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二年正月的北京城，春意已浓，柳絮如雪。但紫禁城内的气氛，却比寒冬更肃杀。清军留下的烂摊子让朝堂陷入新一轮的撕裂与清算。
寅时三刻（清晨四点），午门外已聚集了数十位等待早朝的官员。人群中，两个身影格外引人注目。
一个是年近五旬、面容清癯的洪承畴，另一个是刚过四十、却已两鬓微霜的孙传庭。二人刚从外地奉诏入京，今日将面临决定命运的面圣时刻。
“亨九兄（洪承畴字亨九），此番入京，想必是要大用了。”一个与洪承畴相熟的御史凑上来奉承，“辽东重任，非兄莫属啊。”
洪承畴微微一笑，不置可否。他今日特意穿了一身半旧的绯色官袍，腰间玉带也是普通货色，显得格外低调。
这位万历四十四年的进士，在官场沉浮二十余载，深谙韬光养晦之道天生就是当官的料。清军入塞期间，他第一时间率军“勤王”，实则一直在磨蹭，既执行了圣旨，又保全了实力。
反观孙传庭，则是一身风尘仆仆的戎装，甲胄上还有未洗净的血迹。他站在人群边缘，眼神微闭，似在养神。有相熟的将领想上前搭话，却被他身上散发的凛冽气息所慑，不敢靠近。
“孙军门，”兵部尚书杨嗣昌不知何时走了过来，脸上挂着程式化的笑容，“此番入京，可要多加小心啊。朝中……对陕西颇有微词。”
孙传庭睁眼，眼睛如鹰隼般锐利：“杨部堂此言何意？孙某在陕西剿寇，大小十七战，斩首四万，擒杀马守应，何罪之有？”
“军门误会了。”杨嗣昌笑容不变，“只是有人上奏，说军门在清军入塞时，迁延不进，贻误战机……”
“迁延不进？”孙传庭声音陡然提高，“我秦军刚经历黄龙山血战，伤亡过半，粮草殆尽！从潼关到北京，一千六百里，无粮无饷，如何行军？这些，孙某在奏疏中写得清清楚楚！”
他的声音引得周围官员纷纷侧目。杨嗣昌脸色微变，压低声音：“军门小声些！这话传到皇上耳中，恐有不妥……”
“有何不妥？”孙传庭冷笑，“孙某所言，句句实情！难道要像某些人一样，拥兵数万，坐视虏骑横行，才是忠君爱国？！”
这话直指杨嗣昌的心腹高起潜——正是此人在巨鹿之战中坐视卢象升孤军覆灭。杨嗣昌脸色铁青，拂袖而去。
辰时正（早上七点），钟鼓齐鸣，百官入朝。
乾清宫内，崇祯皇帝端坐御座，面色憔悴但眼神凌厉。清军入塞几个月的惨痛记忆，让这位年轻的天子性情大变，从多疑变得近乎偏执。
“宣洪承畴、孙传庭觐见——”
二人一前一后步入大殿。洪承畴步履沉稳，孙传庭则因腿伤未愈，微微跛行。
“臣洪承畴（孙传庭），叩见皇上。”二人跪地行礼。
“平身。”崇祯声音沙哑，“二位爱卿，此次剿贼、勤王有功，朕当重赏。”
他看向洪承畴：“洪卿坐镇永平，屏障京师，功莫大焉。朕擢升你为蓟辽总督，总揽辽东、蓟镇防务，赐尚方剑，便宜行事！”
“臣谢主隆恩！”洪承畴叩首，声音中难掩激动。蓟辽总督，这是大明九边最显赫的职位，当年袁崇焕就是因五年平辽之言在此任上达到权力的顶峰。
崇祯又看向孙传庭，神色复杂：“孙卿在陕西剿寇有功，然此次勤王……确有迟缓。朕擢升你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协助杨嗣昌办理兵部事务。”
这是一个明升暗降的安排。兵部右侍郎是比陕西巡抚低了整整两级，而且“协助办理事务”，实则是剥夺了兵权，调入闲职。
孙传庭浑身一震，独眼中闪过痛苦之色。他深吸一口气，跪地奏道：“皇上明鉴！臣在陕西，非不愿勤王，实不能也！秦军苦战方休，士卒疲惫，粮饷匮乏，若强行北上，恐未至京师，全军已溃！此中苦衷，臣已上奏疏……”
“够了！”崇祯突然暴喝，吓得太监宫女纷纷跪地，“朕不想听这些借口！清军兵临城下之时，你在哪里？卢象升孤军奋战之时，你在哪里？！现在虏骑退了，你倒有理由了？！”
这番斥责，如冰水浇头。孙传庭跪在地上，浑身颤抖。他想再辩，但看到崇祯眼中那近乎疯狂的怒火，知道再多说也无益。
“臣……领旨谢恩。”他最终伏地叩首，声音嘶哑。
退朝后，孙传庭踉跄走出乾清宫。阳光刺眼，他却觉得浑身发冷。耳边嗡嗡作响，那是长期征战落下的耳鸣，此刻愈发严重。
