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二年六月初七，北京城热得邪乎。
卯时刚过，太阳就像个烧红的铁饼，死死烙在灰蒙蒙的天空上。护城河的水蒸起一层薄雾，混着街巷里堆积的垃圾散发的酸腐气，把整座京城罩在一个巨大的、令人窒息的蒸笼里。
驴车吱呀呀碾过滚烫的青石板，车夫赤着的脊梁上汗水混着尘土淌成一道道沟壑；茶馆檐下挂着蔫头耷脑的画眉，连叫声都有气无力。
卖冰盏的小贩蹲在槐树荫里，木桶上盖的棉被早已湿透——那里面本就没有几块真冰，不过是井水镇的凉粉罢了。
可这市井的闷热，比起乾清宫里的寒意，简直不值一提。
辰时三刻，乾清宫。
二十四扇朱漆雕花门全部敞开，却透不进一丝风。大殿深处，崇祯帝朱由检坐在蟠龙宝座上，身子挺得笔直，像一尊绷紧的弓。
他眼角深深的纹路在昏暗的光线下如同刀刻。那双曾经清亮的眼睛，如今布满血丝，正死死盯着手中那份奏折——仿佛那不是纸，而是一块烧红的炭。
“练饷……”皇帝的声音在大殿里回荡，干涩而压抑，像是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每亩一分四厘九丝，全国七百三十万两……”
他顿了顿，指节捏得咯咯作响，奏折边缘被攥出一道深深的褶皱。
“杨爱卿。”崇祯抬起眼，目光如冰锥般刺向下方，“这就是你给朕出的好主意？”
大殿中央，以文渊阁大学士、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杨嗣昌为首，跪着十六位朝臣。内阁辅臣、六部尚书、都察院左右都御史……大明王朝的中枢全在这儿了。
人人身着绯色官袍，补子上绣着仙鹤、锦鸡、孔雀，可这些象征尊贵的纹饰此刻浸在冷汗里，贴着脊背，粘腻得让人发慌。
杨嗣昌以头触地，额头紧贴着冰凉的金砖。他是万历三十八年进士，保养得宜的面容此刻惨白如纸。
“陛下明鉴！”他的声音带着明显的颤抖，“张献忠复叛于谷城，罗汝才随即响应于房县，湖广已糜烂千里！辽东方面，探马来报，皇太极今春在沈阳大阅兵，新铸红衣大炮三十门，锦宁防线旦夕可危！国库……国库早已空虚，太仓银仅余二十三万两，还不够九边一个月的饷银！若不另辟财源，臣请问陛下——”
他猛地抬起头，眼眶通红：“如何养兵平叛？如何固守边防？此乃……不得已而为之啊！”
“不得已？”崇祯冷笑一声，那笑声短促而尖锐，像夜枭的啼叫，“万历四十六年加辽饷，每亩九厘，年征五百二十万两；崇祯三年再加剿饷，每亩六厘，年征三百三十万两。现在——”
他将奏折狠狠摔在御案上，白玉镇纸跳起来，又咚地落回去，“又要加练饷！杨嗣昌，你算过没有？北方一亩中等田，丰年不过产粮一石，折银六钱。除去正赋、辽饷、剿饷，百姓手里还能剩几个铜板？再加这‘一分四厘九丝’，你是要逼他们啃树皮，还是卖儿鬻女？！”
大殿里死一般寂静。只有殿角铜壶滴漏单调的滴水声：嗒，嗒，嗒。每一滴都敲在朝臣的心尖上。
户部尚书程国祥是三朝老臣。他颤巍巍地直起佝偻的背，花白的胡须抖得厉害。
“陛下……”老人开口，声音嘶哑得像破风箱，“容老臣……容老臣说句实话。”
崇祯盯着他：“程卿讲。”
程国祥深深吸了口气，仿佛用尽了全身力气：“去岁全国田赋，账面应征两千六百万石，实收……实收不足八百万石。太仓银库，从崇祯元年至今，历年亏空累计已逾两千四百万两。各地粮仓，十仓九空。山东济南府报，常平仓霉变米粮达三万石；河南开封府报，赈灾粮被虫蛀鼠咬，十不存一……陛下，田赋已预征到崇祯十五年了啊！”
