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尔斯克战役第二天，下午4时17分。
阳光炽烈地灼烤着俄罗斯平原，空气在热浪中扭曲变形。从“巨兽”敞开的指挥塔舱口涌入的不是风，而是裹挟着尘土、硝烟和焦糊气味的滚烫气流。我的衬衫已经湿透，紧贴在背上，汗水顺着额角滑落，在干裂的嘴唇上留下一丝咸味。
燃料表的指针危险地接近红色区域。
“还剩多少？”我问，声音因为缺水和长时间喊叫而嘶哑。
威廉盯着仪表板：“理论值还能跑十五公里。但考虑到我们还要返程回补给点”
“那就不到十公里的有效推进距离。”我闭上眼睛，感到一阵眩晕。不是中暑，是那种熟悉的、深入骨髓的无力感——在斯大林格勒，我们被苏军包围；在这里，我们被自己的后勤困住。
无线电里传来营部通讯官的声音，断断续续但足够清晰：“所有单位注意，燃料补给延迟。重复，燃料补给延迟。预计三小时后抵达”
三小时。在库尔斯克，三小时意味着推进停滞，意味着给苏军重组防线的时间，意味着我们辛辛苦苦撕开的突破口可能重新闭合。
我拿起望远镜，看向北方。2522高地已被我们抛在身后八公里。昨天占领高地时的胜利感，已经在这漫长炎热的第二天中蒸发殆尽。我们确实在推进——从昨天到现在，整个营推进了十四公里，摧毁了至少四十辆坦克和无数防御工事。但每前进一公里，燃料就减少一截，弹药就消耗一批，疲惫就增加一分。
而苏军，似乎无穷无尽。
“他们像九头蛇，”埃里希说，他的脸被炮镜的反光照得发白，“你砍掉一个头，又长出两个。昨天我们摧毁了一个坦克营，今天又冒出来一个，还有更多的反坦克炮，更多的雷区”
他说得对。上午我们突破了苏军第二道防线，下午就撞上了第三道。而且这道防线更坚固：更宽的反坦克壕，更密集的雷区，伪装得更巧妙的火炮阵地。更重要的是，苏军不再像第一天那样正面硬抗，而是采用了一种狡猾的新战术——用少量部队拖延、骚扰，引诱我们深入，然后用炮火覆盖我们暴露的侧翼。
“车长，”施耐德报告，“‘灰狼’报告左侧出现苏军步兵，携带反坦克武器。请求支援。”
我看了一眼地图。哈特曼的“211”号虎式在我们左侧八百米处，他们昨天表现英勇，今天却因为变速箱过热被迫停车检修了两次。虎式的机械可靠性并不像它的装甲那样令人放心。
“告诉他我们无法支援，”我苦涩地说，“燃料不够做机动。让他用机枪压制。”
这是一个艰难的抉择。在战场上抛弃战友，哪怕是暂时的，都违背了装甲兵的信条。但现实是：如果我们现在离开位置去支援，消耗的燃料可能让我们无法返回补给点。届时，两辆虎式都会被困在敌控区。
无线电沉默了几秒，然后传来哈特曼的声音：“理解。我们自己解决。”
他的声音里没有责备，只有同样的疲惫和无奈。
下午5时，我们收到了停止前进、巩固阵地的命令。不是因为我们达到了目标，而是因为整个进攻矛头的燃料和弹药都接近耗尽。
“巨兽”停在一片相对完整的向日葵田边缘。金黄色的花朵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显得格外突兀，有些被履带碾倒，有些仍在热风中摇曳，仿佛不知道战争正在进行。
我爬出坦克，双脚落地时膝盖一软——连续两天坐在震动的坦克里，肌肉已经麻木。威廉也跟着爬出来，点燃一支烟，深深吸了一口。
“记得法国吗？”他突然说，“1940年，也是夏天。我们的二号坦克开过麦田，农民站在路边看着我们，有些人在哭，有些人在挥手。那时候我觉得我们会一直赢下去。”
我点点头，没有说话。法国战役时我们还在挪威，错过了那场看似轻松的胜利。但威廉经历过——他曾在给我的信中描述过那种“胜利行军”的感觉。与现在相比，那像是另一个世界，另一个世纪。
埃里希和约阿希姆开始检查坦克。炮管因为连续射击，靠近炮口的部分已经微微发蓝——过热的表现。履带上的橡胶垫块磨损严重，几个负重轮的外缘有新鲜的弹片划痕。
“左侧第三个和第七个负重轮轴承有异响，”威廉吐出一口烟，“可能需要更换。但维修连在哪里？”
