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的清晨，雾气尚未完全散尽，拉法叶家族位于第十六区的古老宅邸书房内，气氛凝重得如同墓室。
“沈先生，您这不仅是收购，这是……掠夺！”声音因愤怒而颤抖，“施耐德40的股份，勒克勒佐、圣埃蒂安、里昂三条核心生产线，再加上我们家族在瑞士银行的三处秘密账户信息……您要的太多了！”
沈知渊端起骨瓷茶杯，轻轻吹了吹热气，抿了一口产自印度大吉岭的红茶。
“拉法叶先生，您误会了。”他的声音温和却不容置疑，“这不是掠夺，是救赎。您和您的家族在战争期间与纳粹的合作记录，足够让你们在战后被送上审判席。而我提供的，是一条生路。”
他放下茶杯，从随身的公文包中取出一份薄薄的文件，推到书桌中央。
“这是昨晚刚从里斯本传回的消息。盟军‘特别清算委员会’的初步名单已经拟定，施耐德公司位列第十七位，罪名是‘为敌方战争机器提供关键生产能力’。根据初步量刑建议，主要责任人可能面临二十年以上的监禁，公司资产将被全部没收。”
拉法叶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他颤着手拿起那份文件，上面盖着葡萄牙某律师事务所的印章，内容详实得令人恐惧——连1941年3月他与德国军备部长施佩尔在柏林私密晚餐的菜单都记录在案。
“这……这些他们怎么可能知道？”拉法叶喃喃自语。
“盟军解放了巴黎，也接管了盖世太保的部分档案。”沈知渊平静地说，“更重要的是，戴高乐将军的‘自由法国’情报机构，对合作者的清算决心……比您想象的要坚决得多。”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望着庭院中已经开始凋谢的玫瑰丛。
“我的条件确实苛刻，但很公平。的股份，换我将公司从‘战犯企业’名单中抹去，并确保拉法叶家族的核心成员不被起诉。三条生产线运往中国，换来的是我在巴黎投资兴建的三座现代化工厂中30的股份——这些工厂将采用美国最新的流水线技术，生产效率是旧设备的五倍以上。”
沈知渊转过身，目光锐利如刀：
“至于瑞士银行的账户信息……拉法叶先生，您以为盟军财政部门那些从华尔街来的专家，会查不到你们家族在过去四年间，通过葡萄牙、西班牙、土耳其中转，转移到瑞士的八千六百万美元资产吗？他们需要的只是一个借口，一个合法冻结这些资产的借口。”
拉法叶瘫坐在高背椅上，汗水浸湿了衬衫的后背。沈知渊说的每一个字都像重锤，砸碎了他最后的侥幸。
“我给您二十四小时考虑。”沈知渊拿起风衣，“明天这个时候，如果我没有收到签署好的协议，那么这份文件——”
他指了指桌上那份来自里斯本的情报，“——将会出现在戴高乐将军和盟军清算委员会主席的办公桌上。届时，拉法叶家族失去的，将不仅仅是财富。”
门轻轻关上，书房里只剩下拉法叶粗重的呼吸声。
两小时后，巴黎证券交易所。
开盘钟声刚刚敲响，施耐德公司的股价还停留在每股120法郎的平稳位置。这是战争期间法国股市少数仍在交易的工业股之一，虽然交易量稀少，但价格稳定——所有人都知道这家公司与德国人的关系，也都知道战后清算不可避免，但在结果出来前，投机客们仍在观望。
九点十五分，第一笔异常交易出现了。
一家注册地在瑞士伯尔尼的“欧洲复兴基金”，以每股115法郎的价格，抛出了五万股施耐德股票。比市价低了4，但更关键的是数量——五万股，相当于施耐德流通股的2。
市场轻微骚动。
九点三十分，第二笔、第三笔抛单接踵而至，分别来自里斯本和斯德哥尔摩的匿名账户，价格压到了112法郎。
恐慌开始蔓延。
那些原本还在观望的中小投资者突然意识到：有人知道了他们不知道的消息。在金融市场上，这种“信息不对称”往往是灾难的前兆。
十点整，巴黎本地最大的证券经纪行“杜邦兄弟”突然发布紧急分析报告，标题触目惊心：《施耐德公司面临战后清算风险，建议客户立即减持》。
报告没有透露具体信息源，但字里行间暗示“来自盟军高层的可靠消息”。更致命的是，报告末尾附上了一张模糊但可辨认的照片——皮埃尔·拉法叶与一名德国高级军官握手，背景是施耐德勒克勒佐工厂的大门，时间戳显示为1942年6月。
这张照片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十点零五分，施耐德股价跌破100法郎关口，跌幅超过16。抛售狂潮瞬间涌起，交易所大厅里响起一片绝望的喊叫和咒骂。
然而，在疯狂的卖盘下方，几双看不见的手正悄然接盘。
一家注册在卢森堡的“大西洋投资公司”，以98法郎的价格默默吃进三万股；一家来自纽约的“环球资本”，以95法郎的价格接下两万五千股；还有一家身份神秘的“东方实业基金”，甚至挂出了92法郎的买单，有多少要多少。