他老泪纵横，浑浊的泪水顺着深深的法令纹流进嘴里：“如今再加练饷，定额七百三十万两，可陛下知道吗？山西、河南去年加征剿饷，省里加二厘，府里加三厘，县里加五厘，到百姓手里变成了一钱！七百三十万两的定额，层层加码，最后怕是要翻倍，变成一千五百万两！陕西连旱三年，赤地千里；河南飞蝗蔽日，人相食；湖广又乱……若再加征，臣恐……臣恐……”
“恐什么？”崇祯的声音陡然拔高，“说！”
“恐天下皆反啊陛下！”程国祥以头抢地，砰砰作响，“高迎祥虽死，李自成犹在商洛山蛰伏；张献忠复叛，拥兵十万；罗汝才、老回回、革里眼、左金王……流寇七十二营，此起彼伏！再加征，便是把千万黎民往贼营里推！陛下，三思啊！”
“程尚书此言差矣！”
杨嗣昌猛地转向程国祥，眼神凌厉：“不加饷，无兵可用，难道坐视流寇攻城略地？不加饷，边军饿着肚子守关，难道让建虏长驱直入？程老，您也是读过史书的！汉武征匈奴，加赋；唐宗讨突厥，加赋；便是本朝成祖五征漠北，哪次不是加赋？此乃两害相权取其轻！眼下是刮骨疗毒，虽痛，却能活命！若因小仁而舍大义，才是误国误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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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一个刮骨疗毒！”工部尚书刘宗周突然开口。这位以刚直着称的老臣一直沉默，此刻终于忍不住，“杨阁老，你刮的是谁的骨？疗的是谁的毒？百姓的骨头都快刮没了！陕西、山西、河南，饿殍塞道，乌鸦啄尸眼珠；湖广襄阳城外，新坟累累，纸钱都买不起了！你还刮？刮到几时？刮到九州无民，只剩白骨吗？！”
“刘公！”杨嗣昌寸步不让，“若放任流寇肆虐，建虏破关，届时死的就不是几千几万，而是百万千万！孰轻孰重？！”
“那为何不裁撤冗员？为何不清查皇庄？为何不追缴藩王欠税？！”
刘宗周豁出去了，声音在大殿里嗡嗡回响，“福王就藩洛阳，赐田四万顷；周王、唐王、楚王……天下藩王占田何止百万顷？他们交过一分一厘的税吗？宫里的用度，一餐百金；江南的织造，一匹绸缎值农户十年粮！这些不改，专从百姓牙缝里抠那最后一口糠，这是治国之道吗？！”
“够了！”
崇祯一声厉喝。他脸色铁青，胸口剧烈起伏，龙袍下的手在微微发抖。
他知道刘宗周说得对。可藩王是宗室，动不得；宫里用度已减了又减，再减就失了天家体面；江南是财赋重地，逼急了那些东林党人……
他闭上眼。
脑海里浮现的是五日前湖广巡按林铭球八百里加急送来的奏报：“张献忠破县，知县郝景春殉国，阖门死节。贼纵兵屠城，三日不封刀……罗汝才掠保康，裹挟流民十万，号称三十万……襄阳告急，郧阳告急，湖广已非王土。”
还有辽东经略洪承畴的密折：“建虏今春大练炮兵，仿制红衣大炮三十门，小炮无算。探子报，沈阳粮库屯粮可支三年，朝鲜贡米络绎于道……锦州总兵祖大寿报，敌哨骑已深入宁远外围，似在勘测地形。臣恐秋高马肥之日，即建虏大举进犯之时。”
内忧。外患。空荡荡的国库。嗷嗷待哺的军队。
崇祯睁开眼，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扫过殿下每一个臣子。杨嗣昌的急切，程国祥的悲怆，刘宗周的激愤，其他人或惶恐、或麻木、或躲闪的脸……
良久，他缓缓开口，声音疲惫得像个老人：
“拟旨吧。”
三个字，重如千钧。
杨嗣昌猛地抬头，眼中闪过一丝如释重负，随即又被更深的忧虑淹没。
程国祥浑身一软，几乎瘫倒在地，被身旁的刑部尚书徐石麒勉强扶住。
刘宗周仰天长叹，泪流满面。