他指向后方。几公里外，我们的补给纵队应该在那里，但除了偶尔升起的烟尘，什么也看不见。道路被拥堵了——损坏的车辆、等待补给的坦克、运送伤员的救护车，全都挤在狭窄的野战公路上。苏军炮兵不时向这些道路炮击，加剧了混乱。
施耐德在调试无线电，试图联系上补给单位。“他们说到三小时，但现在已经是第四小时了。而且我听其他频道说，第三装甲师的燃料车队在路上遭到空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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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袭。这个词让我们都抬起头。整个上午，我们都看到德国空军的斯图卡和梅塞施密特在头顶呼啸，但下午开始，苏联空军的伊尔-2攻击机出现了。那些被称为“飞行坦克”的怪物，装甲厚重，火力凶猛，专门攻击地面目标。
“我们需要伪装网，”我说，“把坦克开进那片小树林边缘。”
伪装网是另一个问题。虎式的尺寸太大，标准伪装网往往不够覆盖整个车体。而且在这种开阔平原上，任何树木或灌木丛都会成为炮兵的瞄准参照物。
我们勉强把“巨兽”移进树林阴影中，用砍下的树枝简单伪装。这时，东面传来了炮声——不是零星的交火，而是密集的、持续不断的炮击。
“苏军炮兵在轰击我们的后方区域，”埃里希判断道，“他们在试图切断我们的补给线。”
这是最坏的情况。如果补给线被切断，我们这些深入敌阵的装甲矛头就会成为孤岛，被逐渐消耗，最终被淹没。
下午6时30分，补给车队终于抵达。不是我们期待的大型油罐车和弹药车，而是三辆改装过的半履带车，每辆拖着一个小型油罐。
补给官跳下车，脸上全是尘土和汗水：“抱歉，兄弟们。主要补给道路被炮火封锁，工兵在抢修。这是我们从备用路线运过来的，只有这些。”
“有多少？”威廉直接问。
“每辆虎式分到三百升燃料，二十发炮弹。机枪子弹和口粮有额外配给。”
三百升。虎式的油箱容量是五百四十升，百公里油耗在公路上大约是四百五十升，越野时超过六百升。三百升意味着，即使是最保守的估计，我们也只能再前进不到二十公里——而且没有返程的燃料。
“这不够，”我说，“我们需要至少五百升才能维持明天的进攻。”
补给官苦笑：“我知道。但集团军司令部说，所有前线单位都在喊缺油。俄国人炸毁了我们的几个前线油料库，后方的运输也受到游击队袭击。”他压低声音，“而且有传言，盟军在西西里岛的登陆牵制了我们的空军和后勤资源”
两线作战的幽灵终于显现。当我们在库尔斯克的烈日下苦战时，战争的另一条战线正在吸走本已紧张的资源。
我们默默地开始加油。约阿希姆和埃里希补充弹药，把宝贵的炮弹一发发搬进坦克。每一发88毫米炮弹重达十几公斤，在炎热天气下搬运是折磨，但没人抱怨——在战场上，弹药就是生命。
补充完毕后，补给车队匆匆离开，赶在天黑前返回相对安全的区域。我们留在原地，等待夜间命令。
黄昏降临，温度终于开始下降。但另一种危险随之而来——夜间，苏军的小股部队会渗透，用手榴弹和炸药攻击静止的坦克。
“两人一组轮班警戒，”我安排，“威廉和约阿希姆第一班，埃里希和施耐德第二班，我值中间。保持无线电监听，有任何动静立即叫醒所有人。”
夜色完全笼罩平原时，我坐在坦克旁的简易掩体里，用夜视望远镜观察周围。月光暗淡，星光却被战场上升起的烟雾遮蔽。远处，炮火的光芒不时闪烁，像是地平线上跳动的心脏。
施耐德坐到我旁边，递给我一块压缩饼干和半壶水。我们默默地吃着。饼干像锯末，水有金属味，但能维持生命。
“车长，”年轻的无线电员突然问，“我们会赢吗？在库尔斯克？”
我看着他。施耐德的眼睛在黑暗中显得很大，很年轻。他加入车组时还是个几乎没长胡子的男孩，斯大林格勒在他脸上刻下了皱纹，但眼神里仍有未被完全磨灭的希望。
我想给出一个肯定的答案，一个车长应该给的、能提振士气的答案。但谎言在经历过斯大林格勒的人之间没有意义。
