果够，为何会有贪官污吏？如果够，为何会有豪强欺压良善？如果够，为何胡人的铁骑会一次次南下，屠戮我们的同胞？”
“我们需要法律，来划定行为的底线，惩罚作恶者，保护善良人。我们需要更好的农具和耕作方法，让地里长出更多的粮食，让家家户户的粮缸装满。我们需要更坚固的城墙、更锋利的刀剑、更犀利的火器，来保护我们的家园，让敌人不敢觊觎。我们需要懂得经营计算的人才，让货物流通，让百姓富裕，让国库充盈。”
“这些，就是我们要在学堂里教给孩子们的东西。它们和圣贤之道不冲突，恰恰相反，它们是实现‘治国平天下’这个圣贤理想的具体路径。一个懂得律法的官员，能更公正地断案；一个精通农学的学子，能让乡亲们丰收；一个善于经营的商人，能带动一方富裕；一个勇敢善战的将军，能保境安民。这难道不是‘仁政’的体现吗？”
“所以，我们的学堂，既要教孩子做人（德），也要教孩子做事（才）。我们的高级学府，会让喜欢研究经史的孩子去文学院深造，也会让喜欢琢磨机械的孩子去工学院，让善于辩理的孩子去法学院，让心怀济世的孩子去医学院……让每个孩子，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道路，发挥自己的天赋，成为对国家、对百姓有用的人。”
“这，就是我的想法。或许不完美，或许有争议。但我相信，路是走出来的。让我们给孩子们一个机会，也给齐国一个未来。”
文章刊登后，引起了巨大反响。支持者拍手称快，觉得主公说出了他们的心声。反对者虽然仍有微词，但面对如此诚恳、立足现实、又给儒学留了位置的论述，也很难再像之前那样激烈抨击。
更重要的是，季达在文章最后，做了一个关键的表态：“儒学重在修身，可作为学童的基础学科之一，与识字、算术并列。文学院亦将得到朝廷同等资助，致力于经史研究与文化传承。”
这算是给传统势力一个明确的交代和台阶。儒学还是基础课，文学院也独立存在，而且朝廷给钱。你们要研究，尽管去研究。
这个表态，让政务院里一直沉默的许柳忠、顾炎之等人，暗暗松了口气。主公没有一棍子打死，而是给了包容和空间。这让他们在坚持原则和顾及情面之间，找到了一个平衡点。
许柳忠在一次小范围会议上，对几位心腹感慨道：“主公此举，可谓刚柔并济。既坚持了实用为重的国策，又未彻底断绝儒学传承。文学院独立设于曲阜，远离政治中心，专心学问，或许……也是一条出路。”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接受这个“台阶”。
以王元邕、冯琰为首的一批最顽固的大儒，在得知最终方案和季达的表态后，悲愤交加。他们认为，将儒学与工匠、律法并列，已是奇耻大辱。将文学院放到曲阜，更是明升暗降，边缘化处理。
“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一位来自青州的老名士老泪纵横，“齐国不容圣道，自有容道之处！老夫这就去建康，去长安！就不信，天下之大，没有一处可验证我儒学乃立国之根本！”
很快，一股“出走潮”在儒家文人中悄然兴起。数十位在齐国境内颇有名望、但并未在朝中担任实职的名士、地方耆老，携家带口，离开了齐国。有的南下投奔南梁，有的西去依附西魏。他们带走的，除了家当，还有满腹的经纶和对季达“离经叛道”的深深失望。
消息传到季达耳中，他正在批阅关于海军舰艇改造的图纸。
“走了？”季达头也没抬。
“是。”万福低声汇报，“据各关卡统计，已有三百四十七人离境，多是携家眷、弟子，车载箱笼，看样子是不打算回来了。王老大人和冯老大人虽未明言离开，但据说闭门谢客，郁郁寡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