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8月3日，星期五 巴布亚新几内亚，首都莫尔兹比港及周边
漫长的九小时飞行后，飞机在清晨七时许降落在莫尔兹比港机场。机舱门打开，一股混合着泥土、植被和闷热的潮湿空气瞬间涌入。家驹和乐瑶随着队伍走下舷梯，两人脸上都带着明显的倦容。在飞机上，引擎的轰鸣、狭窄的空间以及对未知之地的思绪，让他们几乎一夜未眠，此刻脚步都有些虚浮。
所谓的机场，更像是一个大型军事设施的一部分。主要建筑是一间宽敞却简陋的巨型铁皮屋，线条粗犷，采光依赖高处的小窗和悬挂的灯泡。步入其中，家驹立刻感觉到一种强烈的疏离感。目光所及，几乎全是肤色黝黑的当地面孔——地勤人员、海关官员、等待的旅客。他们的语言、神态、衣着，都与香港迥异。一种身处异文化核心、全然“他者”的陌生与漂浮感，无声无息地包裹上来。家驹下意识地握紧了挂在胸前的相机，镜头盖已经打开，仿佛这小小的取景框能为他锚定一丝熟悉的掌控感。
车子在颠簸的土路上扬起滚滚黄尘，最终停在一大片用生锈、扭曲的铁丝网粗略圈起的区域外。里面没有房屋的规整，只有压实的泥土地，散落着废弃的轮胎、塑料瓶和一些辨不清原貌的杂物。几间用废旧铁皮、木板和塑料布拼凑的窝棚零星分布，低矮得似乎直不起腰。
然而，就在这片“烂地”中央，一个同样由废旧材料搭建、却相对“规整”些的低矮棚屋格外引人注目。它甚至有一块用炭笔写着模糊字母的小木板挂在门口——这就是当地的“学校”。棚屋没有墙壁，四面通风，阳光和尘土毫无阻碍地进出。
一群孩子，从蹒跚学步的幼儿到瘦削的少年，早已闻声聚集。他们大多赤着脚，身上的衣服颜色褪尽，满是补丁，却出奇地干净。看到这群带着相机、肤色不同的外来者，孩子们没有立刻涌上，只是安静地、带着一种近乎肃穆的好奇远远望着。他们的眼睛，是家驹从未见过的那种——黑白分明，清澈得像未被污染的山泉，里面没有香港孩童早熟的世故或电子产品的反光，只有最原始的天真、好奇，以及一丝不易察觉的羞怯。几个胆子大些的男孩，咧嘴笑了起来，那笑容毫无杂质，像突然拨开乌云的阳光，竟让家驹心头一颤，第一次觉得，“小孩子”原来是如此纯粹可爱的存在。
他不由自主地蹲下身，举起手中的摄录机，想记录下这动人的眼神。镜头缓缓移动，捕捉着那一张张黝黑却生动的小脸。就在这时，意想不到的一幕发生了。
几个年纪稍大、约莫八九岁的男孩，突然跑到棚屋角落，从一个破罐子里抓起一把把灰白色的粉末——那是当地人有时会用的“英坭”（一种粗糙的石灰或白垩粉）——飞快地往自己脸上、胳膊上、甚至破旧的衣服上涂抹。他们一边涂，一边刻意地转向家驹的镜头，摆出各种姿势，眼神里不再是单纯的好奇，而是掺杂了一种急于被关注、被记录的迫切，甚至是一丝表演般的讨好。
家驹脸上的笑容僵住了，举着摄录机的手缓缓放下。他认得那种粉末，知道它对孩童娇嫩的皮肤有刺激性，干燥后会皲裂，甚至可能引发过敏。这些孩子不知道吗？或许知道，但他们更“知道”的是：在这个被世界遗忘的角落，他们无法通过正常的途径获得足够的关注和帮助。吸引外来者镜头的方式如此有限，以至于伤害自己脆弱的皮肤，也成了一种可以尝试的“筹码”。这份超越年龄的、带着痛楚的“世故”，比贫穷本身更让家驹感到一阵尖锐的心酸。他放下机器，对着那几个男孩摇了摇头，用手势比划着“不要”，脸上没有责备，只有一种沉重的难过。
孩子们看到他不再拍摄，动作停了下来，有些茫然地站在那里，脸上的白粉在汗水中开始变得斑驳。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无声的尴尬与悲伤。