“孙大人留步。”一个尖细的声音传来。孙传庭回头，见是司礼监太监曹化淳。
“曹公公有话请讲。”孙传庭勉强行礼。
曹化淳皮笑肉不笑：“孙大人可知，为何皇上如此动怒？”
“孙某愚钝，请公公明示。”
“高起潜高公公从巨鹿逃回后，可是说了不少话。”曹化淳压低声音，“他说卢象升孤军深入，是受了某些人的怂恿；说某些人拥兵自重，见死不救……这些话，皇上都听进去了。”
孙传庭如遭雷击。他终于明白，自己成了朝堂斗争的牺牲品。高起潜为推卸巨鹿之败的责任，把脏水泼给了所有未及时勤王的将领，而他孙传庭，顶风而上，成了最显眼的靶子。
“孙某……明白了。”他惨然一笑，转身离去。脚步踉跄，背影萧索。
从这天起，孙传庭的耳朵越来越背。太医诊断是“肝火郁结，上扰清窍”，开了无数汤药，却不见好转。
而洪承畴，则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他接任蓟辽总督后，第一件事就是整顿关宁军——裁撤老弱，补充兵员，更新装备。
所需钱粮，他直接从户部调拨，杨嗣昌不敢不给。因为他现在手握重兵，是朝廷在北方唯一的倚仗。
两个良帅，两种境遇。一个在权力的巅峰俯瞰众生，一个在失意的深渊独自舔伤。而大明朝最后的军事支柱，正在这种不公中悄然倾斜。
之后在崇祯十二年，一场突如其来的弹劾，将孙传庭彻底推入深渊。
弹劾他的是杨嗣昌。这位兵部尚书罗列了孙传庭十二条罪状：迁延勤王、虚报战功、克扣军饷、任用私人……最致命的一条是“心怀怨望，诽谤朝政”——据说孙传庭在酒后曾言“皇上多疑，奸臣当道”，这话被人告发。
其实明眼人都知道，杨嗣昌弹劾孙传庭，真正原因有三：一是孙传庭与他的政敌卢象升交好；二是孙传庭在陕西剿寇时，曾多次上书指责兵部调度不力；三是最关键的——孙传庭知道了太多高起潜、杨嗣昌在巨鹿之战中的丑事。
正月十五，佳节。当北京城家家户户团圆赏月时，一队锦衣卫闯入孙传庭的宅邸。
“孙大人，奉旨拿问。”为首的锦衣卫千户面无表情地出示驾帖。
孙传庭正在书房写字，闻言笔锋一顿，墨汁在宣纸上洇开一大片。他放下笔，平静地问：“罪名是什么？”
“到了诏狱自然知晓。”锦衣卫不由分说，给他戴上枷锁。
孙家的仆役哭成一片，孙传庭的妻子扑上来，被锦衣卫推开。他唯一的儿子，一个十三岁的少年，跪地叩头：“各位大人，家父有功于国，求你们……”
“带走！”千户厉喝。
孙传庭被押出府门时，回头看了一眼哭倒在地的家人，又抬头望了望天上的圆月。本是团圆之日，他却要踏入暗无天日的诏狱。
这一去，就是三年。后来，这位大明的脊梁骨出狱时，情况更糟！当然这是后话了。
诏狱位于北镇抚司衙署内，是大明最恐怖的监狱。这里关押的多是政治犯，进来容易出去难。狱中阴暗潮湿，鼠蚁横行，刑具琳琅满目。
孙传庭被关在一间狭小的囚室里，每日只有两碗稀粥。他的耳疾愈发严重，几乎听不见任何声音。
狱卒知道他曾是封疆大吏，起初还算客气，但很快发现皇上似乎忘了这个人，态度就恶劣起来。
“吃饭了！”狱卒将粥碗重重摔在地上，稀粥溅了一地。
孙传庭默默蹲下，用手将洒落的粥捧回碗中。他的眼睛在黑暗中闪着幽光，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杨嗣昌曾派人来“探视”，实则是来劝降：“孙大人，只要你在认罪书上签字，承认那些罪状，杨部堂保你出去，官复原职。”
孙传庭用炭笔在纸上写下两个字：“不签。”
来人冷笑：“那你就老死在这里吧！”
孙传庭不再理会，闭目养神。他心中清楚，杨嗣昌要的不是他的认罪，而是他的闭嘴——只要他承认那些莫须有的罪名，就等于承认杨嗣昌、高起潜等人是对的，卢象升是错的。这是原则问题，不能退让。
狱中的日子漫长而煎熬。孙传庭用炭笔在墙壁上写字，写兵法，写战例，写这些年剿寇的心得。
有时写到激动处，他会手舞足蹈，仿佛又回到了战场上。狱卒以为他疯了，上报后，杨嗣昌批示：“不必理会。”
