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安城的深秋，褪去了夏日的潮热，多了几分爽朗。
然这份爽朗，却被北地日益迫近的烽烟与城内无处不在的备战气氛，染上了一层难以言喻的沉重。
朝堂之上，日日议论的皆是边关急报、军械钱粮、城防兵员，空气紧绷得仿佛随时能迸出火星。
然而，在这一片肃杀与焦虑之中，一连串来自海外的消息，却如同几滴甘霖，虽不能解旱，却也让人精神为之一振，隐隐看到了一线希望与转机——高丽、倭国，竟不约而同地派来了正式的使节团，意欲与南宋通好。
高丽使团先至。
其时，高丽国早已在蒙古铁骑的淫威下屈服，被迫称臣纳贡，国王甚至需送子入质，国内亲蒙与反蒙势力斗争激烈，处境艰难。此番派出的使团，规模不大，但规格不低，正使乃高丽王族远支、精通汉学的礼部侍郎王雍。
他们乘坐的海船在明州市舶司接受了极为严格、近乎苛刻的检查后，方被允许泊岸。
皇城司的番子、水师的密探，乃至临时从临安赶来的枢密院官员，对使团上下进行了数轮盘问，确认其身份、来意无误，并严令限制其随行人员的活动范围后，才由明州府派兵护送，沿运河前往临安。
倭国使团的到来，则更令人意外。
自唐朝以来，日本与中原王朝的官方往来便时断时续，民间贸易虽盛，但官方遣使已稀。
此番前来的，并非以往常见的“遣宋使”那种大型文化使团，而是一支由幕府执权北条泰时派遣、以博多豪商宗像氏为副使的小型商贸兼探询使团。
其船队在明州外海便遭遇了南宋水师巡逻船队的严密盘查，几经交涉，出示了太宰府的文书印信，并承诺严格遵守宋国海防律令后，方得入港。
其审查之严，更甚于高丽使团。
两批使节，前后脚抵达临安，被分别安置于专供蕃使居住的“怀远驿”与“同文馆”，皆有重兵把守，名为护卫，实为监视。
朝野上下，对此议论纷纷。
有言此乃蛮夷见蒙古势大，宋廷危殆，故来窥探虚实，甚或为蒙古作前驱者；有言此乃海外诸国感念大宋往日恩德，见中原有难，特来声援者；更多人则将其视为一窥外部世界对这场即将到来的宋蒙大战态度的风向标，以及可能争取的外交助力。
皇帝赵构对此事极为重视。
在初步确认使团无立即威胁后，他决定在垂拱殿偏殿分别接见两国使臣。
接见高丽使臣王雍在先。
王雍年约四旬，面容清癯，身着高丽官服，举止恭谨有礼，汉话流利。
行礼如仪后，他呈上高丽国王的亲笔国书。
国书用词极为恭顺，先追忆了宋丽之间悠久的友好关系，盛赞大宋文明昌盛，继而笔锋一转，以极其沉痛和隐晦的笔触，描述了蒙古的强横暴虐，以及高丽“屈身事虏”的无奈与悲苦。
文中虽未明言，但字里行间流露出对蒙古的恐惧与怨恨，以及对南宋的同情与期待。
最后，国王表示“虽沧海阻隔，然心向王化”，愿“永为藩辅，互通有无”，并进献了高丽参、貂皮、细苎布、狼毫笔等方物，请求恢复因战乱而中断已久的官方朝贡与贸易。
赵构听内侍诵读国书，面色沉静，心中却如明镜一般。
高丽此来，绝非简单的“慕义来朝”。
其国正饱受蒙古压榨欺凌，国王与世子皆在蒙古掌握之中，国内反抗势力时有活动，处境危如累卵。
此次遣使，一为试探南宋对抗蒙古的决心与实力，看看这南朝是否还有能力、有意志成为牵制蒙古的一支力量，哪怕只是精神上的寄托；二为寻求一条可能的退路或外援，哪怕是获取一些军事物资或经济上的支持；三也为向蒙古展示其并非铁板一块，仍有外交回旋余地，增加讨价还价的筹码。
所谓“恢复朝贡贸易”，更是希望重新打开一条获取中原物资、缓解国内困境的渠道。
“贵国主深明大义，不忘旧好，朕心甚慰。”
赵构缓缓开口，语气平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仪，“北虏猖獗，非止危害中原，亦荼毒邻邦。
高丽旧为礼仪之邦，受其侵凌，朕亦扼腕。
然我大宋，上承天命，下抚万民，自当整饬武备，保境安民。
凡愿恪守臣节，屏藩中国者，朕必待之以诚，庇之以德。
