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支书那番沉重的告诫，像一片铅灰色的云，沉沉地压在了陈夏心头。他预感到风暴将至，却没想到来得如此之快，如此之直接。
第二天上午，日头刚刚爬到东山梁，将诊所照得一片亮堂，陈夏正忙着给几个复诊的老病号调整方子，一阵由远及近的、与村里人全然不同的汽车引擎声，便打破了春日山村的宁静。
两辆半旧的绿色吉普车，卷着干燥的黄土，一前一后，径直开到了坡下诊所前的空地。车门打开，下来六七个人。为首的是一个五十多岁、面色严肃、穿着深灰色中山装、干部模样的男人，身边跟着的，赫然是县卫生局的孙朴。后面几个人，有穿着白大褂、提着医疗箱的医生模样的人，也有拿着笔记本、表情严肃的办事员。
这阵势，与之前秦院长、郑科长甚至林主任的“调研”式来访截然不同，带着一种公事公办的冷硬和不容置疑的权威。
李支书显然提前得到了消息，已经从村里赶了过来，陪着笑脸迎上去：“孙股长，您来了！这位是？”
孙朴脸上没什么表情，只是对李支书点了点头，介绍道：“李支书，这位是地区卫生局防疫科的崔科长。崔科长这次是专程下来，调查处理你们青石沟发生的疑似传染病疫情。”
防疫科！专程调查处理！
李支书脸上的笑容僵了僵，连忙道：“崔科长，孙股长，辛苦了，辛苦了！咱们咱们屋里说？”
崔科长没接话，目光锐利地扫视了一圈诊所内外，最后落在陈夏身上，上下打量了几眼：“你就是陈夏？那个用土办法给病人治‘瘟病’的卫生员？”
他的语气平淡，但“土办法”、“瘟病”这几个词，却带着明显的、居高临下的审视意味。
陈夏放下手中的笔，站起身，不卑不亢地点了点头：“我是陈夏。病人柳柱子患的是疑似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经过治疗，目前病情已经稳定，意识恢复。”
他直接报出病名，语气平静，却暗含反驳——这不是模糊的“瘟病”，是有明确指向的传染病。
崔科长眼中闪过一丝讶异，似乎没料到这个年轻的“土郎中”能如此清晰地说出病名。他点了点头，没再纠缠称呼问题，直接命令道：“病人在哪里？带我们去看。还有，把你这次治疗的所有记录、处方，全部拿出来。”
一行人，浩浩荡荡地前往柳木匠家。柳家早已被这阵势吓住，柳木匠手足无措地站在门口，脸色发白。崔科长带来的医生（后来知道是地区医院传染科的医生）径直进入屋内，对尚在昏睡但已能简单回应、身上瘀斑明显消退的柳柱子进行了仔细的检查：测量体温（仍有余热）、心肺听诊、查看瘀斑消退情况、检查神经系统体征
检查完后，那位医生走到崔科长身边，低声汇报了几句。崔科长点了点头，脸色似乎稍微缓和了一丁点，但依旧严肃。
回到诊所，陈夏已经将自己记录的治疗过程、所有方剂（包括初期清热解毒凉血开窍方、大承气汤峻下方、以及后续调整的清肺化痰扶正方）的详细组成、剂量、用药依据、病人服药后的反应变化，以及他每日记录的体温、脉搏、呼吸、瘀斑变化、意识状态等，工工整整地摆在了诊桌上。
崔科长拿起那些用不同纸张、有些甚至是烟盒背面写就的记录，一页页翻看。他看得很快，但很仔细，眉头时而紧锁，时而舒展。孙朴站在一旁，也默默地看着。
看完记录，崔科长放下纸张，重新看向陈夏，眼神更加复杂：“这些记录，是你当时一边治疗一边记的？”
“是。” 陈夏回答。