“我不知道，”我最终诚实地说，“第一天，我觉得我们会赢。我们有虎式，我们有训练，我们有突然性。但今天”我望向黑暗中隐约可见的“巨兽”轮廓，“今天我意识到，战争不只是坦克对坦克，炮对炮。战争是燃料从后方运到前线的距离，是弹药工厂的生产速度，是士兵能在战壕里坚持多久。在这些方面”
我没说完，但施耐德懂了。他点点头，沉默了一会，然后说：“我父亲来信了。他在鲁尔区的工厂工作，信中说盟军的轰炸越来越频繁，生产受到影响。他还说食物配给又减少了。”
后方的困境。这已不是新闻，但每次听到都让人心头一沉。战争进行到第四年，德国的资源正在枯竭，而敌人——东西两面的敌人——的资源似乎源源不绝。
凌晨2时，我被一阵急促的炮声惊醒。不是远处，而是很近——在我们东面不到一公里处。
“苏军夜袭！”埃里希从警戒位置喊道，“步兵，可能有坦克支援！”
我们迅速进入战斗位置。“巨兽”的发动机在夜色中轰鸣着启动，炮塔旋转，搜索目标。夜视设备有限，我们主要依靠声音和偶尔的照明弹。
照明弹升空了。苍白的镁光下，我看到至少一个连的苏军步兵正在散开队形前进。没有坦克——他们知道夜间坦克战风险太大——但有反坦克炮，被士兵们拖曳着前进。
“机枪！阻止他们靠近！”
施耐德操作前机枪，子弹划破黑暗，在夜空中形成一道道曳光弹的轨迹。苏军士兵倒下，但更多的人继续前进。他们学会了夜间进攻的战术：分散，快速移动，利用地形接近。
一发反坦克炮弹击中了我们左侧三十米处的地面，炸起泥土和碎石。
“找到那门炮！”我命令。
埃里希在黑暗中瞄准，依靠炮口火焰判断位置。虎式开火，炮弹飞向目标。爆炸的火光短暂地照亮了一门45毫米反坦克炮和周围的炮手，然后一切又归于黑暗。
战斗持续了四十分钟。苏军最终撤退，留下了十几具尸体和一门被摧毁的火炮。我们没有损失，但消耗了宝贵的弹药——五发高爆弹，两挺机枪各打完了两个弹链。
“这样消耗下去，”威廉在战斗结束后疲惫地说，“我们的弹药撑不过三天，即使燃料够用。”
天快亮时，营部传来新的命令：进攻推迟到上午10时，等待进一步的燃料和弹药补给。同时，情报部门警告，苏军可能正在策划大规模反击，特别是南翼的普罗霍罗夫卡方向。
普罗霍罗夫卡。这个名字在地图上只是一个普通的城镇，但情报显示，苏军在那里集结了庞大的坦克部队。更令人不安的是，有未经证实的报告说，苏军投入了新式重型坦克——比kv-1更大，装甲更厚，火炮更强。
“斯大林坦克，”埃里希研究着模糊的侦察照片，“如果这些照片是真的，它的前装甲可能超过一百二十毫米。我们的88毫米炮在正常距离应该能击穿，但需要精确射击弱点。”
“而在实战中，”威廉补充，“敌人不会静止不动让我们瞄准弱点。”
黎明再次降临。我爬上坦克，用望远镜观察东方。平原在晨雾中延伸，看似平静，但我知道，在那片雾气后面，成千上万的苏军士兵和数百辆坦克正在准备迎接新一天的战斗。
我们的虎式停在伪装网下，庞大而强大，却也孤立而脆弱。它有无敌的装甲和毁灭性的火力，但它需要燃料才能移动，需要弹药才能射击，需要维护才能运转。而这些，正在变得越来越稀缺。
两天前，我感觉到了战争以来从未有过的安全感。现在，那种安全感正在被另一种感觉取代——那种斯大林格勒式的、被巨大机器碾压的无力感。只不过这次的机器不是苏军的人海，而是战争本身的无情逻辑：资源、距离、时间。
“巨兽”的发动机冷却下来，发出轻微的嘀嗒声。阳光开始灼烤装甲，新的一天即将开始。在库尔斯克燃烧的夏天里，我们仍在前进，但每一步都更加沉重，更加艰难。
而最可怕的想法是：也许我们正在赢得每一场战斗，却输掉整个战役。也许虎式的无敌只是幻觉，只是大战役中的小插曲，只是毁灭前短暂的喘息。
我摇摇头，甩掉这些想法。无论真相如何，我们的工作不变：驾驶坦克，打击敌人，保护彼此，活到明天。
但在这片俄罗斯平原上，在1943年7月的酷热中，明天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遥远，更加不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