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组在孙组长的带领下，径直来到了钳工车间。
车间里机器的轰鸣声似乎都小了一些，工人们虽然还在操作，但眼神都不由自主的瞟向这群气质明显不同的外来者，尤其是看到脸色发白、勉强跟在一旁的杨厂长，更是心里有数，来者不善，善者不来。
钳工车间的陈主任早就接到了通知，等在车间门口。看到调查组一行人，尤其是看到孙组长那张严肃的脸和后面杨厂长那副如丧考妣的模样，陈主任心里猛地一跳，随即涌起一股后怕和庆幸，还好！还好昨天自己反应快，借口拉肚子跑了！要是真在厂长办公室写了那份检讨，今天站在这里，恐怕就是另一番光景了！这口锅，果然背不动，真要背了，别说车间主任，能不能留在轧钢厂都两说，搞不好真得去支援大西北！
他定了定神，迎上前去，态度恭敬却不卑不亢：“领导好，我是钳工车间主任，陈广福。”
孙组长点点头，目光扫过车间：“陈主任，带我们看看，顺便，找个安静点的地方，我们想了解一些情况，关于你们车间的易中海同志。”
“好的，领导这边请。”陈主任引着众人来到车间角落一个用木板隔出来的简陋办公室，里面只有一张旧桌子，几把椅子。
杨厂长也跟了进来，站在一边，脸色阴沉，眼睛死死盯着陈主任，隐含警告。
孙组长仿佛没看见杨厂长的脸色，示意陈主任坐下，自己也坐下，开门见山：“陈主任，易中海同志在你们车间，平时表现怎么样？尤其是在带学徒、传授技术方面。”
陈主任深吸一口气，他知道关键时刻到了。
他看了一眼杨厂长，杨厂长眼神里的威胁几乎要实质化。但陈主任此刻已经豁出去了，与其被杨厂长推出去当替死鬼，不如实话实说，或许还有一线生机。他定了定神，开始陈述，语气尽可能客观：
“孙组长，各位领导。易中海同志是我们车间的八级钳工，技术能力，尤其是解决一些高精度、高难度工件的技术，在全厂都是拔尖的，这一点毋庸置疑。为厂里解决过不少生产难题。”
他先肯定了易中海的技术，这是事实，然后话锋一转：
“但是，在带学徒、传授技术方面…确实存在比较突出的问题。”
孙组长目光专注：“具体说说。”
“易中海同志带学徒，态度表面上看，是温和的，说话也客气。”陈主任斟酌着用词，“他不会像有些老师傅那样骂人。他会对学徒说，年轻人，不要急，要打好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多看，多听，多想。”
他顿了顿，继续道：“可实际上呢？他让学徒干的，永远都是扫地、擦机床、递工具、整理工件这些杂活。一干就是一年，甚至两年、三年。你想上手操作？他会说，你基础还没练好，这个工件要求高，你先看着。你想问他技术细节，比如某个尺寸为什么这么定，某个工艺为什么这么走，他会含糊地说，这是经验，按图纸来，或者说，你自己多琢磨琢磨。”
陈主任语气里带上一丝无奈：“我作为车间主任，也找易中海同志谈过几次。我说，易师傅，学徒们积极性很高，也想学点真本事，您看是不是…他每次都答应得很好，说主任你放心，我心里有数，都是为了他们好。可转过头，还是老样子。”
“那你作为车间主任，有没有采取过措施？比如批评教育，或者向上级反映？”孙组长问。
陈主任看了一眼脸色越来越难看的杨厂长，咬了咬牙，决定把话说透：“有！我反映过！不止一次！我向厂工会和主管领导打过书面报告！”
他稍微提高了声音，带着点压抑的激动：“大概一年前，因为几个学徒工联名反映在易师傅手下学不到东西，要求换师傅，影响很不好。我就写了一份详细的情况说明和处理建议，提出对易中海同志进行批评教育，并适当调整他的带徒任务。这份报告，我亲自送到了厂办，也…也向杨厂长当面汇报过！”
杨厂长听到这里，眼皮狂跳，想开口打断，但孙组长一个平静的眼神扫过来，他喉咙里的话又咽了回去，只能狠狠的瞪着陈主任。
陈主任豁出去了，继续道：“当时杨厂长的指示是…易中海同志是厂里的技术骨干，眼下生产任务紧，他的主要精力要放在攻坚克难上。带学徒的事，可以先放一放，以稳定生产大局为重。不要因为这点小事，影响了易中海同志的工作情绪，耽误了生产进度。”
他把杨厂长当初的原话，几乎一字不差地复述了出来，声音在狭小的办公室里清晰可闻。