“第一，”崇祯一字一句，仿佛每个字都带着血，“加征练饷。每亩一分四厘九丝，限一年内征齐。着户部即刻行文各省督抚，严令不得层层加码——违者，斩。”
他顿了顿，深吸一口气：“第二，擢杨嗣昌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仍掌兵部事，加太子少保衔……总督湖广、河南、陕西、四川军务，赐尚方剑，准便宜行事。天下兵马，凡剿贼相关者，皆听节制。”
“陛下！”杨嗣昌重重叩首，额头磕出青紫，“臣……万死不辞！”
崇祯看着他，眼神复杂：“杨卿，朕把大明的半壁江山，托付给你了。”
“第三，”皇帝的声音忽然变得飘忽，“传谕内库……再拨二十万两，充作剿贼首功之赏。”
殿中众臣面面相觑。内库还有钱？崇祯即位后力行节俭，削减宫廷用度，内库确实攒了些银子，可这些年早已贴补军费殆尽。这二十万两，怕是也没多少私房钱了。
“陛下圣明！”众臣齐声高呼，可这呼声里，有多少真心，多少无奈？
崇祯摆摆手：“都退下吧。杨卿留下。”
众臣躬身退出。程国祥是被徐石麒搀着出去的，老人脚步虚浮，仿佛瞬间又老了十岁。
刘宗周走到殿门时回头望了一眼，那眼神里有悲哀，有决绝，最终化为一声几乎听不见的叹息。
大殿里只剩下君臣二人。
夕阳从西窗斜射进来，把崇祯的身影拉得细长，投在光可鉴人的金砖上，像一道孤独的剪影。
“杨卿，”崇祯的声音轻了许多，“这里没外人，你跟朕说实话。这练饷……真能征上来吗？”
杨嗣昌沉默片刻，缓缓跪直：“陛下，征，是竭泽而渔；不征，是坐以待毙。臣选前者，只因……或许还能拼出一线生机。”
“一线生机……”崇祯喃喃重复，“那张献忠，你有几分把握？”
“若粮饷充足，将领用命，一年内可平。”杨嗣昌说得斩钉截铁，可他自己知道，这“若”字后面，藏着多少不确定。
崇祯点点头，忽然问了个看似不相干的问题：“河套那边……李健最近在做什么？”
杨嗣昌一怔，随即答道：“探子报，春耕已毕，夏粮长势不错。李健在边境增筑了十七座烽火台，又练了新兵。似乎……在防备什么。”
“防备流寇溃入，也防备建虏西进。”崇祯走到窗边，望着西边被晚霞染红的天空，“这个人，倒是把河套经营得铁桶一般。已不受朝廷控制，若是大明多几个李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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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没说下去。
杨嗣昌心领神会：“陛下，待剿灭张献忠，臣愿亲往河套，探其虚实。若李健真忠心为国，可委以重任；若有不臣之心……”
“朕知道。”崇祯打断他，“你先去湖广。记住，朕要的是速胜。朝廷等不起，天下等不起。”
“臣遵旨。”
杨嗣昌退出乾清宫时，天色已近黄昏。晚风终于带来一丝凉意，可吹在他汗湿的背上，却让他打了个寒颤。
他回头看了一眼巍峨的宫殿。飞檐上的琉璃瓦在夕阳下泛着血一般的光。
“大明啊……”他低声自语，声音消散在风里。
圣旨传出紫禁城的第七天，消息如长了翅膀，飞向帝国的每一个角落。
在陕西，巡按御史接到旨意，连夜召集府县官员，商议加征细则。
黄土塬上，枯瘦的农民蹲在龟裂的田埂边，听着里长敲锣宣告：“每亩加征一分四厘九丝！秋后一并缴纳！”
有人默默流泪，有人破口大骂，更多人眼神空洞——他们已经没有眼泪可流了。
在河南，藩王王府里丝竹依旧。周王正在赏荷，听了管家禀报，只是淡淡一笑：“加就加吧，与孤何干？”
他王府名下的三万顷田地，从来不用交税。