“你用的这些方子水牛角、生石膏、安宫牛黄丸、大承气汤还有针刺放血、艾灸重灸。” 崔科长逐一念出那些关键词，语气听不出喜怒，“胆子不小。用量也不小。尤其是大承气汤，用在这样一个高热、瘀斑、休克的病人身上，你知道风险有多大吗？万一引起大出血、加重休克，人可能当场就没了！”
这话，与当初秦院长的警告如出一辙，但出自这位专管防疫、显然代表着“规范”和“纪律”的崔科长之口，分量更重，也更像是问责。
诊所里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李支书在一旁，手心都捏出了汗。赵大山更是大气不敢出。
陈夏沉默了片刻，抬起头，目光清澈：“崔科长，我知道风险。当时病人高热神昏，瘀斑迅速扩散，呼吸窘迫，脉搏细速欲绝，已是热毒炽盛、内闭心包、耗气动血、厥脱在即的危重状态。送医路途遥远，时间不允许。用大剂清热解毒凉血，是正面迎敌；用安宫牛黄丸开窍，是唤醒心神；而用大承气汤峻下热结，是‘釜底抽薪’，给壅盛的热毒一个最直接的出路，减轻全身中毒症状，为其他药物发挥作用争取时间和空间。这是基于中医‘急下行阴’、‘通腑泄热’的急救思路，在当时条件下，我认为是唯一可能扭转危局的选择。”
他的解释，冷静、清晰，既有理论依据，也坦诚了当时的两难处境和风险权衡。
崔科长盯着他，没有说话。一旁的地区医院医生倒是开口了，语气带着专业性的客观：“从病人目前的恢复情况看，瘀斑消退，意识恢复，高热渐退，虽然还有肺部感染迹象，但整体生命体征已经稳定。单纯从结果反推，他当时的治疗决策，特别是及时通腑泄热，可能确实起到了关键作用，降低了颅内压和全身中毒反应。这在现代医学对于重症流脑合并休克、脑水肿的治疗中，有时也会采用脱水降颅压、甚至使用激素冲击疗法，思路有异曲同工之处，虽然具体机制不同。”
这话，等于是从专业角度，部分肯定了陈夏的做法。崔科长的脸色又缓和了一丝。
“但是，” 崔科长话锋一转，语气再次变得严厉，“这不能掩盖你在整个事件中存在的严重问题！第一，发现疑似流脑这种法定乙类传染病，你没有按照规定立即向公社、向县里报告！这是严重的瞒报行为！第二，你没有对病人进行严格的隔离，也没有对密切接触者进行有效的医学观察和预防性投药！第三，你使用的治疗方法，虽然可能有效，但完全脱离规范，风险极高，一旦失败，或者引起其他并发症，后果不堪设想！你这是对病人生命、对公共卫生安全极不负责任的行为！”
三条指控，条条严厉，直指核心。尤其是“瞒报”和“脱离规范”，这是最要命的。
李支书连忙开口：“崔科长，这事不怪小陈。当时情况紧急，柱子眼看就不行了，救人要紧！而且咱们这山沟沟，离公社、县里都远，等报告上去，人早没了！至于隔离，小陈也提醒了柳家注意，还给接触的人都用了点预防的药草水”
“这不是理由！” 崔科长打断李支书，“规定就是规定！越是偏远地区，越要严格执行！否则，疫情一旦扩散，谁能负得起这个责任？你们青石沟，以前不是没闹过这种病，死过人！教训还不深刻吗？”
这话说得极重，带着历史的沉重和现实的威慑。李支书张了张嘴，最终没再出声，只是重重地叹了口气。
陈夏知道，此刻任何关于“实际情况”、“救人第一”的辩解，在“规定”和“防疫纪律”面前，都显得苍白无力。他沉默着，等待着最后的“宣判”。
崔科长在诊所里踱了两步，目光扫过那些简陋的药材、器具，最后落在那几份他带下来的、盖着红头印章的文件上。