朝贡贸易之事，可着有司议定章程。
然如今海道不靖，需得谨慎。”
赵构的回答，既表达了同情与接纳之意，强调了宋朝抗蒙的决心，也划清了界限——承认高丽“藩辅”地位，但并未做出任何具体的安全承诺，对朝贡贸易也设置了“海道不靖”的前提，留有充分余地。
他赏赐了使团锦缎、瓷器、茶叶等物，并允其随行商人在市舶司监管下进行有限贸易。
接见倭国副使宗像氏时，气氛又自不同。
宗像氏乃商人出身，虽也恭敬，但少了几分王雍的文雅拘谨，多了几分商人的直率与精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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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带来的“国书”实为日本幕府执权北条泰时的书信，语气不卑不亢。
信中首先对日本商船以往在宋国贸易中所得优待表示感谢，继而提及近来听闻北方战事，海道不宁，日本商船亦受影响，希望宋国能加强海防，保障商路安全。
信中委婉询问宋国对当前局势的看法与应对，并表达了希望继续并扩大双方贸易的意愿。
同样，他们也带来了硫磺、砂金、太刀、折扇、漆器等贡礼。
赵构与重臣们明白，日本此行，政治意味远低于高丽，更多是出于实际利益考量。
蒙古两次征日虽被“神风”所阻，但给日本带来了巨大震撼与危机感，使其对大陆局势极为关注。
南宋的存亡，直接影响东海贸易圈的安全与日本的经济利益。
幕府一方面希望南宋能顶住蒙古，成为其与蒙古之间的缓冲；另一方面，也担心南宋溃败后，蒙古水师可能再度威胁日本。
故遣使前来，既是打探虚实，评估南宋的抗战能力与持久力，也是为未来的贸易乃至潜在的安全合作投石问路。
至于扩大贸易，更是实打实的利益诉求。
“扶桑国主关心海道，朕已知之。”
赵构的回应更为务实，“我朝已设沿海制置使，专司海防，战船云集，水师整训，必保商旅平安。
贵国商船，只要遵我法度，自然畅通无阻。
至于两国通好，货物往来，乃互利之事，可着市舶司详议。
硫磺等物，于军械制造有益，可优先交易。”
赵构的回应，直接点明了南宋加强海防的决心与能力，给日本吃了定心丸，也明确表达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扩大贸易，特别是军用物资贸易的意愿。
这既是经济利益交换，也隐含着某种程度的战略协作可能。
高丽、倭国遣使通好，虽动机各异，诉求不同，且其自身实力与能提供的直接帮助有限，但在蒙古大军压境、国际环境空前孤立之际，其象征意义与潜在影响不容小觑。
这至少说明，在东亚乃至更广阔的范围内，并非所有势力都乐见蒙古一家独大。
南宋的抗蒙斗争，在道义上并非孤立，在战略上也可能存在微弱的潜在盟友或同情者。消息传开，临安朝野稍感宽慰，主战派士气为之一振，认为此乃“天命未绝，远人归附”之兆。
而对赵构和张俊等人而言，这更坚定了他们强化海防、保持海上通道、争取一切可能的外交与经济支持的决心。
两大使团在临安停留月余，除礼节性活动与有限贸易外，也与宋朝官员进行了多次私下接触，获取了大量关于南宋备战、社会状况的信息。
他们带着复杂的观感与各自的收获，相继乘船离去。
海天渺渺，他们的归国报告，将在高丽王廷与日本幕府中，引发怎样的讨论与决策，又将如何影响未来东亚的局势，此刻尚未可知。
但南宋的国门，至少在这一刻，并未因北方的阴云而完全紧闭，依然有几缕外来的风，带着试探、期待与算计，吹入了这座焦虑的帝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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