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
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
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
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临安城内，国子监率性堂中，年轻的太学生陈宜中，正用略带吴音的腔调，激昂地吟诵着前朝杨炯的《从军行》。
他身形瘦削，面容清俊，一身洗得发白的澜衫，此刻却因激动而微微泛红。
堂内聚集了数十名与他年纪相仿的太学生，有的肃然聆听，有的交头接耳，有的面露亢奋，也有的眉头紧锁。
“诸君！”
陈宜中吟罢，提高声音，目光扫过同窗，“此非前朝旧诗，实乃今日我辈之写照！北虏猖獗，社稷危殆，天子下诏，励精图治，广募英才。
我辈读书人，平素口诵圣贤书，心怀天下志，岂可在此危难之际，仍枯坐斋中，徒论章句，空谈性理？”
他“唰”地一声，从怀中掏出一卷文书，高举过头：“此乃枢密院与礼部联署之《谕国子监及天下州县学优等生员赴边参赞军务劄子》！
朝廷明令，国子监及各州县学，学业优良、晓畅军事、熟悉吏事之生员，可自愿报名，经考核，赴两淮、荆襄、四川等制置使司，充任书记、参谋、赞画等职，襄赞军务，以实学报国！
期满归来，不仅原有功名依旧，更可择优擢用！”
堂内顿时一片哗然。
朝廷鼓励投军，他们早有耳闻，但如此明确针对“学业优良”的生员发布专门劄子，并许以明确的出路，其力度和针对性，远超以往。
“陈兄所言极是！”
另一名身材高大的太学生冯植猛地站起，他出身将门，平素就好骑射兵法，“大丈夫处世，当带三尺剑，立不世功！
如今国难当头，正是我辈投笔从戎，效班定远、傅介子故事之时！
终日埋首经卷，空谈阔论，纵是中了进士，点了翰林，于国何益？于民何补？”
“冯兄豪气！”有人击节赞叹。
“正是！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何况是赴边参赞军务，正是学以致用，建功立业之良机！”
“我愿往！就算马革裹尸，也强过老死牖下！”
热血沸腾的年轻学子们纷纷响应。
科举之路本就艰难，如今有一条看似更能快速实现抱负、且带有强烈荣誉感的捷径，自然让许多人心动不已。
然而，也有不同声音。
“诸君，稍安勿躁。”
一个平和但清晰的声音响起，说话的是坐在角落里的李梓，他素来以学业扎实、思虑周密着称，“投笔从戎，报效国家，其志可嘉。
然则，军中非儿戏，边关更非诗会文场。
书记、参谋，听来清贵，实则责任重大，运筹帷幄之间，关乎万千将士性命，乃至战局成败。
我辈所学，多是经史诗文，于钱粮刑名、地理天文、乃至行军布阵，知之几何？
仓促赴边，恐非但不能襄赞，反成累赘。”
李梓的话，像一瓢冷水，让一些冲动者冷静下来。
确实，他们熟读四书五经，擅长诗赋策论，但对于实际的军务、政事，多是纸上谈兵。
“李兄未免太过自谦，也太过小觑我辈！”
陈宜中反驳道，“非常之时，当有非常之举。
岂不闻‘世事洞明皆学问’？边关正是最好的学堂！枢密院既下此令，必有安排。
闻听各制置使司下，皆新设‘参议厅’、‘书记处’，正需通文墨、晓事理之人处理文书、赞画机宜。
我辈虽不谙战阵，然整理文书、分析情报、起草檄文、安抚地方，乃至筹算粮草，未必不能胜任！
纵有不足，亦可于实践中学习。
总好过在此空等，坐视山河沦丧！”
“陈兄此言，亦不无道理。”
另一位年长些的监生沉吟道，“只是，赴边之事，关乎前程性命，还需与家人商议，仔细思量。
况且，朝廷虽许以优渥，然战场凶险，刀箭无眼，书记参谋也未必绝对安全。
再者，若耽误了科举正途”
“顾不得那么多了！”
冯植大手一挥，慨然道，“鞑子当前，若国破家亡，纵有进士及第，又于何处施展？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我意已决，明日便去报名！
愿从者，与我同往！”
这场率性堂中的争论，只是临安城内外无数书院、学塾、士子圈中的一个缩影。
朝廷的号召，如同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在广大的读书人群体中，激起了巨大的涟漪。