家驹沉默了几秒，目光落在脚边一直立着的吉他盒上。他忽然打开琴盒，拿出了那把木吉他。这个动作立刻重新吸引了所有孩子的注意力，包括那几个脸上还沾着白粉的男孩。
他席地坐在尘土中，调了调弦，手指划过琴颈，简单而轻快的旋律流淌出来。不是什么复杂的曲子，只是几个温暖的和弦，一段即兴的、带着安抚意味的调子。孩子们的眼睛又亮了起来，慢慢地、试探性地围拢过来。
家驹一边弹，一边用简单的英语单词和手势示意他们跟着节奏拍手。起初只是零落的几下，渐渐地，拍手声整齐起来，伴随着孩子们自发哼出的、不成调却充满快乐的音节。那几个涂了白粉的男孩也忘记了刚才的“任务”，跟着节奏晃动身体，脸上的粉末随着笑容簌簌掉落。
看着那一张张重新被单纯快乐点亮的小脸，家驹感到一种奇特的抽离。没有舞台，没有灯光，没有歌迷疯狂的呐喊，甚至没有一首完整的歌。他只是坐在这片异国的贫瘠土地上，弹着一把吉他，面前是一群几乎一无所有、却在此刻尽情欢笑的孩童。没有表演者与观众的身份隔阂，没有给予与接受的刻意区分。他只是希望这简单的音符，能在这短暂的一刻，驱散他们眼中的过早的忧伤，给予他们多一点纯粹的快乐，多一点或许能被记住的、关于声音与笑容的美好回忆。
那一刻，他感觉自己不再仅仅是音乐人黄家驹，而是更接近音乐本身——一种最原始、最直接的，沟通与给予温暖的能力。吉他声、拍手声、孩子们的笑声，混合着热带干燥的空气和尘土的气息，构成了一个短暂却无比真实的“自然”场域。
一群用最笨拙方式渴望被看见的孩子，一个用最简单方式试图给予慰藉的音乐人。当吉他最后一个音符消散在空气中，孩子们爆发出满足的欢呼，争相触摸那把神奇的乐器。家驹将吉他递给最近的一个男孩，看着他小心翼翼地抱着，眼里满是惊奇。
离开时，孩子们追到铁丝网边缘，用力挥手。家驹回头，看着他们逐渐缩小的身影，和身后那个四面透风的“学校”。阳光依旧猛烈，尘土依旧飞扬，但心中那份初抵时的沉重与疏离，似乎被刚才那段简陋却真挚的音乐交流，凿开了一个透气的缝隙。这群令人无比感动的孩子，这个令人无比心酸的地方，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深深烙印进他的感知里。他知道，有些旋律，注定将因这段记忆而改变。
烈日稍偏，探访暂告一段落。宣明会的工作人员安排他们在刚才那所“学校”附近的空地上简单用餐。一位皮肤黝黑、笑容淳朴的当地妇女，端着两个铁盘走来，盘子里盛着热气腾腾的食物——一种混合着浓稠菜汁、少量肉碎和粗面条的糊状物，颜色暗淡，但散发着质朴的香气。工作人员低声解释，这是由宣明会援助提供的“营养餐”，类似的食物，全村人每周才能集体享用一次。
碟子递到面前，食物的热气混合着正午的燥热扑面而来。家驹的肚子早已空空如也，飞行和上午的奔波消耗巨大。他盯着盘中陌生的食物，饥饿感强烈，但理智却发出了警报。目光所及的卫生条件、空气中无处不在的尘土、还有自身作为都市人相对娇贵的肠胃……种种顾虑让他迟疑了。他看到同行的宣明会资深工作人员杨吉玺已经神色如常地开始进食，显然早已适应。但自己呢？万一吃出问题，接下来四天在更艰苦环境下的探访和工作怎么办？
