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一年七月的江南，本该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的富庶时节。可这年夏天的苏州城，却笼罩在一片诡异的死寂中。
山塘街上，往昔的繁华荡然无存。绸缎庄、茶行、当铺、银楼，家家户户门板紧闭，连最热闹的阊门码头都空无一人，只有几艘货船孤零零地泊在河边，船帆耷拉着，像丧事的幡旗。
石板街上散落着碎瓷片和撕烂的账本，几处店铺的门板上还用朱砂写着触目惊心的大字：“罢市抗税！”“薛国观滚出内阁！”
“反了！都反了！”苏州知府陈洪谧在府衙后堂急得团团转，头上的乌纱帽歪了都不自知。
这个五十多岁的绍兴籍官员，此刻脸色煞白，额上冷汗涔涔，“三日了！整整三日了！商铺不开，码头不动，连卖菜的都不上街！再这么下去，别说朝廷的商税收不上来，就是苏州城几十万人的吃喝都要成问题！”
幕僚小心翼翼地提醒：“府尊，最要紧的是……织造局那边传来消息，三千织工已经聚在衙门口，说要讨个说法。若再弹压不住，怕是要出大乱子啊！”
陈洪谧腿一软，瘫坐在太师椅上。他想起昨日收到的密信——那是江南巡按御史祁彪佳派人送来的，信中只有八个字：“民怨沸腾，早做打算。”
祁彪佳是东林党人，素来与内阁首辅薛国观不睦，这次苏州罢市，背后若说没有祁彪佳等人的影子，打死他都不信。
可问题在于，薛国观推行的“商税加征令”，确实要了江南商贾的命。
事情要从三个月前说起。崇祯十一年四月，新任首辅薛国观为解国库空虚的燃眉之急，奏请在全国加征商税。
按他的章程：南北商路，无论坐贾行商，一律按货值百抽五；市舶司对进出口货物，再加抽三分；连民间小额交易，也要征收“牙税”“门摊税”。此令一出，举国哗然。
但真正点燃火药桶的，是六月下发到江南的细则。其中一条规定：苏州、松江等地的丝绸、棉布、茶叶、瓷器，因“获利最丰”，税率加至百抽八！
更狠的是，追缴过往三年的“欠税”——也就是说，商人不仅要交今年的重税，还要补交前三年的！
“这是要吸干我们的血啊！”苏州绸缎商会的会首沈念宁在密会上捶桌怒吼。这个六十多岁的老商人，面庞红润，手指上戴着一枚翡翠扳指，此刻却气得浑身发抖，“百抽八！还要追缴三年！我沈家三代经营，攒下的家业，这一刀就要割去三成！这生意还怎么做？！”
座中十余位江南巨贾，个个脸色铁青。这些人掌控着大明朝三分之一的财富，他们的商队北至辽东，南抵南洋，东到日本，西通西域。如今朝廷这一刀，直接砍在了他们的命脉上。
“诸位，”一个低沉的声音响起。说话的是松江布商徐光远的族侄徐孚远，他四十出头，面容清癯，眼中闪着锐利的光，“薛国观此举，名为筹饷，实为敛财。他山西人，不知江南商情，只听户部那些账房先生胡诌，以为咱们江南商人都是肥羊。咱们若忍了这口气，今日抽八分，明日就敢抽十分！到时候，别说生意做不成，就是身家性命，怕也难保！”
“徐先生说得对！”茶商汪文言接口道，“咱们这些年，给朝廷捐的饷、纳的税还少吗？辽东打仗，咱们捐；中原剿寇，咱们捐；如今倒好，直接明抢了！这口气，不能忍！”
“那怎么办？造反吗？”有人怯怯地问。
“造反不至于，”徐孚远冷笑，“但咱们可以罢市。”
“罢市？”
