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的议程，聚焦民生。
新成立的“卫生部”部长是一位来自南梁，名叫华元化的老医师，其祖上出自晋国太医署，可谓是医学世家，医人无数，其早年的梦想就是救治天下生病的人，也曾致力于将医术传出去，结果收效甚微，心灰意冷，躲在了村子里种起了草药，后季达冒险悄悄前往南梁，亲自请出了山。来齐国已经三年。去年正式被任命为卫生部长。他提交了《全民医疗卫生体系建设五年规划》。核心内容包括：成立国立医学院，培养各类医师。在各州府设立“国立医馆”，建立疫情监控和上报机制；编纂并推广《常见疾病防治手册》；规范药材市场，设立国家药材储备；尝试建立针对贫困人口的医疗救济制度……
议案很美好，但花钱也不少。华元化估计，前期投入至少需要五百万齐币。
这次反对的声音小了一些。毕竟生老病死，无人能免。但仍有议员质疑：国家是否应该管这么宽？这会不会养成百姓的惰性？尤其是“医疗救济”，会不会成为无底洞？
华元化老先生脾气耿直，闻言直接怼了回去：“敢问这位议员，若是您家乡疫病流行，您是希望官府组织医师救治、发放药物，还是任由百姓自生自灭？若是您家中有人突发急症，您是希望有国立医馆可及时送治，还是只能求神拜佛？医者仁心，治国亦需仁政！此非靡费，实乃固本！”
他接着抛出一组数据：去年各州因疫病、生产意外等导致的非正常死亡及劳动力损失，折算成经济损失，远超五百万齐币。预防和基础医疗的投入，长远看是节省更大的社会成本。
这时，一位来自刚刚收复的淮州的议员站了起来，他声音有些哽咽：“华部长所言极是！去岁淮州水患后，疫病流行，我亲眼所见，村村戴孝，户户哀声……若有官医及时施救，何至于此！这议案，我淮州代表全力支持！即便州里再难，这钱也该出！”
他的发言引起了众多来自新收复地区议员的共鸣。他们饱经战乱和旧朝盘剥，对“民生”二字体会更深。最终，卫生议案在不少议员“就当是给子孙积德”的感慨声中，惊险通过。
紧接着是“教育部”部长，现任云蒙山书院山长、大儒顾炎之提交的《全民教育推广与改革方案》。方案更加雄心勃勃：计划五年内，在每个县设立至少规划五所国立“县学”，每个乡必须设立“乡学”。编写统一的新式教材，减少经学比重，增加算学、格物、地理、历史乃至基础律法内容。设立“助学基金”，资助贫寒子弟入学。甚至提出“无论男女，适龄儿童皆需接受至少三年蒙学教育”的强制性建议。
这份方案其实在老四州已经普及，但在新的十三州还未推广，有些不理解的十三州议员，反应比较大，他们认为可能还是先修路、建医馆最重要。
“教化乃百年大计，顾部长用心良苦。”一位德高望重的兖州议员先肯定了初衷，但话锋一转，“然，如此大兴学堂，所需师资、校舍、银钱几何？且教材变更，重实学而轻经义，长此以往，圣人之道何以传承？礼义廉耻何以维系？”
另一位代表地方乡绅利益的梁州议员则更直接：“让所有娃娃，包括女娃都去念书？那田谁来种？工谁来作？家家都望子成龙，这龙也太多了些！况且，贫家子读了书，心就野了，还能安心务农做工吗？”
支持者则针锋相对：“圣人之道，在于经世致用！空谈仁义，能造出火炮轮船吗？能算出田亩税赋吗？如今的齐国是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岂能墨守成规？”
“让百姓识字明理，方能知法守法，方能选用良才！目光岂能如此短浅！”
顾炎之不愧是做过山长的人，辩论起来引经据典，条理清晰：“教育之目的，非为人人做官，乃为开民智、强国基。孩童学算学，可理家财；学格物，可明事理；学律法，可守规矩。此于国于家，有百利而无一害。至于女童入学……母亲知书，则子女可教。此乃根本！”
双方引经据典，吵得不可开交。季达坐在旁听席，听得津津有味。这种公开的、理性的（大部分时候）辩论，正是他想要的。真理越辩越明。
眼看天色渐晚，争论仍无结果。议长吴谨与许柳忠、季达短暂交流后，宣布：“教育事关重大，争议亦多。本议案细节繁多，建议交由教育委员会与政务院教育部组成联合小组，广泛征求各界意见，于三个月内提出修改方案，再行审议。今日暂且搁置。”
虽然未能当场通过，但全民教育的议题被正式摆上了台面，并引发了全社会关注，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夕阳西下，第一天的众议院会议落下帷幕。走出议政大殿的人们，有的兴奋地讨论着铁路规划，有的忧心忡忡地算计着卫生投入，有的则还在为教育问题争得面红耳赤。
季达站在大殿后的回廊上，望着广场上逐渐散去的人群，对身边的许柳忠笑道：“许公，你看，这就是咱们想要的。吵吵嚷嚷，但都在规矩里吵；争锋相对，但目标都是想让这个国家更好。”
许柳忠捻须微笑，眼中有着欣慰，也有一丝疲惫：“是啊，陛下。只是这吵架的功夫，可比批阅公文累多了。”
“累，但值得。”季达望向远方被晚霞染红的天际，“一个能吵架、能商量、能妥协的朝堂，总比一个万马齐喑、或者背后捅刀子的朝堂，要有希望得多。明天，还有硬仗要打呢。”
预算审计会议在一种既严肃又暗流涌动的氛围中持续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