在江南，苏州府的茶馆里，士子们拍案而起：“又是加饷！北地糜烂，与我江南何干？凭什么我们的血汗钱，去填陕西、河南、湖广的无底洞？！”
而在塞北的河套平原，这个消息带来的，是另一种凝重。
六月的河套，正是草长莺飞的季节。
黄河在这里拐了个大弯，冲积出千里沃野。去年新修的引水渠如血脉般纵横交错，灌溉着阡陌相连的农田。
冬麦已熟，金黄的麦浪在风中起伏；春播的谷子、高粱正拔节，绿油油一片。田埂上，农人戴着草帽，赤脚踩在湿润的泥土里，忙着除草、追肥。
远处，成群的牛羊在草场上悠闲吃草，牧童的鞭声清脆。
十几年前，他还是个扶贫一线的书记，一场意外把他送到崇祯元年的陕北。
从饥民堆里爬出来，带着二三十户人，一点点开荒、筑城、练兵、招民……
可他知道，这一切，在即将到来的历史洪流面前，依然脆弱得如纸糊的灯笼。
此刻，河套总理事务堂。
这是去年新建的三进院落，青砖灰瓦，朴实无华。正堂宽敞明亮，北墙挂着巨幅大明疆域图，图上用不同颜色的朱砂标注着流寇活动区域、官军布防、建虏动向。
西墙是一排书架，塞满了各地情报、田亩册、粮仓账目。东窗下摆着一张长逾三丈的硬木桌，此刻围坐着河套的核心人物。
李健坐在主位，手指无意识地敲着桌面。一身靛蓝棉布直裰，腰间束着牛皮革带，没有任何装饰。
左侧首位是李定国。这位历史上南明的晋王，如今却已统领河套最精锐的军队数年有余。少年面容刚毅，坐得笔直，一双虎目盯着地图上湖广的位置，眉头紧锁。
他旁边是曹文诏、曹变蛟、高杰、贺人龙等人。这些明末名将，精神面貌如今已然焕然一新。
右侧，顾炎武、黄宗羲、方以智三位大儒坐在一起。黄宗羲眼神锐利，手里攥着一份刚抄录的圣旨；最年轻的方以智，面前摊开账册，手指在算盘上飞快拨动，嘴里念念有词。
下首还有几人：民政司主事王源，一个五十多岁的老举人，管着百万人的吃喝拉撒；格物院负责人宋应星，正埋头画着什么图纸；而坐在李健正对面的，是一个谁也没想到会出现在这里的人——原宣大总督、兵部尚书卢象升。
卢象升是新近来河套的。满清入塞，他率天雄军驰援，却因粮草不济、友军畏战，在巨鹿血战殉国——这是原本的历史。
可这个时空，李健提前派出一支精骑，在战场边缘救下了卢象升。如今这位名将主动留在河套，做了军事顾问。
“七百三十万两……”方以智终于停下算盘，抬起头，脸色发白，“诸位，我刚刚核算了去岁全国田赋实收。北直隶、山东、山西、陕西、河南五省，夏秋两税应征一千二百万石，实收不足四百万石。其中陕西一省，应征一百八十万石，实收……二十三万石。”
他顿了顿，声音干涩：“如今再加练饷，定额七百三十万两，折粮约一千二百万石。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朝廷要从已经枯竭的土地里，再榨出相当于去年整个北方实收税粮三倍的财富！这可能吗？”
“不可能。”顾炎武接口，语气斩钉截铁，“所以地方官一定会层层加码。朝廷要七百三十万两，省里加二成，府里加三成，县里加五成，胥吏下乡再加‘辛苦钱’‘脚力钱’。最后落到百姓头上，恐怕要翻倍，变成一千五百万两甚至更多。”
黄宗羲冷笑：“这哪里是征税？这是剔骨吸髓！陕西去年人相食，山西、河南今春蝗虫过境，颗粒无收。再加征，除了逼民为寇，还能有什么结果？”
堂中一片沉默。
李定国忽然开口，声音还带着少年的清亮，却字字沉重：“那些流寇，十之八九原本都是良民。崇祯七年，陕西大旱，朝廷不仅不赈济，反而加征辽饷。我亲眼见过，一个老汉缴不起税，衙役当着他面把他女儿拉走抵债。老汉当晚就拎着柴刀冲进县衙，杀了税吏，然后上山入了伙。”
他看向李健：“总督，李自成、张献忠复叛，罗汝才响应，不是因为他们天生就想造反，是因为……活不下去了。”