“对！苏州、松江、杭州、南京，所有商铺一齐关门！码头停工，工坊熄火，让朝廷看看，没有咱们江南的银子，他这个大明还转不转得动！”徐孚远站起来，环视众人，“当然，不能明说是抗税。就说……就说市面不靖，盗匪横行，为保财产安全，暂歇业整顿。”
一旁的盐商皱眉：“这能成吗？官府若强行开市……”
“官府？”徐孚远笑容更冷，“陈洪谧那个知府，三年任期将满，正等着升迁呢，他敢把事闹大？至于南京六部那些老爷们，哪个没拿过咱们的好处？真要撕破脸，谁怕谁？”
众人互相对视，眼中渐渐燃起决绝的火苗。是啊，这些年，他们用银子铺路，用丝绸开道，朝中大臣，宫里太监，谁没受过江南商贾的孝敬？如今朝廷要卸磨杀驴，那就别怪驴子尥蹶子！
七月初八，罢市开始。
第一天，只是阊门、胥门几条主要商街关门。第二天，蔓延至全城。到第三天，连城外枫桥的米市、娄门的菜市都停了。
更可怕的是，苏州织造局的三千织工——这些靠织机吃饭的穷苦人，因工坊停工而断了生计，也开始聚集闹事。
消息以八百里加急的速度送往北京。同时送去的，还有祁彪佳等江南官员的联名奏疏，弹劾薛国观“苛政虐民”“与民争利”“动摇国本”。
七月的北京城，热得像蒸笼。但乾清宫里的气氛，比天气更加闷热压抑。
崇祯皇帝朱由检坐在御案后，面前摊着三份奏章：一份是苏州知府陈洪谧的急报，详细描述罢市情形，字里行间透着恐慌；一份是江南巡按御史祁彪佳等人的弹劾疏，洋洋洒洒三千言，把薛国观骂得体无完肤；还有一份，是薛国观自己的辩疏，坚称加征商税是“为国筹饷，不得已而为之”。
“不得已……”崇祯喃喃重复这三个字，嘴角泛起一丝苦涩的笑。是啊，什么都不得已。
剿寇不得已加派，防边不得已增税，如今国库空了，又不得已加征商税。
可这“不得已”的背后，是大明江山的千疮百孔，是天下百姓的怨声载道。
“皇上，温先生到了。”司礼监太监王承恩轻声禀报。
“宣。”
温体仁缓步走进乾清宫。这位在政坛斗争了半辈子的前任首辅，今日穿了一袭洗得发白的蓝色直裰，头发用木簪束起，打扮得像个乡间塾师，与紫禁城的富丽堂皇格格不入。
但他那双总是半眯着的眼睛，偶尔睁开时露出的精光，却让人不敢小觑。
“臣温体仁，叩见皇上。”他行礼如仪，不卑不亢。
“温先生免礼。”
崇祯难得地起身虚扶，“先生可知苏州罢市之事？”
“略有耳闻。”
温体仁垂首道，“听说市井沸腾，民怨汹汹。”
“薛国观上奏，说加征商税是为解军饷之急，江南商人富可敌国，理当为国分忧。”崇祯将薛国观的辩疏推过去，“先生以为如何？”
温体仁接过，却不看，只淡淡道：“薛阁老所言，理论上不错。江南确富，商人确有钱。但皇上可知道，这加征的商税，最后会落在谁头上？”
崇祯一怔。
“商人逐利，税重则价涨。”
温体仁继续道，“一匹苏州绸，原本卖十两，加税后必涨至十二两。买绸的是谁？是京城的达官贵人，是各地的乡绅富户。这些人的银子从哪来？或是俸禄，或是地租，或是……贪墨。最终，这税还是转嫁到了百姓头上。而百姓早已不堪重负，再加压，就只有两条路——要么饿死，要么造反。”
他顿了顿，声音更沉：“如今李自成虽暂匿，张献忠伪降，罗汝才流窜，看似流寇势衰，实则如野草逢春，稍有机会便会复燃。若因加征商税再逼反江南，则大明腹背受敌，危矣！”
这番话，句句戳中崇祯的痛处。他何尝不知百姓困苦？但军饷缺口高达六百万两，九边将士已欠饷半年，再不发饷，边关就要生变。