这些买单分散在不同经纪商手中，表面上毫无关联，但如果有人能穿透层层伪装，最终会发现它们都指向同一个控制者——盘古集团在欧洲设立的影子金融网络。
拉法叶家族在交易所的操盘手拼命打电话请示，但家主皮埃尔的电话始终无人接听。家族财务主管自作主张，动用了紧急储备金试图护盘，但两百万法郎投进去，就像石子投入暴怒的大海，连个涟漪都没激起。
到中午休市时，施耐德股价已跌至85法郎，市值蒸发超过三分之一。
同一时间，巴黎第七区，一栋不起眼的公寓楼顶层。
沈知渊站在窗前，手中拿着一份刚刚译出的加密电报。电报来自上海顾曼婷，内容简洁而重要：
“国内压力增大。白崇禧在国防会议上公开质疑‘上海特区’合法性，陈诚态度暧昧。蒋介石于昨日召见美国驻华大使，提出希望美国‘协助规范中国金融市场’。建议加快欧洲布局，必要时展示力量。”
他轻轻将电报放在烛火上烧毁，看着纸张蜷曲、变黑、化为灰烬。
“英鸿。”
“在，老板。”杜英鸿从阴影中走出。
“通知我们在重庆的人，启动‘山火计划’第二阶段。”沈知渊的声音冷静如冰，“是时候让白崇禧将军忙一点了。”
“是。”杜英鸿快速记录，“另外，伦敦方面传来消息，丘吉尔内阁已经初步通过我们的合作方案，但附加了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他们要求我们在三个月内，提供至少三名潜伏在盟军内部的苏联高级间谍的身份。孟席斯爵士怀疑，苏联情报机构已经渗透进诺曼底登陆的筹备工作。”
沈知渊微微皱眉。这个要求既在他的预料之中，又在意料之外。预料之中的是英国人肯定会要更多情报，意料之外的是要得如此直接——且目标明确指向苏联。
“回复他们：可以提供一名，但需要交换。”沈知渊沉吟道，“我们要英国在印度加尔各答港口的十年特许经营权，以及他们从德国佩内明德火箭基地缴获的所有技术资料的副本。”
“他们会讨价还价。”
“那就讨。”沈知渊转身，“但底线是：一名苏联间谍的身份，换加尔各答港口五年特许经营权加一半技术资料。这是我们的底牌。”
杜英鸿点头记下，正要离开，又被沈知渊叫住：
“还有，通知‘鲲鹏号’，改变原定航线。不要走苏伊士运河，绕道好望角。我们刚刚得到情报，德国海军还有至少十二艘u型潜艇潜伏在地中海东部，他们的目标可能是任何悬挂中立国旗帜但实际运输‘敏感物资’的船只。”
“明白。那船上的科学家和设备……”
“科学家优先。”沈知渊毫不犹豫，“如果遭遇无法避免的攻击，可以丢弃部分设备，但核心人员和资料必须保全。特别是施密特教授和那批从法国集中营救出来的犹太科学家——他们每一个人，都抵得上一座工厂。”
杜英鸿肃然：“是！我亲自安排护航方案。”
杜英鸿离开后，沈知渊独自站在房间中央，闭上眼睛。
意识深处，星图系统悄然启动，全息投影在脑海中展开。欧洲地图上，无数光点闪烁——红色代表德军残存力量，蓝色代表盟军推进战线，绿色代表“龙影”网络节点，而几个醒目的金色光点，则标注着他布下的关键棋子。
伦敦、巴黎、柏林、里斯本、马赛……
金融、情报、科技、人才……
每一枚棋子都在按照预定计划移动，但棋局本身正在变得越来越复杂。盟军与苏联的猜忌日益加深，国共在国内的矛盾逐渐激化，而隐藏在历史阴影中的那些势力——无论是德军内部像冯·瓦尔特上校那样的清醒者，还是日本“樱花小组”可能在南极的残存——都还没有完全浮出水面。
沈知渊睁开眼睛，目光投向墙上的日历。
1943年10月12日。
按照历史，盟军将在1944年6月发动诺曼底登陆，而德军将在1944年12月发动阿登反击战。
他改变了部分历史——提供了更多情报，加快了某些进程，救下了一些本该死去的人。但历史的巨大惯性仍然存在，战争的基本轮廓没有改变。
“那就再推一把。”沈知渊轻声自语。
他走到书桌前，摊开一张空白信纸，开始用只有他和顾曼婷能看懂的密码书写指令。
指令的核心只有一句话：
“启动‘丰收女神’最终阶段，让华东六省的粮食产量，在明年夏收时翻一番。我们要用粮食，稳定国内；用粮食，换取时间；用粮食，告诉所有人——谁才能真正让这个国家的人民吃饱肚子。”
写完指令，他封好信封，唤来等候在门外的信使：
“用最快的方式送回上海，亲手交给顾小姐。”
“是！”
信使离开后，沈知渊再次望向窗外。
巴黎的天空阴云密布，一场秋雨即将来临。
而在遥远的东方，另一场风暴——一场由钢铁、粮食、金钱和人心组成的风暴——正在酝酿。
他必须加快速度了。
因为时间，从来都不会等待任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