李健点点头，目光转向卢象升：“卢师，你在宣大时，亲身经历过征税。说说看。”
卢象升一直沉默，此刻缓缓抬头。这位曾经的总督如今穿着普通的青色布袍，可那股久居上位的气势依然在。
“我在大同任知府时，亲历过一次征剿饷。”卢象升声音低沉，每个字都像砸在地上，“朝廷定额，大同府应征八万两。布政使司发文，加征一万六千两‘转运损耗’；知府衙门加征八千两‘办公费’；知县再加五千两‘胥吏补贴’。到各村时，里长、甲首要‘跑腿钱’，衙役要‘酒饭钱’。最后，朝廷要八万两，大同百姓实际缴了十四万两。”
他顿了顿，眼中闪过痛色：“可这还没完。十四万两银子，从大同运往京师，沿途关卡要‘过路钱’，押运官兵要‘辛苦钱’，到了户部，胥吏验收要‘茶水钱’。最后入库的，可能不到十二万两。那少的两万两去哪了？层层分润，人人有份。”
“所以，”李健总结道，“朝廷加征一分，百姓实际负担可能达到三分、五分。而百姓手里，早就没有余粮了。”
“正是。”卢象升叹息，“我在巨鹿殉……血战之前，天雄军已欠饷七个月。士兵们饿着肚子打仗，凭什么卖命？朝廷说没钱，可福王在洛阳一顿饭的花销，够我天雄军全军吃三天！周王在开封修花园，花费三十万两，够发山西边军半年饷银！这些，陛下不知道吗？知道。可动了藩王，就是动了宗室根本；动了江南士绅，就是动了朝廷根基。所以只能一遍遍从最穷的农民身上刮，刮到刮无可刮，然后……”
他没说下去，可所有人都明白：然后就是流民遍地、王朝末日。
李健站起身，走到地图前。夕阳从西窗射入，把他挺拔的身影投在巨大的舆图上。他手指从陕西滑到河南，再到湖广，最后停在辽东。
“杨嗣昌的‘四正六隅’计划，”他指着地图上几处朱笔圈出的点，“以陕西、河南、湖广、四川为四正，以周边六省为六隅，调集各省精兵，试图将张献忠、罗汝才围歼在湖广北部。理论上，这是个好计划。”
他转身看向众人：“但问题有二。第一，精兵从哪来？陕西的秦军要防河套、防蒙古，他能抽多少人？左良玉部军纪败坏，遇敌即溃，难当大任；其他各省督抚，哪个不是拥兵自重，肯听杨嗣昌调遣的有几个？”
“第二，粮饷从哪来？”李健自问自答，“加征练饷？从下旨到银子收上来，至少要三个月。这三个月，十万大军吃什么？喝西北风吗？就算银子收上来了，层层克扣，到士兵手里还能剩几成？卢卢师刚才说了，天雄军欠饷七个月。杨嗣昌的联军，能比天雄军好多少？”
卢象升苦笑：“李总督分析得透彻。我在宣大时，曾与杨嗣昌共事。此人确有才干，但……太急了。朝廷催他速胜，皇上催他速胜，天下人都催他速胜。可打仗这种事，越是急，越容易出错。”
“所以湖广这场仗，”李健回到座位，目光扫过每一个人，“短时间内结束不了。张献忠拥兵十万，罗汝才五万，加起来十五万。杨嗣昌就算凑齐官军，以凑拢之师对骄横之贼，粮饷不继，将帅不和……结局恐怕不乐观。”
他顿了顿：“这对河套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会。”
堂中众人精神一振。
“第一，”李健竖起一根手指，“军事司立刻加强边境管控。榆林、延安、庆阳三府边界，增设二十处哨卡，烽火台日夜值守。流寇溃勇、逃兵难民，一个不许放入河套——但可以引导他们去指定的收容点。”
“第二，民政司准备接收流民。王主事，你在陕北、河南边境设十个粥厂，每个粥厂配五百石粮食、五十顶帐篷。来的流民，先隔离检疫，登记造册。青壮编入筑路队、水利队，管吃管住，每天发三文工钱；老弱妇孺安置到新开垦的屯田点，分给口粮、种子、农具，三年免税。”
民政部官员快速记录，有人抬头问：“总督，预计会有多少人？”
李健沉默片刻：“去岁加剿饷，河套收了十六万流民。今年……至少翻倍。你按三十多万准备。”