辽东那边，皇太极虎视眈眈；中原这边，流寇死而不僵。钱，钱，钱！到处都是要钱的地方！
“那依先生之见，该如何是好？”崇祯的声音透着疲惫。
温体仁抬起眼皮，那双总像睡不醒的眼睛，此刻却精光四射：“当务之急，不是加税，而是节流。臣查过去三年账目，光宫中用度就耗银二百余万两；各地藩王岁禄，更是高达四百万两；官员俸禄虽屡经裁减，然贪墨成风，实际耗费何止千万？若能从这些地方省出钱来，何至于与民争利？”
这话太大胆了。裁减宫中用度？削减藩王俸禄？整顿官员贪墨？哪一件不是触动既得利益集团的逆鳞？崇祯沉默了。
他登基十一年，不是没试过改革，但每一次都碰得头破血流。那些藩王，那些勋贵，那些太监，那些官僚，盘根错节，牵一发而动全身。
“至于薛国观……”
温体仁话锋一转，“加征商税本无大错，错在操之过急，更错在不察民情。江南乃国家财赋重地，当怀柔安抚，岂可强征硬取？今酿成罢市风波，若不处置，恐失天下商民之心。臣以为……当罢。”
最后两个字，他说得轻描淡写，却重如千钧。温体仁这家伙，不得不说能力还是有的。
崇祯闭上眼睛。罢免首辅，这已经是今年第二次了。
正月罢刘宇亮，四月用薛国观，如今七月又要罢薛国观。一国之首辅，如走马灯般更换，朝政如何能稳？国事如何能兴？
但，不罢又能如何？江南罢市已持续五日，再不解决，恐怕真要激起民变。到那时，就不是罢免一个首辅能平息的了。
“传旨。”崇祯终于开口，声音沙哑，“薛国观办事操切，引发民怨，着革去内阁首辅之职，回籍听勘。内阁首辅一职……由温体仁接任。”
“臣，领旨谢恩。”温体仁躬身，眼中闪过一丝难以察觉的笑意。
七月十五，圣旨明发。薛国观接到旨意时，正在内阁值房核算商税账目。他愣了半晌，突然狂笑，笑声凄厉：“我为国筹饷，何错之有？江南那些奸商，囤积居奇，投机倒把，吸的都是民脂民膏！如今加他们几分税，就敢罢市抗旨？皇上啊皇上，您这是自毁长城啊！”
他一把掀翻书案，账册散落一地。这个山西汉子，为官三十年，自认清廉勤政，如今却落得如此下场，心中悲愤可想而知。
但他不知道，真正让他倒台的，不是江南商人的罢市，而是他触动了整个江南官僚集团的利益——那些官员，哪个背后没有商贾支持？哪个每年不收受江南的“冰敬”“炭敬”？
同一天，温体仁重新入阁，再掌首辅大印。他上任后的第一道命令，就是暂停“商税加征令”，派员安抚江南。
同时，他给苏州的徐孚远等人送去密信，只有四个字：“适可而止。”
七月十八，苏州商铺陆续开门，市面渐渐恢复。一场风波，看似平息。但所有人都知道，大明朝的根基，已经在这场罢市中，又松动了几分。
温体仁重掌内阁的第七天，便在文华殿召集九卿科道，举行了一场关乎大明国运的廷议。议题只有一个：先安内，还是先攘外？
文华殿内，鎏金铜鹤香炉吐着袅袅青烟，但驱不散空气中弥漫的紧张气息。崇祯皇帝端坐御座，面色凝重。
下方，以温体仁为首的内阁辅臣，以杨嗣昌为首的兵部官员，以刘宗周为首的清流言官，分列左右，壁垒分明。
“今日所议，乃国家大计。”
温体仁作为首辅，率先开口。他今日特意穿了绯色仙鹤补服，头戴乌纱，手持玉笏，一扫往日简朴形象，显得威仪十足，“辽东有东虏，中原有流寇，国库空虚，兵力不足，二者不可得兼。当务之急，是集中力量，先解决一头。诸公以为，当先剿寇，还是先御虏？”