唯一来真心探视的，是卢象升的旧部杨国柱。这位总兵在巨鹿之战中侥幸生还，如今被闲置在京。他每次来，都带着酒菜，虽然多数被狱卒克扣，但总能留些下来。
“孙军门，”杨国柱与他交流，“朝廷现在……唉，接替您在陕西之人，一味主抚，结果张献忠复叛，连破襄阳、樊城。李自成也出山了，势头很猛。”
孙传庭听到这些消息，眼中闪过痛心之色。他在陕西经营多年，好不容易将流寇压制下去，如今全毁了。
“洪督师呢？”他问。
“洪督师在辽东倒是顺风顺水，整顿关宁军，修筑防线，皇上很器重他。”杨国柱顿了顿，“但有人说……洪督师与清军暗中往来，似有异心。”
孙传庭一顿。洪承畴的为人，他太了解了——精明、务实、善变、会做官。在太平年月，这是能臣；在乱世，这就可能是奸雄。
但他现在自身难保，又能说什么呢？
在以后得日子里冬去春来，年复一年。崇祯十三年、十四年、十五年……孙传庭在诏狱中，看着墙壁上自己写下的字迹被时光模糊，听着狱卒谈论外面越来越乱的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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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自成拥兵数十万，称“大顺皇爷”，席卷中原；张献忠破武昌，称“大西王”；罗汝才纵横中原；清军再次入塞……
大明朝，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崩塌。而这一切，本可以避免——如果皇上不那么多疑，如果朝堂不那么多党争，如果像他孙传庭这样的将领能得到重用。
但历史没有如果。
直到后来崇祯十五年秋的时候，一封急报震动朝野：李自成大败明军，斩杀七万，兵锋直指开封！朝廷无将可用，无兵可调！
这时，终于有人想起了诏狱里的那个将军。
当孙传庭在诏狱中苦熬时，接替他主持陕西剿寇的熊文灿，正在演绎一场荒诞的抚局大戏。
崇祯十二年二月的时候，熊文灿踌躇满志地抵达西安。这位以“招抚小能手”自诩的临时总督，知道十面张网已然破产，他带来了全新的剿寇思路——以抚为主，以剿为辅。
“流寇为何造反？活不下去嘛！”他在接风宴上对陕西官员大谈特谈，“只要给他们活路，给饭吃，给地种，谁愿意提着脑袋造反？”
布政使小心提醒：“督师，李自成、罗汝才等人，凶顽成性，恐非粮米可抚……”
“那是你们方法不对！”
熊文灿摆手，“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诱之以利。本督在湖广招抚张献忠，不就是成功范例？”
他说的“成功范例”，此刻正在谷城疯狂扩军。但熊文灿选择性地忽视了这一点。
次月，熊文灿发布《招抚令》：所有流寇，只要放下武器，一律免罪；愿回乡者，发给路费；愿种地者，分给荒地；愿当兵者，编入官军。
此令一出，陕西哗然。不少小股流寇头目动心了——转战多年，颠沛流离，谁不想过安稳日子？短短一月，就有十多股、总计两万余人前来归降。
熊文灿大喜，上奏朝廷：“陕西流寇，望风归顺，剿寇大业，指日可成！”
崇祯闻奏，龙颜大悦，赏银万两，加太子少保衔。朝中主抚派更是弹冠相庆，温体仁称赞熊文灿“不战而屈人之兵，真国士也”。
但主战派官员忧心忡忡。兵科给事中章正宸上疏直言：“熊文灿所抚，皆乌合之众，贼酋未降一兵。此乃养虎遗患，他日必成大祸！”
这话很快应验。
一支归降的流寇部队在泾阳闹饷，杀死知县，重新造反。熊文灿派兵镇压，却发现这些“归顺”的流寇，领了安家费、分了田地后，兵器根本没上缴，一声号令就能重新拉出队伍。
更糟的是，李自成趁此机会，派人与各股流寇秘密联络。
商洛山深处，李自成大营。刘宗敏带进一个风尘仆仆的汉子：“闯王，这是‘草上飞’张七的人。”
那汉子跪地：“李闯王，我家张头领让小人传话：熊文灿那老儿，给粮给地，咱们照单全收。但兵器不交，人马不散，随时听候闯王号令！”
