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卷
一九九四年三月，《经济观察报》的记者孙晓雯第一次走进修远大厦。
她是带着任务来的——编辑部要做一期“九十年代新兴企业领袖”专题，修远集团在名单上排第三。前两位都是四十多岁、在各种场合侃侃而谈的企业家，照片资料一堆，采访起来容易。只有这个林修远，资料少得可怜。
孙晓雯在电梯里对着不锈钢壁整理了一下衣领。她今年二十八岁，人大新闻系毕业，跑经济口四年，自认见过些世面。但今天，她有点紧张。
电梯停在五十二层。
门开，迎面是整面的落地窗，北京城在窗外铺展开来，像一幅巨大的沙盘。阳光透过玻璃照进来，在地面上投出规整的光斑。前台姑娘穿着米色套装，笑容标准得像量过角度：“孙记者您好，周总正在等您。”
孙晓雯跟着她往里走。
走廊很静，地毯厚实，踩上去没有声音。两侧墙上挂的不是名画，而是一些老照片——南城小门面的招牌、第一台电风扇下线、黑河贸易站的雪景、建筑工地的奠基仪式。每张照片下面都有手写的日期和简短的说明，字迹工整。
“这些都是林经理要求挂的。”前台姑娘轻声说，“他说要让大家记得从哪里来。”
孙晓雯在心里记了一笔。
周秉文的办公室在走廊尽头。门开着，他正站在窗前打电话，看见孙晓雯，做了个“请坐”的手势。
孙晓雯在沙发上坐下，悄悄打量这个房间。不大，也就二十平米，书柜里塞满了文件和行业报告，桌上堆着几摞图纸，角落里有盆绿萝，长得很茂盛。墙上挂着幅字，就两个字——“务实”。
“不好意思，刚接个电话。”周秉文放下话筒走过来，递过一杯茶，“孙记者，久等了。”
“周总客气了。”孙晓雯拿出录音笔和笔记本，“咱们开始？”
采访进行了四十分钟。
周秉文很配合，有问必答。从集团成立讲到现在的规模，从家电业务讲到地产布局，从对苏贸易讲到航空项目。数据详实，逻辑清晰，时不时还幽默一下。标准的职业经理人做派。
但孙晓雯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周总，”她试探着问，“您讲了这么多，都是集团的事。能不能聊聊林修远先生本人？”
周秉文推了推眼镜：“林经理的个人情况，我们不太方便透露。”
“不是隐私，”孙晓雯赶紧说，“是关于他的一些传闻。比如有人说他过目不忘，学什么都快；有人说他眼光特别准，做什么成什么；还有人说……他背后有高人指点？”
她盯着周秉文，想从表情里看出点什么。
周秉文笑了笑，笑容很职业：“孙记者，我跟着林经理干了快十年。要说他有什么特别之处，大概就是——想得比一般人远，做得比一般人实。至于高人指点……”
他顿了顿：“如果非要说有高人，那就是这个时代。改革开放给了机会，林经理抓住了，就这么简单。”
滴水不漏。
孙晓雯不死心：“那我能见见林经理本人吗？就十分钟，拍张照也行。”
“这个……”周秉文面露难色，“林经理今天不在公司。而且他一般不见媒体。”
“为什么？”
“他说，企业家应该少说话，多做事。”周秉文站起来，采访到此结束的意思很明显，“孙记者，资料我们都提供了，如果还有问题，可以随时联系我。”
孙晓雯知道再问也没用，只好起身告辞。
走到门口时，她忽然回头：“周总，最后一个问题——林经理现在最关心的是什么？”
周秉文想了想：“飞机。”
“飞机？”
“嗯，”周秉文点头，“怎么造出一架中国人自己的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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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时间，东郊临时机库。
林修远确实在这里。
他蹲在一台拆卸下来的发动机旁边，手里拿着游标卡尺，正在测量涡轮叶片的厚度。吴工蹲在他对面，拿着本子记录数据。
“第37号叶片，厚度偏差002毫米。”林修远报数。
“记下了。”吴工写完，抬起头，“林经理，您这眼力和手劲，真该来干我们这行。”
“我就是来学习的。”林修远放下卡尺，揉了揉发酸的手腕。
机库里很吵。打磨金属的刺耳声、电焊的滋滋声、吊车移动的轰鸣声，还有二十几个技术人员互相喊话的声音，混在一起，像一场工业交响乐。
林修远喜欢这种声音。它真实，踏实，是东西在被制造出来的声音。
他站起来，走到工作台前。台上摊着一张巨大的总装图，上面用红笔标出了十几个需要改进的地方。吴工跟过来，指着其中一个标注：“这个地方，苏联的设计太保守了。咱们可以用新材料，重量能减百分之十五。”
“强度呢？”林修远问。
“计算过了，没问题。我们做了三次模拟实验，数据都在这。”吴工递过一沓报告。
林修远翻看着，一行行数据在眼前流过。他的大脑像一台精密的计算机，快速处理着这些信息——材料性能、应力分布、疲劳寿命、制造成本……
“可以试试。”他最后说，“但要做破坏性试验，极限值要测准。”
“明白。”吴工眼睛发亮。
正说着，林修远的手机响了。是周秉文。
“林经理，《经济观察报》的记者来了，刚走。”
“嗯。”
“她问了很多关于您的问题，想见您本人。”
“你怎么说？”
“按您交代的，说您不在，不见媒体。”
林修远沉默了几秒：“老周，你觉得……咱们是不是太低调了？”
电话那头，周秉文愣了一下：“您的意思是？”