话音未落，兵部尚书杨嗣昌便出列：“温阁老此言差矣！东虏乃心腹大患，上次入寇，兵锋直抵京师，此仇此恨，岂能暂忘？若与虏议和，则国威尽丧，士气尽失，日后何以立国？臣以为，当整饬边防，重整九边，与东虏决一死战！”
这位素以知兵自诩的兵部尚书，此刻说得慷慨激昂。但他心里清楚，所谓“决一死战”，不过是场面话。
辽东防线年年吃败仗，关宁军欠饷已逾八月，真打起来，胜算渺茫。
可他不能说软话，因为朝中主战派势力强大，尤其是那些清流言官，最恨“议和”二字。
果然，杨嗣昌话音刚落，礼部右侍郎、东林党魁钱谦益便接口道：“杨尚书所言极是！夷狄豺狼，得寸进尺。嘉靖年间，俺答汗兵临城下，朝廷许以互市，结果如何？鞑靼年年入寇，边关永无宁日！前车之鉴，后事之师。与虏议和，无异于抱薪救火，饮鸩止渴！”
这位江南文坛领袖，话说得文雅，却字字诛心。他是坚定的主战派，不仅因理念，更因政治立场——温体仁是浙党领袖，他是东林魁首，党争之下，自然要唱反调。
温体仁不动声色，待众人说得差不多了，才缓缓道：“钱侍郎博古通今，佩服。但今时不同往日。嘉靖年间，俺答虽强，大明尚有余力。如今呢？”
他环视众人，“辽东连年用兵，耗银数千万两，阵亡将士数十万，可曾收复一寸失地？辽饷加派，百姓不堪；九边欠饷，将士怨望。如此局面，再与东虏硬拼，诸公是想重演土木堡之变吗？”
“你！”钱谦益气结。土木堡之变是明朝最大的耻辱，温体仁此言，等于骂他们是误国奸臣。
“温阁老，”一直沉默的刘宗周开口了。这位工部尚书是着名的理学大家，为人刚直，“即便要与东虏周旋，也该堂堂正正，岂可屈膝求和？况流寇之患，实因政治不清，官吏贪腐，百姓困苦所致。若朝政清明，吏治肃整，流寇不剿自平。如今不修内政，反欲与外虏妥协，此非本末倒置乎？”
这话戳中了要害。流寇问题，本质是政治问题、社会问题。但整顿吏治、肃清贪腐，谈何容易？那是要动整个官僚集团的奶酪。
温体仁深深看了刘宗周一眼，忽然叹了口气：“刘尚书所言，乃治国正道，老夫岂不知？然事有缓急，时有先后。如今流寇猖獗，中原糜烂，若再与东虏两线作战，大明必亡！为今之计，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先与东虏暂和，腾出手来剿灭流寇，待中原平定，国库充盈，再图辽东，方为上策。”
他转向崇祯，跪地奏道：“皇上，臣知此言必遭非议。但臣蒙皇上起复，委以重任，不敢不尽忠直言。今国家已到生死存亡关头，若再拘泥于虚名，顾忌人言，则大势去矣！请皇上圣裁！”
殿内死一般寂静。所有人都看向崇祯。这位年轻的天子，此刻脸色苍白，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御案。他知道温体仁说得对，大明确实打不起两线战争了。
但议和……议和就是承认失败，就是向“虏酋”低头，这让他朱家皇帝的脸往哪搁？史书上会怎么写？
时间一点一滴过去。终于，崇祯缓缓开口，声音干涩：“温先生……所言，不无道理。然与东虏议和，事关国体，需从长计议。眼下……先全力剿寇吧。”
这是折中的说法：不明确说议和，但默许集中力量剿寇。实际上，已经偏向了温体仁的“先安内”策略。
“皇上圣明！”温体仁叩首。他知道，皇帝能说到这个份上，已经是极限了。剩下的，就靠他暗中操作。