李自成笑了：“张七是个明白人。你回去告诉他，好好‘归顺’，多吃朝廷几天饭，打了这么多年仗，好好享受享受。等时机到了，我一声令下，咱们里应外合，陕西就是咱们的了！”
类似的消息，从陕西各地传来。几乎所有“归顺”的流寇，都在暗中与李自成保持联系。他们领朝廷的饷，种朝廷的地，养的却是自己的兵。
熊文灿对此一无所知，或者说，他选择视而不见。因为他要的是政绩，是“流寇归顺”的数字，至于这些人是真降假降，不重要——在他任内不反就行。
崇祯十二年春，这场抚局闹剧达到高潮。
三月，李自成突然派人送信给熊文灿，表示愿意“归顺”。信中言辞恳切，自称“误入歧途”，愿“解甲归田”。
熊文灿狂喜，连夜上奏：“巨寇李自成幡然悔悟，乞降天朝！此乃皇上德化所致，臣不敢居功！”
北京城沸腾了。连李自成都降了，剿寇大业岂不完成？太庙战神再次来到大明列祖列宗牌位前，崇祯在太庙祭告列祖列宗还愿之后，下旨封李自成为“西安副将”，赏银五千两。
但李自成提出的条件很古怪：一，他的部队要驻扎在商洛山，美其名曰“防止其他流寇滋扰”；二，粮饷要直接拨付给他本人，由他分配；三，朝廷不得派员监督。
稍有常识的人都看得出，这是假降。但熊文灿全部答应——他要的是“李自成归顺”这个名头，至于实质，管他呢！
四月，李自成“受抚”。熊文灿亲自到商州主持受降仪式。那天，李自成只带十八骑出山，白衣素服，跪地请罪。
熊文灿扶起他，当众宣布：“李将军迷途知返，实乃国家之福！”
仪式后，熊文灿拉着李自成的手，语重心长：“李将军，好生安顿部众，莫负皇恩啊。”
李自成恭顺答道：“督师放心，末将定当洗心革面，报效朝廷。”
二人相视而笑，各怀鬼胎。
回到商洛山，众将围上来。刘宗敏笑呵呵的道：“闯王，真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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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李自成大笑，“老子这是领皇粮，养私兵！”
他脸色一正，“不过，戏要做足。传令下去：该领的饷银，一两不能少；该分的田地，一亩不能让。但训练不能停，兵器要藏好。等咱们羽翼丰满了……”
他没说下去，但众将都懂。
就这样，在熊文灿的自欺欺人中，李自成完成了最重要的原始积累。
他麾下兵力从出山时的八千，迅速膨胀到三万，而且装备精良，粮草充足。
而这一切，孙传庭在诏狱中通过杨国柱的消息，知道得一清二楚。他在墙壁上愤然写下：“养寇自重，国之大害！熊文灿，千古罪人！”
但他不知道，更大的祸患还在后面。
崇祯十三年秋，商洛山中的李自成，终于等到了他期盼已久的时机。
九月，清军第三次入塞的消息传来——虽然规模不如去年，但仍牵制了明军大量兵力。更重要的是，熊文灿因“招抚有功”，被调回北京任兵部尚书，接替他的是庸才丁启睿。
“时机到了。”李自成在大帐中召集众将，眼中燃烧着野心的火焰，“熊文滚了，丁启睿是个废物，洪承畴在辽东，孙传庭在牢里。现在，整个陕西，还有谁能挡咱们？！”
刘宗敏摩拳擦掌：“闯王，怎么打？”
“先取西安！”李自成走到地图前，“西安是西北根本，拿下西安，整个陕西就是咱们的！然后东出潼关，席卷中原！”
他环视众将：“不过，在此之前，咱们得先把那些‘归顺’的兄弟叫回来。传令各寨：十月初一，商州会盟，共举大事！”
这道密令通过早已铺设好的网络，迅速传遍陕西。那些在熊文灿抚局下“归顺”的流寇头目，闻讯纷纷响应。
十月初一，商州城外，黑压压聚集了数十股人马，旗号杂乱，但人数惊人——粗算不下八万。李自成站在临时搭建的高台上，看着台下如林的刀枪，心中豪情万丈。
“弟兄们！”他振臂高呼，“朝廷无道，官吏贪腐，百姓活不下去！咱们造反，不是为当强盗，是为给天下穷苦人找条活路！”
台下山呼海啸：“愿随闯王！”
“好！”李自成拔出佩刀，“今日，咱们就打出商洛山，取西安，夺天下！但有三个规矩，谁犯谁死！”
