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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3章 朝堂动态(1 / 1)

崇祯十一年四月初的北京城,杨柳刚吐新芽,但朝堂上的气氛却比寒冬更冷。

兵科都给事中姚思孝的奏疏在朝中引起轩然大波。这位以敢言着称的言官,提出了一个敏感至极的建议:与关外女真“开市抚赏”。

“……开市抚赏,目前驭虏一大机。”乾清宫里,崇祯低声念着奏疏上的字句,“但不即轻给,稍示郑重,彼遂其欲,吾亦济其事,何损威失礼之有?”

他放下奏疏,环顾四周,目光扫过侍立的内阁辅臣:“诸卿以为如何?”

首辅薛国观垂首不语。他刚上台,位置还没坐稳,不想碰这个烫手山芋。

次辅杨嗣昌却出列了。这位兵部尚书出身的内阁大臣,素以知兵自诩,此刻声音沉稳:“陛下,姚思孝所奏,实是老成谋国之言。”

崇祯挑眉:“哦?杨阁老详细说说。”

杨嗣昌从容道:“臣查国朝旧例,先朝封贡抚赏,名甚尊,礼甚正。永乐年间,成祖皇帝封瓦剌马哈木为顺宁王,开互市,保北疆数十年安宁。此乃‘乐天者保天下’之智,孟子所称道者。”

他顿了顿,见皇帝听得认真,继续道:“今又一时也。去岁清军入塞,虽掠我州县,但今春已退。皇太极新称帝,国号初立,内部未稳,正是我朝羁縻之机。若此时许以互市,给以抚赏,可暂缓其南下之念,为我朝剿寇赢取时间。”

这番话说得冠冕堂皇,但殿内众臣都听出了潜台词:打不过,只能买平安。

崇祯沉默良久。作为皇帝,他何尝不知与“虏”议和是屈辱?但现实是:辽东防线年年吃败仗,九边军饷拖欠半年,中原流寇越剿越多。两线作战,大明撑不住了。

“杨先生的意思是……”崇祯缓缓道。

“臣已密询蓟辽总督洪承畴、宣大总督卢象升等边臣。”杨嗣昌奏道,“诸臣皆言:若能以市赏暂安东虏,专力剿寇,待中原平定,再图辽东,方为万全之策。”

他最后加了一句关键的话:“此事不必明诏,可由边臣私下与虏接触,成则朝廷默许,败则推诿边将,不致损及天威。”

这话说得赤裸:让边将去谈,成了是朝廷的功劳,败了是边将自作主张。

崇祯闭上眼睛。他想起清军入塞,破长城,掠畿辅,兵锋直抵北京城下。那时候的恐惧,记忆犹新。

“准奏。”他终于开口,“此事……交由兵部与边臣相机行事。但要记住——”他睁开眼睛,目光锐利,“市赏可给,名分不能让。大明皇帝,绝不可与‘清国’皇帝平起平坐。”

“臣明白。”杨嗣昌躬身。

退朝后,杨嗣昌回到兵部衙门,立刻召来心腹:“拟密札,分送洪承畴、卢象升:圣意已准,可遣人与东虏接触。条件:开关互市,年给抚赏银三十万两,绢帛五万匹。底线:不得称臣,不得用‘清国’国号,只以‘羁縻’为名。”

“那……虏人若坚持要朝廷正式册封?”

杨嗣昌冷笑:“那就谈不成。谈不成也好——至少向天下表明,朝廷没有议和。”

心腹明白了:这就是政治。表面一套,暗里一套;成不成不重要,重要的是该有的姿态一定要摆出来!

这个消息很快传到关外。

盛京皇宫里,皇太极看着明朝边将送来的密信,笑了。

“三十万两?五万匹绢?”他问范文程,“范先生,你怎么看?”

范文程沉吟道:“皇上,明朝这是缓兵之计。他们想用这点钱粮,换几年时间剿寇。待中原平定,必会翻脸。”

“朕知道。”皇太极点头,“但……朕也需要时间。”

他站起来,走到地图前:“这两年,虽有所获,但八旗因豪格轻敌导致河套地区伤亡亦重,需休整。朝鲜刚平定,蒙古各部还在摇摆。而且……”

他指着山海关,“关宁防线,依然坚固。强攻,代价太大。”

“那皇上的意思是……”

“谈。”皇太极决断,“他们要拖时间,朕也要拖时间。互市?可以。抚赏?可以。但条件要加:除了银绢,还要粮食十万石,铁器五万斤,火药三万斤。最重要的是——要他们承认朕的皇帝称号。”

范文程皱眉:“明朝皇帝恐怕不会同意……”

“那就慢慢谈。”皇太极笑道,“谈上一年半载,朕这边准备好了,再谈崩也不迟。到时候,就是朕再次入塞的理由。”

主臣相视而笑。

这就是政治博弈:双方都知道对方在拖延,但都假装认真谈。因为都需要时间,都需要借口。

而在北京,崇祯接到边将奏报“虏人要求承认帝号”,勃然大怒:“放肆!朕乃天子,岂能承认蛮酋帝号?谈判中止!”