内心的挣扎只持续了片刻。家驹最终拿起旁边提供的一小团白饭，默默地吃了起来。至于那盘珍贵的、混合着菜汁肉碎的面条，他几乎没有动。当围在四周、一直眼巴巴看着他们吃饭的孩子们目光灼灼地盯向那几乎未动的餐盘时，家驹做出了决定。他示意孩子们过来，小心翼翼地将盘中大部分面条和肉碎分给了他们。孩子们先是一愣，随即眼中爆发出巨大的惊喜，小心翼翼地接过，迫不及待地用手抓着吃起来，脸上洋溢着满足的光彩。家驹看着他们，心中那份因未能分享全部食物而起的愧疚，被孩子们纯粹的快乐稍稍冲淡，但更深层的沉重却淤积下来——连一顿安全的、有营养的饭食，都需要如此艰难的取舍和分配。
如果说上午的学校让人心酸，那么接下来的医院探访，则令人感到一种近乎绝望的简陋。所谓的“医院”，同样是低矮的建筑，里面光线昏暗，弥漫着消毒水也无法完全掩盖的异味。病床是锈迹斑斑的铁架，铺着单薄的、洗得发白的床单。医疗设备几乎看不到，只有最基础的听诊器、血压计和少量敷料药品。一个因疟疾而高烧昏迷的孩童躺在那里，额头覆着湿布，母亲在一旁无声地流泪，眼神里是全然的无助。
宣明会人员低声介绍，这里缺乏基本的检验设备、特效药物和受过充分训练的医护人员。许多疾病只能依靠最基本的支持和病人自身的抵抗力。家驹默默地看着，手中的相机第一次感到沉重得难以举起。生命在这里如此脆弱，连维系健康的最基本屏障都千疮百孔。他想起香港设施完善的医院，心中涌起巨大的反差与无力感。生活最基本的需求之一——医疗，在这里竟如此遥不可及，生命的保障仿佛悬于一线，全无寄托。
带着沉重的心情，他们来到另一处聚居点。这里有一所相对“规模较大”的学校，至少有了砖石垒砌的矮墙和稍微像样的屋顶。一些孩子甚至穿着虽然旧但整齐的“校服”——统一的t恤或裙子。孩子们列队欢迎，唱起简单的歌谣，脸上是努力表现的庄重与喜悦。
为了表示友好和感谢，探访团拿出了一些从香港带去的、印有卡通图案或简单标语的不干胶贴纸（sticker），分发给孩子们。当这些五彩缤纷的小贴纸被递到孩子们手中时，意想不到的场面出现了。孩子们先是不敢置信地看着手中闪闪发亮的小玩意儿，随即爆发出巨大的、纯粹的欢呼声。他们兴奋地互相展示，小心翼翼地将贴纸贴在衣服上、手上、甚至额头上，如获至宝。一张张笑脸因这微不足道的小礼物而变得无比灿烂。
家驹站在一旁，看着这因最简单物质而激发的巨大快乐，心中受到的震动不亚于在医院时的沉重。在香港，甚至在他自己的生活里，这样的贴纸可能随手可得，甚至不会被多看一眼。而在这里，它们却成了能点亮一整张面孔、带来真切欢笑的珍贵礼物。这强烈的对比，迫使他深深反思：人对物质的需求层次和赋予价值的观念，竟是如此依赖于所处的环境与拥有的多寡。在生存线上下挣扎时，一点额外的色彩、一点来自遥远世界的“新奇”，其带来的精神慰藉与快乐，可能远远超出物质本身的价值。
烈日当空，阳光毒辣得几乎要在皮肤上灼出痕迹。他们来到另一片聚居地。远远就听到鼓声和歌声。一群穿着传统草裙、脸上身上涂着白色赭石纹饰的老人，在滚烫的土地上，伴随着简单的鼓点，挥汗如雨地跳着欢迎的舞蹈。他们的动作有力而重复，眼神专注，汗水顺着深刻的皱纹沟壑淌下，在尘土覆盖的皮肤上冲出亮晶晶的痕迹。
这热烈的、近乎仪式化的欢迎，却让家驹感到一阵莫名的心酸和不安。他趁着舞蹈间歇，悄悄问身旁的宣明会工作人员，眉头紧锁：“其实我哋嘅到来，系帮助佢哋，定系……害苦咗佢哋？要佢哋咁辛苦，喺呢啲猛太阳底下跳舞。”
那位经验丰富的工作人员沉默了一下，低声回答：“我明白你嘅感受。但你要知道，对于佢哋来讲，呢个系佢哋能够表达感谢嘅方式。佢哋知道自己贫穷，冇物质可以回报。用佢哋嘅文化、佢哋嘅汗水同舞蹈，系佢哋唯一能够俾出嘅、最有尊严嘅‘礼物’。拒绝，反而可能系一种伤害。”