他逐条道来：“一，不杀穷苦百姓，只杀贪官污吏；二，不抢平民财物，只取官府钱粮；三，不淫妇女，不毁庄稼。咱们是义军，不是流寇！”
这“三大纪律”迅速传遍全军。与张献忠的残忍嗜杀不同，李自成要走的是“民心”路线。他要让百姓知道，闯王的队伍，是来救他们的。
十月十五，李自成率十万大军（实际五万，号称十万）出商洛山，直扑西安。
消息传到西安时，陕西巡抚丁启睿正在府衙听戏。听到“李自成反了”，他手中茶杯“啪”地掉在地上。
“多……多少人？”
“号称十万，实际……怕也有五六万。”探子声音发颤。
丁启睿腿一软，瘫在椅子上。西安守军只有两万，且多年未战，如何抵挡？
“快！快向朝廷求援！向洪督师求援！向……”他忽然想起什么，“孙传庭！孙传庭还在诏狱！快上疏，请皇上释放孙传庭，让他来陕西！”
但已经来不及了。李自成进军神速，十月二十就兵临西安城下。
守城的还是孙传庭当年的老部下，总兵左光宁。此人勇猛有余，谋略不足。面对李自成的围攻，他决定出城野战——这是孙传庭最反对的战法，流寇擅长野战，官军应该据城消耗我，再寻机作战。
十月二十二，西安城外。左光先率一万五千人列阵，李自成则派出老营精锐对阵。
战斗从一开始就呈一边倒。李自成的部队经过一年休整，装备精良，士气高昂；而明军欠饷半年，军心涣散。
更致命的是，李自成采取了新战术——不正面硬拼，而是用骑兵两翼包抄，步兵中央诱敌。
左光先果然中计，率军猛冲中央，结果陷入重围。苦战两个时辰，明军溃败，左光先战死，一万五千人伤亡殆尽。
西安城门就此洞开。李自成入城时，下令：“不杀降卒，不掠百姓，只取府库。”
出山第一波操作，所以这道命令被严格执行——闯王要树立威信，就不能像张献忠那样烧杀抢掠。
西安的陷落，震动了整个大明。这是第一座落入流寇手中的省会城市，而且是以如此迅速的方式。
消息传到北京，崇祯在乾清宫里暴跳如雷：“丁启睿误国！熊文灿误国！杨嗣昌误国！”
他一口气骂了十几个人，最后颓然坐下。他在空白处写下几个大字：
“国事已不可为。诸臣误朕！”
然后，他整理了一下的衣服，挺直腰杆，一步一步走了出去。
阳光刺眼，他望向西方——那里是陕西，如今已落入李自成之手。
而此刻的李自成，正在西安称“奉天倡义大元帅”，设官建制，开科取士。他的下一个目标，是东出潼关，逐鹿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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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承畴在辽东，看着陕西送来的战报，眉头紧锁。他知道，大明朝真正的危机，不在关外，而在国内。但他能做什么呢？他手上的关宁军，是用来防清军的，不能轻动。
三个良帅，一个刚进牢笼，已难挽狂澜；一个手握重兵，却只能坐视。还有个卢阎王，已转进河套！而那个他们曾经压制住的对手，已经成长为庞然巨物。
崇祯十二年到十五年，这三年时间，是大明朝最后的机会窗口。如果孙传庭不被下狱，如果熊文灿不搞抚局，如果李自成得不到喘息之机……历史或许会改写。
但历史没有如果。当李自成打开西安城门的那一刻，大明朝的丧钟，已经敲响。而真正致命的一击，将在几年后，在北京城下完成。
这一切的起点，或许可以追溯到崇祯十一年那场清军入塞——它打断了剿寇进程，造成了权力真空，给了李自成们最宝贵的发育时间。
皇太极在盛京听到李自成破西安的消息时，对范文程笑道：“看来，不用咱们动手，明朝自己就要完了。咱们准备好，等他们两败俱伤时，去收渔翁之利。”
而遥远的河套，李健看着各方情报，在日记中写下：“崇祯十二年二月，明失其鹿，天下共逐之。然最终得鹿者，恐非闯、献，亦非大明。”
他望向东南方向，那里是北京，是正在崩塌的帝国中心。
风雨欲来，大厦将倾。而真正决定天下归属的博弈，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