“我在想，”林修远看着机库里忙碌的人群，“有时候太低调，反而引人猜疑。不如适当放点消息出去，把注意力引到该去的地方。”
“比如？”
“比如咱们的航空项目。”林修远说，“可以透露一些进展，但要强调困难，强调这是长期投入，短期内不会有效益。让外界知道我们在干什么，但又不抱太高期望。”
周秉文明白了：“降低关注度，减少压力。”
“对。”林修远顿了顿，“还有，以后有媒体来，你可以多讲讲团队，讲讲普通员工。把‘林修远’这个人淡化，突出‘修远集团’这个集体。”
挂了电话，吴工好奇地问：“林经理，您真不想出名啊？”
“出名有什么好？”林修远收起手机，“我现在去菜市场买菜，还能跟摊主讨价还价。要是上了报纸电视，走到哪儿都有人指指点点，那才难受。”
吴工笑了：“也是。我儿子昨天还说呢，他同学的爸爸在电视上看见过您，问他是不是真的。他说‘那是我老板’，可神气了。”
“小孩子。”林修远摇摇头，但嘴角带着笑。
他走到窗前，看着外面。机库外面是一片空地，堆着从苏联运来的各种设备——有些已经拆解研究完了，有些还在排队。更远处，是刚刚平整过的土地，那是未来航空产业园的所在地。
四月的风吹过来，带着泥土和青草的味道。
林修远闭上眼睛，深深吸了一口气。
这个味道，比任何媒体的闪光灯都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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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后，《经济观察报》的专题报道出来了。
孙晓雯的稿子写了五千字，标题是《修远集团：低调前行的实业力量》。文章大部分篇幅都在讲集团业务、发展战略、社会贡献，关于林修远本人的内容只有三段。
一段是周秉文的描述：“林经理常说，企业家应该少说话，多做事。”
一段是匿名员工的印象：“林总经常来车间，能叫出很多老员工的名字。但他不喜欢拍照，公司宣传册上都没有他的单人照。”
还有一段是孙晓雯的观察：“在修远大厦的走廊里，挂满了企业发展历程的照片。从南城小门面到五十层总部大楼，每一张照片都在讲述一个道理——路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
配图有两张。一张是修远大厦的外景，一张是东郊工地的照片——几个工人正在安装设备，背影在夕阳下拉得很长。
没有林修远的照片。
编辑部有人觉得可惜：“这么好的机会，怎么不拍张人物照？”
孙晓雯说：“人家不给拍。”
“那你不会偷拍啊？”
“偷拍了，”孙晓雯从包里掏出一张照片，“但没用。”
照片是在东郊机库外面拍的。林修远穿着工装，蹲在一台设备旁边，正和几个技术人员讨论什么。侧脸，背影，都是工作状态，没有正脸。
“这张其实挺好，”主编拿起照片看了看，“真实，有故事感。”
“但发不了。”孙晓雯说，“周总特意打电话，说林经理不希望个人照片见报。他们可以提供任何集团资料，但个人隐私要尊重。”
主编耸耸肩：“那就这样吧。反正稿子内容扎实，有没有人物照不重要。”
报道见报后，引起了一些关注。
有经济学家在电视上评论：“修远集团的模式值得研究——不追求短期暴利，深耕实业，布局长远。这种企业才是中国经济的脊梁。”
有同行企业家私下议论：“林修远这人，看不透。说他低调吧，做的事一件比一件大。说他有野心吧，又从来不抛头露面。”
还有普通读者给报社写信：“看了报道，很受鼓舞。我们厂也在转型，修远集团的经验很有参考价值。”
这些反馈，林修远都知道了。
晚上，他在家里和苏嫣然一起吃晚饭。电视里正在重播那个经济学家的访谈，讲到修远集团那段时，苏嫣然笑了：“你看，人家夸你呢。”
林修远夹了块排骨给她：“夸的是公司，不是我。”
“有区别吗？”
“有。”林修远放下筷子，“公司是五千人的，不是我一个人的。今天我出名，明天我要是犯个错，骂的也是我。但如果是公司出名，那责任是大家担，荣誉也是大家享。”
苏嫣然看着他：“你总是想得很远。”
“不想远不行。”林修远说，“你看那些突然爆红的企业家，有几个能长久？今天被捧上天，明天就被踩下地。我不想走那条路。”
电视里换了个节目，开始播广告。
窗外，北京的夜晚灯火通明。这座城市的每一天都在变化，新的高楼，新的道路，新的人群。
林修远走到窗前，看着这片璀璨的灯火。
他知道，在这片灯火里，有他的公司，有他的员工，有他正在一点点搭建的梦想。
媒体可以报道，也可以不报道。
闪光灯可以亮，也可以不亮。
但有些事情，不管有没有人看见，都要做下去。
比如造一架飞机。
比如建一个好公司。
比如让跟着自己干的人，都过上好日子。
这些事，不需要上报纸。
时间会记得。
“修远，”苏嫣然走到他身边，“你在想什么？”
林修远握住她的手：“想咱们刚结婚的时候，住的那间小房子。”
“怎么想起那个了？”
“因为那时候，”林修远说，“我就想，将来一定要让你住大房子，过好日子。现在房子大了，日子好了，但最怀念的，还是那时候。”
苏嫣然靠在他肩上：“我也是。”
窗外的灯火，温暖而遥远。
在这个媒体开始聚焦的时代，林修远选择站在光圈的边缘。
不是害怕，不是虚伪。
只是他比任何人都清楚——
真正的重量，不需要镁光灯来证明。
它就在那里。
沉默，坚实，像大地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