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晚十点。
梅尔岛，“寂静殿堂”。
王卫东和周建业通过加密线路通话。
“今天抓了三十七个，击毙二十一个。”
周建业的声音有些疲惫，但很清晰，
“名单上的核心目标，已经清理了三分之二。剩下的要么已经逃往国外，要么藏得很深。”
“逃往国外的，保护伞公司会处理。”
王卫东说，
“藏得深的让鸿钧继续挖。
它现在已经接入了全国的天网系统、银行系统、通讯系统，只要这些人还用手机、还刷卡、还在摄像头下出现，就藏不住。”
周建业沉默片刻:“卫东，这种程度的清扫，会不会太过了？”
“过？”
王卫东反问，
“建业，你知道去年全国等待器官移植的患者有多少吗？
二十八万。
你知道合法捐献的器官有多少吗？
一万二。
那剩下的二十六万八千人呢？
要么在绝望中死去，要么走进黑市，用一生的积蓄，买一个可能是谋杀得来的器官。”
他的声音冷了下来:“对那些靠吃人血馒头发财的畜生，怎么清理都不过分。
今天不清干净，明天他们就会换个马甲卷土重来。”
周建业长叹一声:“我明白。
只是
看到那么多医生、教授、甚至官员牵扯其中，心里堵得慌。”
“那就把心里那点仁慈，留给那些被救出来的受害者吧。”
王卫东说，
“‘清源’计划第一批试点医院，下周一正式接收患者。
我要让全国人民看到，
从今天起，生了病不用再去黑市卖房卖地，不用再等一个可能永远等不到的捐献——用自己的细胞，就能救自己的命。”
通话结束。
王卫东走到观景窗前。
夜空下，太平洋深不见底。
他知道，今天只是开始。
十支航母编队的演习，向世界宣告了华夏在海上的崛起。
自体再生医疗的合法化，向国人宣告了一个更公平的医疗时代的到来。
而那些在黑暗中消失的人，则是向所有还心存侥幸的罪恶之徒宣告:这片土地，不再容许你们藏身。
三件事，同一天发生。
这绝不是巧合。
这是一个文明，在经历了百年沉沦后，重新挺直脊梁时，向世界和未来，发出的第一声——龙吟。
华夏卫健委第113号令生效后的第三个月，“清源”计划从纸面彻底落进了人间烟火。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这座全国首批试点医院，此刻像一个超负荷运转的精密的生命工厂。
门诊大厅早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大厅”，
而是一个经过数字化改造的、高效但压抑的巨型空间。
无数块电子屏悬浮在半空，实时滚动着叫号信息、科室状态和科普动画。
没有传统医院的嘈杂喧哗，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低沉的、
由电子提示音、
轻微脚步声和压抑咳嗽声组成的背景噪音。
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消毒水味，以及一种名为“希望”的、近乎实质化的焦虑。
“请a09721号，到第三预处理中心7号位。”机械的女声响起。
一位坐在轮椅上的老人，由儿子推着，穿过自动滑开的玻璃门。
门内，是另一个世界。
这里被称为“细胞采集与蓝图绘制区”。
没有冰冷的检查床，取而代之的是类似航天飞船座舱的舒适躺椅。
护士不是来抽血，而是用一支笔尖闪着微光的器械，在老人手臂上轻轻一点，采集微量皮肤细胞与血液样本。
“大爷，别紧张。取一点点，就跟蚊子叮一下似的。”
护士的声音通过面罩传出，有些模糊，但很温和。
“您的细胞送去‘生命工坊’，大概三到四周，就能培养出您需要的新肝脏。
用的是您自己的‘料’，长出来就是您自己的，跟原装的一样听话，绝对不打架。”
她用了最朴素的比喻，这是培训时要求的。
老人似懂非懂地点点头，布满皱纹的手却紧紧攥着儿子的手。
他的儿子，
一个中年男人，
眼睛死死盯着样本被放入全自动传输管道，
消失在天花板深处，仿佛目送着唯一的救命稻草。
“生命工坊”，
是每所试点医院地下深处最核心的禁区。
那里没有窗户，恒温恒湿，巨大的环形大厅里，数百个透明的生物反应器如同神秘的柱状晶体，静静矗立。
淡粉色的培养液中，一个个雏形器官——心脏、肾脏、肝脏、肺叶，
——正在以肉眼难以察觉的速度缓慢生长、成形。
幽蓝的指示灯如同呼吸般明灭，
监控着每一丝营养代谢和基因表达。