杨厂长只觉得脑袋“嗡”的一声，浑身冒汗，手脚冰凉。他恨不得扑上去捂住陈主任的嘴！这个该死的！他竟然全说了！这是要把他往死里坑啊！
孙组长脸上依旧没什么表情，只是微微点了点头，在本子上记录着什么。他看向杨厂长：“杨厂长，陈主任说的，属实吗？”
杨厂长张了张嘴，想否认，但在孙组长那洞悉一切的目光下，他发现自己竟然连撒谎的勇气都没有了，只能艰难地点了点头，声音干涩：“当时…当时确实生产任务很重…我考虑不周…”
孙组长没再追问，转向陈主任：“除了你，车间里其他工人，对易中海同志带徒的问题，怎么看？”
陈主任道：“领导可以找其他工人，特别是以前在易师傅手下待过的学徒了解。他们最有发言权。”
调查组随即在车间里，随机找了几名工人单独谈话。地点就在车间那个小办公室里，每次只进一个人。
第一个进来的是个三十岁左右的四级钳工，叫王建国。他以前在易中海手下待过两年。
孙组长问：“王建国同志，你以前跟易中海师傅学过徒？”
王建国点点头，脸上没什么表情：“跟过两年。”
“感觉怎么样？易师傅教你东西吗？”
王建国沉默了几秒，才开口：“易师傅…人看起来挺和气的，说话也不冲。我刚去的时候，他拍着我肩膀说，小伙子，好好干，跟着我，基础打好了，将来有出息。”
“然后呢？”
“然后？”王建国苦笑一下，“然后就没了。两年，我除了扫地、擦机器、给他跑腿买烟打水，就是看他干活。他干那些关键件的时候，恨不得清场，让我们都离远点，说别影响他的注意力。我想问问怎么量，怎么卡，他要么说自己看图纸，要么说多练练眼力。问急了，他就叹口气，说年轻人，要沉住气，我这都是为你好，打基础最要紧。可这基础…到底怎么打？打到什么时候是个头？我到现在也没明白。”
第二个进来的是个更年轻些的三级工，李卫东，在易中海手下待了一年半，后来死活求着车间主任给换了师傅。
“易师傅？”李卫东语气带着点嘲讽，“他那叫带徒弟？那叫找免费勤杂工！我跟他一年半，连游标卡尺的精度怎么调校都没弄明白！有次厂里突击检查技术练兵，我连个简单配件都做不合格，丢人丢大了！易师傅事后还跟人说，小李这孩子，还是太毛躁，基础没打牢。我…我他妈打什么基础了？天天擦机床能擦出技术来？”
他越说越激动：“后来我换了张师傅，人家才教真东西！怎么下料，怎么留余量，怎么找基准，怎么控制公差…半年不到，我就过了二级考核！易中海？他就是把技术捂在自己怀里，生怕别人学会了抢他饭碗！还整天一副为你好的样子，我呸！”
第三个是车间里一个老实巴交的五级老钳工，说话比较谨慎：“易师傅技术是没得说…就是…就是在教人上，可能有点…保守。咳，反正我们这些老伙计，想找他切磋个难点，他倒是乐意，可对年轻人…确实严了点，也…也惜技了点。”
调查组问了一圈，几乎所有人的说法都大同小异。易中海表面温和，言语恳切，动辄为你好、打基础，但实际上对核心技术严防死守，只让学徒干杂活，关键技术环节要么自己关起门来干，要么含糊其辞。更有人提到，易中海在做一些厂里下达的重要、高精度工件时，经常以需要绝对安静、防止干扰为由，把包括自己名义上的学徒在内的所有人都赶出工作区域，独自操作，连看都不让看。
随着谈话的深入，易中海那层德高望重、严格要求的伪装被一层层剥开，露出底下自私、保守、甚至有些阴郁的真实面目。
孙组长合上笔记本，目光看向窗外车间里忙碌的景象，又看了看面如死灰的杨厂长，最后对身边的调查组成员低声说：
“情况基本清楚了。易中海的问题，不是简单的方法不当或要求过严，而是长期占有国家资源（带徒补贴和八级工待遇），利用职务和技术优势，压制青年工人成长，思想深处还残留着严重的旧行会习气和个人主义。而厂领导，特别是主要负责同志，不仅未能及时纠正，反而因片面强调生产，客观上纵容甚至包庇了这种错误行为，压制了工人的正当反映，导致矛盾积累激化，最终以大字报这种极端形式爆发。”
他的语气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结论性：“性质是严重的，影响是恶劣的。同时，关于厂领导责任的问题，也要形成专门报告。”
杨厂长听到这话，腿一软，差点没站住，全靠扶住了旁边的桌子才没倒下。他知道，自己的仕途，恐怕到此为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