“鉴于这次事件暴露出的问题，” 崔科长声音沉缓，一字一句，如同敲在每个人心上，“经研究决定：第一，青石沟大队中医药服务点，从即日起，暂停一切传染性疾病（包括疑似病例）的接诊和处理工作。第二，陈夏同志，作为服务点负责人，在此次事件中存在严重失职和违规操作行为，予以暂停卫生员资格、留点察看处理。在察看期间，不得独立从事诊疗活动，须在上级指派或指导下进行工作。第三，柳柱子病例，由地区医院派医生接手后续治疗和隔离观察，所需费用由大队和家属先行垫付。”
“暂停接诊传染性疾病”、“暂停卫生员资格、留点察看”！
这两个决定，如同两道惊雷，炸响在小小的诊所里！
这意味着，陈夏刚刚获得正式认可的“卫生员”身份，被暂时剥夺了独立行医的权力！诊所也不能再接诊类似发烧、出疹、腹泻等可能与传染病相关的病人！这等于直接阉割了诊所一大半的功能！而“留点察看”，更是一种带有羞辱和不确定性的惩罚，意味着他随时可能被彻底清除出这个他刚刚站稳脚跟的“点”！
李支书的脸色变得极其难看，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但看着崔科长那不容置疑的神情和孙朴沉默的姿态，最终只是颓然地垂下了头。
赵大山瞪大了眼睛，满脸的不敢置信和愤怒，拳头握得紧紧的。
陈夏站在那里，只觉得一股冰冷的寒意，从脚底瞬间蔓延至全身，连指尖都变得冰凉。他看着崔科长那张公事公办、毫无表情的脸，看着孙朴避开的眼神，看着李支书的无奈，听着窗外似乎骤然变得喧嚣的风声
他知道，这就是“规范”的力量，是体系对“异类”的制裁，是那只看不见的、名为“纪律”的大手，终于落了下来。
没有给他太多反应的时间。崔科长带来的医生和办事员，已经开始在诊所里张贴新的“规定”和“注意事项”，并开始详细询问和记录柳柱子发病前后所有接触者的情况，准备进行医学观察和预防性投药（带来了一些磺胺类药物）。
诊所里，一片忙乱，却透着一种冰冷的、公事公办的秩序。
陈夏被要求交出他所有的诊疗记录和处方底稿（包括那些正在整理的申报材料），由地区来的医生封存带走，说是“需要进一步研究和评估”。他默默地将东西交了出去，包括那份秦院长可能要看的材料。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做完这一切，崔科长一行人没有多留，交代了后续隔离观察和疫情监测的要求后，便坐上吉普车，扬长而去，只留下一地烟尘和诊所里死一般的寂静。
李支书在门口站了很久，才缓缓转过身，看着脸色苍白、却异常平静的陈夏，张了张嘴，最终只挤出一句话：“先先按他们说的办。别急，再看看。”
说完，他也脚步沉重地走了。
诊所里，只剩下陈夏和赵大山。
“陈夏哥！他们他们凭什么！” 赵大山终于忍不住，红着眼睛低吼。
陈夏没有回答。他走到门口，望着吉普车消失的方向，又望了望坡下依旧在春光里显得宁静祥和的村庄。
阳光依旧明媚，春风依旧和煦。
但他知道，一场真正的“骤雨”，已经毫无征兆地，降临在了他的头上。
这场雨，浇灭的不是火焰，而是他刚刚燃起的、关于“正名”与“融合”的希望之火。
他感到，自己脚下的土地，似乎又开始松动、摇晃。
但他没有倒下。
他只是静静地站着，任由那冰冷的雨意，浸透衣衫，也浸透心神。
然后，他转身，回到诊所里，开始默默地、一样一样地，收拾那些被翻动过、张贴了新规定的物品。
动作很慢，却很稳。
仿佛，刚才那场足以摧毁一切的骤雨，从未落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