民政部官员重重点头：“属下明白。”
“第三，”李健看向李定国和曹文诏，“军事司加强训练。骑兵营增加骑射训练，尤其是对付流寇的散兵战术。工建司配合，在黄河几处渡口修筑防御工事，储备滚木礌石。”
宋应星起身：“总督，新式火炮已试制成功，是否量产？”
“量产十门，配给防线。”李健想了想，“另外，火铳工坊扩大生产，月产火铳提高二成，火药储备增加到五十万斤。”
一道道命令下去，整个河套机器开始高速运转。
会议持续到戌时。烛火点燃时，众人领命而去，只剩下李健和卢象升。
两人走到院中。夏夜的风带着青草和泥土的气息，远处传来归营的号角声。
“卢师，”李健忽然问，“若你是杨嗣昌，手握十万大军，会怎么打这一仗？”
卢象升仰头望着满天星斗，沉默良久。
“我会以守代攻。”他缓缓道，“张献忠、罗汝才虽拥兵十五万，但多是乌合之众，缺乏根基。他们必须不断流动作战，劫掠粮草，一旦停下就会内乱。所以，不与其决战，而是扼守襄阳、郧阳、南阳等要道，坚壁清野，断其粮道。同时派精骑骚扰，疲其兵力。待其粮尽兵疲，内部生变，再择机歼其一部。不求全功，但求稳胜。”
“但杨嗣昌不会这么干。”李健接口，“朝廷要的是速胜，皇上要的是捷报。他必须主动出击，寻求决战，最好一战擒杀张献忠。所以他会分兵合围，试图把流寇逼到预设战场。”
“然后就会被各个击破。”卢象升叹息，“流寇最擅长的就是机动。你合围，他就跳出包围圈；你分兵，他就集中兵力吃掉你一部。崇祯八年，在河南就是这么败的。”
两人对视，都看到了对方眼中的无奈。
明知是错，却无法阻止；明知是死路，却只能看着千万人走下去——这就是身处历史洪流中的悲哀。
“卢师，”李健忽然换了个话题，“你说，大明还有救吗？”
卢象升愣住了。他没想到李健会问得这么直接。
许久，他低声道：“若在三年前，我会说有。整顿吏治，清查田亩，裁撤冗员，安抚流民……虽难，但还有希望。可现在……”
他摇摇头：“练饷一下，天下沸腾。陕西、河南已成人间地狱，湖广马上也要步后尘。江南士绅离心，辽东建虏磨刀，朝堂上党争不休……李总督，我说句大逆不道的话：大明，已经病入膏肓了。”
李健沉默。
他知道卢象升说得对。崇祯十二年，离北京城破还有五年。这五年里，李自成会打开封，张献忠会屠戮湖广，皇太极会入塞劫掠……最后，崇祯会吊死在煤山，大明会轰然倒塌。
而他，这个来自后世的灵魂，能做什么？
“卢师，”他轻声说，“如果……我是说如果，有一天大明真的撑不住了。你会怎么做？”
卢象升身体一震，猛地看向李健。烛光下，这位年轻总督的眼神清澈而坚定，没有野心，没有贪婪，只有一种深沉的悲悯。
良久，卢象升缓缓道：“若真到了那一天……我会选择，为这片土地上的人，寻一条活路。”
李健笑了，伸出手：“那就请卢师，助我一臂之力。”
两只手紧紧握在一起。
夜空中，银河横贯，繁星如沸。
同一片星空下，千里之外的湖广房县，却是另一番景象。
房县刚刚经历了一场血战。
三天前，张献忠率八万大军围城。知县郝景春是个硬骨头，率三千民壮死守，用滚油、礌石打退三次进攻。可城内出了叛徒——一个被郝景春惩治过的胥吏深夜偷开西门，流寇一拥而入。
巷战持续了一整天。郝景春退守县衙，亲手杀了妻儿，然后自刎殉国。他的儿子郝鸣銮、郝鸣鸾率家丁死战，全部战死。郝家一门十二口，无一生还。
破城后，张献忠纵兵大掠三日。
此刻，房县已是一座死城。街道上到处是倒伏的尸体，有守军，有百姓，更多的还是流寇——攻城时死了不下五千人。乌鸦成群结队地啄食尸体的眼珠，野狗在废墟间翻找残肢断臂。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血腥味和焦糊味，那是烧毁的房屋还在冒烟。