钱谦益、刘宗周等人还想再争，但见皇帝疲惫地摆手：“今日就议到此吧。朕累了。”
众人只得退下。走出文华殿时，钱谦益故意与温体仁并肩，低声道：“温相好手段，三言两语就让皇上动了议和的心思。只是不知，日后史笔如铁，会如何书写今日之事？”
温体仁淡淡一笑：“钱侍郎多虑了。老夫所为，只为保住大明江山。至于身后名……让后人说去吧。”
两人目光对视，如刀剑相击，随即各自拂袖而去。
这场廷议，表面上是国策之争，实则是党争的延续。
温体仁的“先安内”，得到务实派官员的支持；钱谦益等人的“先攘外”，则有清流和主战派力挺。
双方势均力敌，谁也说服不了谁。最终的结果就是——朝廷既无法全力剿寇，也无法全力御虏，在摇摆不定中消耗着最后的气数。
而这一切，都被千里之外的李健，看得清清楚楚。
崇祯十一年七月底的河套，夜晚已有了些许凉意。归化城总督府的书房里，烛火通宵达旦地亮着。
李健站在巨大的北境地图前，手中的朱笔在“巨鹿”两个字上画了一个醒目的红圈。
“消息确切吗？”他头也不回地问。
身后，安全司主事曹文诏肃立：“确切。我们在盛京的细作传回密报：皇太极已定于八月秋高马肥时，再次入塞。此次兵力约十万，分三路：一路由多尔衮率领，破墙子岭；一路由岳托率领，破青山口；主力由皇太极亲率，走中路。目标很明确——直扑京畿，掳掠人口物资。”
李健转过身，烛光在他脸上投下深深浅浅的阴影：“卢象升呢？他现在在哪？”
“宣大总督卢象升，目前驻守宣府。按惯例，清军入塞，他必率天雄军驰援京师。”
曹文诏顿了顿，“但据我们掌握的情报，兵部尚书杨嗣昌与卢象升不和，此次很可能……故意不给他充足粮饷，甚至可能调走他的精锐。或者有其他事发生。”
李健闭上眼睛。历史的车轮，果然还是在沿着原有的轨迹滚动。
他记得很清楚，在原本的历史中，崇祯十一年冬，清军第四次入塞，卢象升在巨鹿与清军血战，因与监军太监高起潜不和，在与清军对战的关键时刻，孤立无援，五千天雄军全军覆没，卢象升本人战死沙场。
那是明末最悲壮的一幕，也是大明最后的气节。
“不能让卢象升死。”
李健睁开眼，眼中闪过决断，“此人是大明少有的忠臣良将，若死于此役，则天下再无敢战之将。”
曹文诏皱眉：“总督，卢象升会死？更何况咱们远在河套，如何救得了千里之外的卢象升？况且……那是朝廷的事，咱们插手，恐惹嫌疑。”
“朝廷？”李健冷笑，“如今的朝廷，还有几个真心为国的？杨嗣昌嫉贤妒能，温体仁只顾党争，崇祯皇帝多疑寡断。至于其他人，他们巴不得卢象升这样的直臣死掉，好让那些阿谀奉承之徒上位。而卢象升会不会死我也是猜的，但我们要为此做足准备。”
他走到书案前，提笔疾书：“但卢象升不能死。不仅因为他忠勇，更因为——他若活着，能牵制清军，能震慑朝中奸佞，能给天下忠义之士留一点希望。他能为我华夏做更多的事。卢象升不应该是这个结局。”
写完，他将信递给曹文诏：“立刻派人，秘密送往宣府，交给卢象升本人。记住，必须亲手交到他手里，绝不可经第三人手。”
曹文诏接过，扫了一眼，顿时色变：“总督，这……这是泄露军机啊！万一被朝廷知道……”
“所以必须秘密。”李健沉声道，“信上我只写了几个字：‘清军将入塞，小心巨鹿。’卢象升是聪明人，看到这几个字，自然会明白。至于消息来源……就说是我在蒙古的商队探听到的。”
“可是……”