这里是生命的“流水线”，却是寂静无声的，只有机器运转的低鸣，和全副防护服的研究员穿行其间时，鞋套摩擦地面的轻微沙沙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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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进入最后的功能强化阶段了。”年轻的研究员看着数据屏汇报。
被称为王主任的，是一位头发花白、眼神却锐利如鹰的老专家。
他盯着屏幕上那颗缓缓搏动的、由细胞编织而成的“小心脏”，
半晌，才轻声道：“记住，我们做的不是产品。
每一个‘它’，背后都是一个等它回家的人。
误差，必须是零。”
技术带来了近乎神迹的治愈希望，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管理压力与社会涟漪。
首先是人。
前所未有的患者潮从全国乃至全球涌向有限的试点医院。
医保覆盖了绝大部分费用，但床位、医护资源、培养产能的短缺，成为了新的“稀缺资源”。
黑市确实消失了，
但一种新的“灰色焦虑”开始蔓延——对排队时间的焦虑。
有人试图高价购买“加急通道”（尽管被严厉打击），
有人则开始迷信某些据说能“增强细胞活力、缩短培养周期”的偏方和保健品，
一个新的、围绕“健康优化”的产业悄然滋生。
其次，是整个医疗体系的重心转移。
过去顶尖外科医生比拼的是手术刀上的精准毫厘，
现在，一部分精英转向了更前沿的“培养体手术”，
——如何将完美无瑕的“新器官”以最微创的方式接入人体，并完美融合到原有的神经、血管网络中。
手术的难度从“切除与替换”的惊心动魄，转向了“连接与唤醒”的极致精密。
同时，
一大批医生和护士需要接受全新培训，
学习如何护理这些“半天然半人造”的器官，监测它们与身体融合的细微信号。
社会的观念也在剧烈震荡。
在医院的“新生者康复社区”里，常能看到这样的对话：
一位换了新肝的老人，对另一位刚换了肾的老友感慨：“老伙计，摸着这儿，”
他指着自己腹部崭新的疤痕，“里头的，是咱自个儿身上‘长’出来的肝。
感觉感觉像是把年轻时弄丢的一个零件，又给原样配回来了。
心里头，踏实！”
但也有人，在重获健康后陷入了某种身份哲学的迷思。
一位年轻的诗人患者在博客上写道：“我击败了癌魔，
用的是我自己的细胞制造的武器。
那么，这个全新的、干净的肺，是否还是‘我’？
那个被癌细胞侵蚀的、被抛弃的‘旧我’，又去了哪里？
我的记忆，我的爱恨，是储存在大脑里，还是也有一部分，曾寄居在那片被丢弃的肺叶上？”
这篇博文引发了小范围的热议，
“自体移植后的‘我’是否连续”成为了哲学和心理学领域的新课题。
更深层的暗流，在法律与伦理的层面涌动。
一些激进的生命伦理学家和原教旨宗教团体，
开始质疑这种“制造生命部件”的行为本身，
是否僭越了自然的法则。
而国际社会，
在震惊于华夏医疗技术飞跃的同时，
指控与猜测也随之而来：“他们如何突然掌握了如此成熟的技术？”
“这背后是否有不为人知的生物实验？”
国际医药巨头更是如坐针毡，传统的抗排异药物、透析仪器、甚至部分癌症靶向药市场，都看到了悬崖的影子。
这一切的喧嚣、希望、焦虑与争论，
都汇聚在医院那永远灯火通明、永远人流不息的走廊里。
技术撕开了黑夜，
带来了近乎普照的阳光，
但阳光之下，
每一个新生器官的顺利“归位”，都伴随着一个家庭的重生泪水和整个社会机器的艰难磨合。
王卫东站在梅尔岛，通过“鸿钧”连接的实况数据流，静静地看着复兴医院门口的景象。
那里，依然人满为患，但那种等待的绝望，已经很大程度上被一种焦灼的“希望”所取代。。”鸿钧汇报道。
“足够了。”
王卫东目光深远，
“当第一个用自己‘心’救活自己的儿童长大成人，
当这项技术像疫苗接种一样普通，
所有的争议都会成为历史书上的注脚。
我们做的，只是把生命的选择权，尽可能公平地，交还给了生命本身。”
他关掉数据流。
窗外，是无尽的太平洋。
医疗革命只是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它引发的连锁反应，关于生命、资源、伦理乃至文明形态的思考，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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