不同于市井子弟的踊跃从军，也不同于富户的捐输求爵，士子们的选择，更加复杂，更加矛盾，也更加具有象征意义。
他们是大宋统治的根基，是文化的传承者，是“学而优则仕”这一社会上升通道的主要竞争者。
他们的动向，往往预示着社会精英阶层对时局的判断和选择。
很快，行动开始了。
在国子监，报名赴边的生员排起了长队。
陈宜中、冯植等人赫然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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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大多年轻，家境尚可，功名多在秀才、举人之间，有着强烈的功业心和冒险精神。
考核并不复杂，主要考察文笔、算术、地理常识以及对时局的见解。
通过者，领取一份凭证，回乡或等待朝廷统一安排赴任。
在太学、武学、律学等官学，类似的情景也在上演。
甚至一些着名的私人书院，如婺州的丽泽书院、明州的甬上书院，也有不少生徒辞别师长，收拾行囊，准备北上。
书院的山长、教授们，心情复杂。
一方面，他们赞赏弟子们的报国热忱，临别赠言，多勉励其“以实心行实政”、“文武兼资，上报国家”；另一方面，看着原本书声琅琅的斋舍空出一半，不免感到失落和忧虑——文化的传承，是否将因战争而中断？
“书院空半数”，并非夸张之语。
尤其是那些以教授实用之学（如兵法、地理、算学）着称的书院，以及年轻气盛的生徒聚集之处，离开的比例更高。
留下的，多是年纪尚幼、体弱多病、家境特殊需奉养父母，或是一心只读圣贤书、坚信“乱世宜守静”的传统型读书人。
投笔从戎的士子们，怀揣着不同的梦想和期待，踏上了未知的旅程。
有的人，如陈宜中所想，希望在军前幕府中一展长才，以文墨谋略立功；有的人，如冯植所愿，渴望更直接地参与军事，甚至幻想能“上马击狂胡”；也有的人，只是将此次赴边视为一次特殊的“游学”和“历练”，为将来的仕途增添一份独特的资本。
他们乘坐官船、驿马，或结伴步行，向着两淮、荆襄、四川等前线进发。
沿途，他们看到了紧张转运的军资车队，看到了新募士卒的滚滚洪流，也看到了荒芜的田园和面有菜色的流民。
书本上的“戎机”、“边塞”、“民生多艰”，第一次以如此具体而残酷的方式呈现在他们眼前。
最初的兴奋与豪情，在现实的颠簸与风霜中，开始沉淀，转化为更复杂的思绪。
与此同时，临安城内的书坊，此前热销的兵书、地图旁，又多了许多新刊印的《北地风物志》、《边塞实务摘要》、《军中文书格式汇编》等实用书籍。
一些有远见的书商，还迅速搜集、编纂了历年科举中涉及边防、兵事、钱粮的优秀策论，集结成册，供即将赴边的士子参考。
茶楼酒肆中，也出现了新的谈资：某某才子毅然从军，某书院一半生徒北上，某某名士赠诗勉励赴边门生等等。
士子投笔从戎，其规模虽远不及普通士卒的征募，但其象征意义和社会影响却极为深远。
它标志着，这场战争不再仅仅是武夫和朝廷的事，而是将整个士大夫阶层——这个帝国真正的统治基础和精英——也更深地卷入其中。
文化的传承与武力的扞卫，在这特殊的时刻，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交织在一起。这些携带着笔墨纸砚、怀揣着儒家理想和功名欲望的年轻书生，将把他们所学的“道”与“术”，带入血腥而现实的战场与边镇。
他们的命运，也将和这个国家的命运一样，在即将到来的铁血风暴中，接受最严峻的考验。
是成为运筹帷幄的栋梁，还是沦为不合时宜的累赘？
是实现了“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的抱负，还是仅仅在边塞的烽烟与文牍中消磨了青春，甚至埋骨他乡？
答案，同样隐藏在未知的前路之中。
唯一确定的是，当这些年轻的士子离开书斋，走向边关时，他们和这个时代一起，都再也回不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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