“没有可是。”李健打断他，“文诏，你跟了我这么多年，应该明白。大明虽腐朽，但卢象升这样的脊梁，能多留一根是一根。”
曹文诏沉默片刻，深深一揖：“属下明白了。这就去办。”
“还有，”李健叫住他，“让曹变蛟来见我。”
半个时辰后，曹变蛟匆匆赶到。这个专攻火器与炮兵的年轻将领，此刻一身戎装，英气勃勃：“总督，您找我？”
李健示意他看地图：“变蛟，若派你率一千精锐，长途奔袭至巨鹿一带潜伏，待清军入塞、卢象升危难时，突然杀出救他，有几成把握？”
曹变蛟一愣，仔细查看地图，沉吟道：“从河套到巨鹿，约一千八百里。若轻装简从，昼夜兼程，二十日可达。但……一千人太少了，清军动辄数万，杯水车薪啊。”
“不是让你跟清军硬拼。”
李健指着巨鹿周围地形，“你看，这里多丘陵、河谷，适合小股部队隐蔽机动。你的任务不是击败清军，而是趁乱救出卢象升。一千精锐，配备最好的战马、最利的刀枪、最足的火药，突然袭击，救到人就走，不与清军纠缠。”
曹变蛟眼睛亮了：“若是这样……有七成把握！但需要详细的情报支持——清军具体兵力部署、卢象升的确切位置、接应路线……”
“这些，安全司会全力配合。”
李健拍拍他的肩，“变蛟，此次任务凶险异常，可谓九死一生。你若不愿，我不勉强。”
曹变蛟单膝跪地：“末将愿往！卢总督忠义无双，末将早已仰慕。若能救他脱险，虽死无憾！”
“好！”李健扶起他，“但你记住，你一定要活着回来。河套需要你，大明也需要你这样的将领。”
他走到窗边，望着夜空中的北斗七星：“此次行动，代号‘北斗’。取七星指引，绝境求生之意。你下去准备吧，三日后出发。记住，绝对保密，除了你我、曹文诏，不得有第四人知道全盘计划。”
“遵命！”
曹变蛟退下后，李健独自站在地图前，久久不语。他知道，自己这是在冒险——一旦事情泄露，就是私调兵马、干预朝政的大罪，足够砍头抄家。但他更知道，有些事，必须有人去做。
卢象升不该死在巨鹿，不该死在那场肮脏的政治阴谋中。这个忠君爱国、一身是胆的将军，十七岁中举，二十一岁中进士，本可像其他文官一样，在翰林院吟诗作赋，在地方上捞钱享福。
但他选择了最艰难的路——投笔从戎，组建天雄军，与清军血战十年，身上伤痕累累。
“卢建斗啊卢建斗，”李健喃喃道，“这一次，我要替你改命。”
窗外，夜风渐起，吹得书房内的烛火摇曳不定。
而在千里之外的宣府，卢象升刚刚巡营归来。这位面容清瘦、双目如电的宣大总督。
此刻正坐在军帐中，就着油灯阅读兵书。亲兵送来一封密信，说是“河套故人所寄”。
卢象升展开信，看到那几个字，眉头猛然一皱。他走到帐外，望向东北方向——那里是长城，是关外，是虎视眈眈的满洲铁骑。
“巨鹿……”
他低声念着这两个字，眼中闪过一丝决然，“若真有那么一天，卢某当马革裹尸，以报国恩。”
他不知道，此刻已有一支千人的精锐骑兵，正在河套的夜色中集结。他们的刀锋在月光下闪着寒光，他们的眼中燃烧着救赎的火焰。
三日后，这支代号“北斗”的队伍将悄然出发，跨越千山万水，去赴一场注定惨烈，却可能改变历史的约会。
而大明的朝堂上，温体仁与钱谦益的党争还在继续，崇祯皇帝还在为钱粮发愁，没有人知道，一场关乎国运的暗战，已经在无人知晓的角落悄然展开。
历史的河流，或许真的会因这一千骑兵，而转向不同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