可在城中央的县衙——如今是张献忠的大帅府——却是另一番景象。
衙门前的广场上，架起了三十口大铁锅。锅里熬着稠粥，用的是从官仓里抢来的陈米，混着野菜、豆子，咕嘟咕嘟冒着泡。锅边堆着高高的窝头，虽是粗粮，可对饿久了的人来说，已是无上美味。
数千衣衫褴褛的百姓排着长队，眼神呆滞，手里紧紧攥着破碗。他们都是城破后活下来的穷人——富户早就被洗劫一空，男的被杀，女的被掳。
“排好队！一人一碗粥，两个窝头！”一个满脸横肉的流寇头目拎着鞭子，趾高气扬，“领了粮，都给我磕三个头，喊‘大西王万岁’！听见没有？！”
没人敢吭声。队伍缓慢移动，领到粮食的人扑通跪倒，朝着衙门方向磕头，嘴里机械地重复：“大西王万岁……谢大西王活命之恩……”
声音稀稀拉拉，有气无力。
衙门大堂里，张献忠正和罗汝才喝酒庆功。
这位未来的大西皇帝身材高大，满脸虬髯，一双环眼炯炯有神。他赤着上身，露出一身结实的肌肉和几处刀疤，正举着海碗猛灌，正处于事业的上升期……
“痛快！”他抹了把嘴，把碗重重一放，“郝景春那老匹夫，骨头还真硬！杀了老子五千弟兄！不过最后还是死在我手里，哈哈哈哈！”
罗汝才坐在他对面，要斯文得多。他留着三缕长须，穿着不知从哪抢来的绸缎长衫，可怎么也掩不住那股草莽气。
“张大哥神勇无敌，小弟佩服。”罗汝才嘿嘿一笑，举碗相敬，“不过……房县是拿下了，可咱们也伤亡不小。接下来怎么办？朝廷不会善罢甘休的。”
“怕个鸟！”张献忠一挥手，“朝廷现在能用的兵就那些：左良玉那龟儿子在磨蹭，被李自成吓破了胆；陕西那边，盯着蒙古、河套不敢动；湖广本地的兵，都是软蛋！等杨嗣昌那老儿从各地调兵过来，咱们早跑远了！”
他走到大堂中央，那里铺着一张粗糙的湖广地图——是从知县书房里翻出来的。
手指重重一点：“下一步，打襄阳！”
罗汝才眼睛一亮，可随即又犹豫：“襄阳是重镇，城墙高厚，守军不下两万。而且……那是襄王的封地，朝廷肯定会死守。”
“守军？”张献忠大笑，“老子打的就是守军！告诉弟兄们，在房县休整十天，然后兵发襄阳！打下襄阳，金银财宝，人人有份！三司不封刀！”
消息传出，义军士气大振。短短几天，又有大量流民、溃兵加入，兵力膨胀到十二万之众。张献忠来者不拒，发给兵器——哪怕只是根削尖的木棍，也算是个兵。
但隐患也随之而来。十几万人聚集一地，粮草消耗惊人。房县仓库的存粮，只够支撑半个月。于是“打粮队”四处出击，劫掠周边士绅、富户、地主，甚至稍显富裕的普通百姓也难逃毒手。
“这不是长久之计啊。”军师徐以显私下对张献忠说，“大帅，咱们得找个地方扎根，学学李自成在商洛山，或者……学学河套。”
“河套？”张献忠皱眉，“李健那小子搞的那套？种地？开荒？老子是打仗的，不是种地的！”
徐以显耐心劝道：“大帅，咱们现在有十几万人，天天靠抢，能抢多久？若是能占块地盘，好好经营，让百姓种地交粮，咱们坐收其成，岂不比四处流窜强？”
张献忠沉默了。他何尝不知道这个道理？可扎根需要时间，需要稳定的环境，朝廷会给这个时间吗？
“等打下襄阳再说。”他最终摆摆手，“有了襄阳这个根基，咱们再谈其他。”
陕西，商洛山。
与张献忠那边的喧嚣不同，李自成这里安静得多。商洛山深处，一座简陋的营寨依山而建，易守难攻。
李自成正在看地图。他比张献忠小几岁，处于事业低谷期的他，眼神却更加深沉。经过韬光养晦，这位未来的“大顺皇爷”变得更加谨慎，也更加坚韧。俗话说得好，触底自会反弹！
“张献忠在房县大捷，拥兵十二万。”谋士牛金星禀报，“罗汝才与他合兵，声势浩大。朝廷已加征练饷，命杨嗣昌卢师围剿。”