家驹听完，久久无言，只是再次举起摄录机，将老人们疲惫却坚持舞动的身影，连同他们身后那片贫瘠的土地和低矮的棚屋，一起记录了下来。阳光在镜头里拉出长长的、晃动的影子。
傍晚，入住guest hoe。所谓的“客房”，完全印证了乐瑶行前最务实的猜想。那是一排用旧海运集装箱改造而成的二层简易宿舍，灰蓝色的铁皮外墙被烈日晒得发烫，在工地上随处可见的那种。他们被安排在二楼，一条狭窄的露天铁楼梯通上去。一层只有四个房间，门是薄薄的铁皮门，锁是最简单的搭扣。
打开分配给他们的房门，里面景象可谓“极简主义者的天堂”：一张光秃秃的木板床，一个摇晃的床头柜，一扇小小的、焊着铁条的窗户。没有电源插座，没有灯具，没有卫生间。夜间照明依靠走廊和公共区域有限的集中供电。空气里弥漫着铁锈、灰尘和热带植物混合的气味。
浴室和厕所是单独建在集装箱宿舍侧后方的小屋，目测是简陋的茅厕加上仅能站人的淋浴隔间。由于正值旱季，供水并非全天候，只在指定时间段内才有。
乐瑶看着眼前的一切，脸上没有太多意外，只是抿紧了唇。她先将家驹的行李箱和自己的巨无霸拖上摇摇晃晃的铁楼梯，搬到房间门口，已经累得气喘吁吁，额头布满汗珠。
她甚至没顾上收拾自己的房间，先冲进家驹那间。第一件事就是打开行李，取出那顶单人蚊帐，利落地抖开，在光秃秃的木板床上方寻找可以固定的地方。挂好蚊帐后，她又拿出自己带来的干净床单铺上，然后用几件件柔软的旧t恤仔细地塞进枕套，做了一个简易的枕头。天气闷热，一条薄被单就足够覆盖。接着，她点燃一盘蚊香，放在床下通风处，将驱蚊水和止痒膏放在那个摇摇晃晃的床头柜上最顺手的位置。
做完这一切，她才转向自己的房间，重复同样的操作：挂帐、铺床、制枕、点蚊香、放药品。动作麻利，沉默而专注，仿佛在执行一项至关重要的任务。
而家驹，在简单放下行李后，并没有立刻休息。他拿着相机和笔记本，下了楼，找到同行的宣明会工作人员和电台同事，坐在集装箱阴影下简陋的长凳上，开始详细了解当地更具体的情况：部落分布、主要面临的困难（疾病、营养、水源、教育）、宣明会正在进行的项目、以及明天深入难民营的具体行程和注意事项。他听得很认真，不时提问，在笔记本上记录，偶尔举起相机拍下工作人员展示的图表或资料。铁皮屋的闷热、身体的疲惫、环境的简陋，似乎都被他暂时屏蔽在外，他的注意力完全被吸收到对这片陌生苦难之地的认知中。
夜幕降临，集中照明亮起昏黄的光。公共浴室到了供水时间，水流细小且冰凉。乐瑶和家驹分别简单洗漱后，回到各自那挂着蚊帐、飘着蚊香气味的铁皮小屋里。躺在坚硬的床板上，身下是自带的床单，枕着衣服做成的枕头，耳边是热带夜晚特有的虫鸣和远处隐约的、无法辨识来源的声音。
家驹睁着眼，望着低矮的铁皮天花板。白天的画面——机场的黑皮肤人群、铁丝网后孩子们天真无邪的眼睛、烈日下老人流淌汗水的舞蹈、工作人员平静的叙述——像电影片段般在脑海中回放。身体的疲惫和精神的冲击交织在一起。乐瑶预想中的简陋成为了现实，而她那些看似“夸张”的准备，此刻每一样都显得如此必要和珍贵。
隔壁房间传来极其轻微的、布料摩擦的声音，大概是乐瑶还在整理什么，或者只是翻了个身。在这片全然陌生、甚至有些令人沮丧的环境中，知道一墙之隔有那样一个细致周全的人在，家驹心中那丝“真想当夜便走了”的躁动，竟奇异地平复了些许。他闭上眼，不再试图对抗坚硬床板的不适，而是让白天的所见所感，沉沉地压入意识深处。旅程，才刚刚开始。真正的重量，或许明天才会真正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