李自成手指在地图上移动，最终停在河南：“张献忠打襄阳，必吸引朝廷主力。咱们的机会来了。”
“大帅的意思是……”
“出商洛，进河南。”李自成目光坚定，“河南连年灾荒，百姓困苦，加征练饷更是雪上加霜。此时入豫，登高一呼，从者必众。”
他顿了顿：“不过不能硬闯。咱们得……声东击西。”
“如何声东击西？”
李自成微微一笑：“派人联络老回回残部，让他们闹出点动静，吸引秦军注意。咱们则悄悄从商州南下，走小道入豫。”
牛金星抚掌：“妙计！只是……粮草怎么办？咱们现在只有万余人，存粮也只够一月。”
“所以动作要快。”李自成起身，“传令各营，三日准备，然后出发。沿途……以战养战。”
他说的“以战养战”，自然就是劫掠。这是流寇的生存法则，李自成也不例外。
但在他内心深处，隐隐有个念头：若是能像河套那样，有块稳定的地盘，让百姓安心种地，军队专心训练……该多好。
可眼下，他必须先活下去。
沈阳，清皇宫。
与中原的混乱相比，这里秩序井然。皇太极正在检阅夏季训练的八旗军。
校场上，骑兵奔腾如雷，箭矢破空如雨；火器营操炮齐射，声震四野；新组建的“先锋营”演练攻城，云梯、撞车、盾牌配合默契。
“好！”皇太极难得露出满意笑容，“范先生，你看我军比之去年如何？”
范文程——这位汉人谋士如今深受皇太极信任——躬身道：“陛下治军有方，八旗将士勇猛更胜往昔。尤其是火器营，已有模有样。”
皇太极点头：“火器是好东西。明朝靠它守城，咱们也能用它攻城。佟养性那边，新炮造得如何？”
“回陛下，又铸成十门，正在试炮。”范文程道，“另，朝鲜的第一批粮草已运到，共十万石，足够大军三月之用。”
“朝鲜……”皇太极眯起眼睛，“李倧还算识相。告诉使者，只要朝鲜老老实实纳贡，朕保他王位安稳。”
他转身走向点将台，俯瞰整个校场：“传朕旨意：各旗继续操练，尤其是攻城战术。另外，从今日起，凡开垦荒地十亩以上者，赏牛一头；开垦五十亩以上者，免赋三年！”
“陛下圣明！”众臣齐声称赞。
这条政策看似简单，实则深远。满清以渔猎起家，不善农耕。但要想入主中原，必须有稳定的粮食供应。
鼓励开荒，既能增加粮食自给，又能将游牧的八旗子弟逐渐固定在土地上，一举两得。
回到宫中，皇太极召来多尔衮。
“锦宁防线那边，探子回报如何？”
多尔衮恭敬道：“回陛下，已摸清七成。锦州、宁远、山海关，各有多少驻军、多少火炮、粮草储备、将领性情……都已记录在册。”
他呈上一本厚厚的册子。皇太极翻阅着，越看眉头皱得越紧。
“关宁防线……果然坚固。”他合上册子，“强攻代价太大。范先生，你有何建议？”
范文程早有准备：“陛下，臣以为可分三步。第一步，继续练兵囤粮，积蓄力量；第二步，寻找时机，袭扰明朝腹地，迫使其分兵；第三步，待明朝内乱加剧、防线空虚时，一举破关！”
“时机……”皇太极沉吟，“张献忠在湖广闹得欢，李自成在陕西蠢蠢欲动，朝廷加征练饷，民怨沸腾……这个时机，不会太远了。”
他站起身，走到大殿门口，望着南方：“告诉将士们，好好练，好好准备。用不了太久……咱们就要去中原，看看大明的锦绣河山了。”
夕阳西下，将沈阳城墙染成一片金黄。
而在更南方的中原大地上，饥民在逃亡，军队在调动，城池在燃烧，税吏在催征……一场更大的风暴，正在酝酿。
河套，这个塞北的孤岛，能否在这场风暴中安然无恙？
没有人知道答案。但生活在那里的人们，已经开始为最坏的情况做准备。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这是农民的本能，也是一个政权最坚实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