但他不知道,边将们早就私下答应了大部分条件——除了帝号。互市开了,抚赏送了,粮食铁器也流过去了。

大明用真金白银,买来了虚假的和平。而清国,用虚假的谈判,换来了实实在在的战略物资。

双赢?不,只有一方在赢。

四月二十九日,紫禁城中左门。

这是崇祯登基以来的惯例:每年此时,皇帝亲自考选新任知县、知州,问以时政,择优异者擢升京官,以示重视人才。

今日天气晴好,但站在中左门外的三十多名新任地方官,却个个紧张得手心冒汗。

他们大多是两榜进士出身,在翰林院观政数年,如今外放为官,第一关就是天子亲问。

“传——永城县知县成仲龙、江都县知县曾就义、富平县知县张缙彦……五人一班,进见!”太监尖细的声音响起。

第一批五人战战兢兢走进中左门。门内设御座,崇祯端坐其上,内阁、六部重臣侍立两侧。

五人跪拜,山呼万岁。

“平身。”崇祯声音平和,“朕今日不问经史,只问实务:方今国家多难,军饷匮乏,尔等为地方亲民之官,有何足兵足食之策?”

这个问题很大,也很敏感。前四人回答得中规中矩:有说清丈田亩的,有说整顿盐税的,有说鼓励屯垦的,都是老生常谈。

轮到曾就义时,这位江都知县深吸一口气,出列奏道:“陛下,臣以为百姓之困,皆由吏之不廉!”

一语惊人。殿内顿时安静。

曾就义四十出头,面庞清瘦,眼神锐利。他是天启五年进士,在翰林院坐了八年冷板凳,去年才外放知县。此刻他豁出去了——要么一鸣惊人,要么万劫不复。

“细言之。”崇祯来了兴趣。

“臣在江都半年,查核钱粮,发现一县之赋,百姓实纳十成,朝廷所得不过五成,其余五成,尽入胥吏、衙役、乡绅囊中!”曾就义声音激昂,“若能使天下守令俱廉,革除中间盘剥,则朝廷赋税可增一倍。届时,即稍从加派以济军需,百姓负担亦不增反减,未为不可!”

这话说得大胆:承认加派不对,但说如果官员廉洁,加派也可以接受。

崇祯动容了。他这些年最头疼的就是官员贪腐。每次加派,都说为了剿寇,可加派的银子,有多少真正用到军队?大多被层层克扣了。

“好!”崇祯难得露出笑容,“曾卿此言,切中时弊!朕再问你:如何使守令俱廉?”

曾就义早有准备:“一曰严考成。知府考州县,巡抚考知府,层层考核,以钱粮实收、百姓口碑为据,优者擢,劣者黜。二曰增俸禄。今知县年俸九十石,折银不过四十五两,何以养廉?当倍增之,使其足以养家。三曰重监察。都察院、按察司要真巡查,真弹劾,而非走马观花。”

他说一条,崇祯点一次头。待他说完,崇祯当即道:“曾就义擢翰林院编修,留京听用!永城知县成仲龙,方才所言整顿卫所屯田,亦有可取,迁兵科给事中!”

“臣谢陛下隆恩!”两人激动跪拜。

其余三人羡慕不已。一席话,就从七品知县跳到六品京官,这是多大的造化?

考选继续进行。后面几班官员,有样学样,个个大谈反腐倡廉,痛斥吏治腐败。崇祯听得频频点头,又擢升了七八人。

朝会后,新任首辅薛国观与杨嗣昌并肩走出。

“曾就义此人,倒是会揣摩圣意。”薛国观淡淡道。

杨嗣昌笑了笑:“清廉?谈何容易。天下官员,有几个不贪的?曾就义自己在江都,就真的两袖清风?”

“那皇上为何……”

“皇上需要一面旗帜。”杨嗣昌看得透彻,“如今朝野皆言加派害民,皇上加也不是,不加也不是。曾就义提出‘先反腐,再加派’,既给了皇上加派的理由,又迎合了皇上痛恨贪腐的心理。这样的人,自然要重用。”

薛国观沉默片刻,叹道:“可是……反腐?怎么反?从谁反起?你我都清楚,这朝堂上,有几个干净的?”

两人都不说话了。他们自己就不干净——薛国观上台后,卖官鬻爵没少干;杨嗣昌执掌兵部,军械采购的回扣拿得手软。

反腐?说说而已。真要反,第一个反的就是他们自己。

这就是大明的荒诞:皇帝需要清廉的榜样,大臣需要清廉的口号,但没人真的想清廉。大家都在演一出戏,戏名叫“君臣同心,肃贪倡廉”。

而真正的贪腐,在戏台下愈演愈烈。

五月初的刑部大堂,气氛凝重。

刑部尚书刘之凤已经六十三岁,须发皆白,但精神矍铄。此刻他手捧奏疏,声音沉稳:

“……天下囚徒皆五年一审录,此祖宗成法,以示慎刑。然高墙之内,宗室罪犯,长期不予审讯,有囚禁数十年而未决者。臣请对高墙罪宗,同于天下四徒例,五年一审,以免冤滞。”

奏疏递上,朝中议论纷纷。

所谓“高墙”,是明朝囚禁宗室罪犯的特殊监狱。朱元璋建国后,为防宗室作乱,定下严苛的《皇明祖训》:宗室不得参政,不得经商,不得科举,只能靠朝廷俸禄生活。若有犯罪,轻者削爵,重者囚于“高墙”——其实是软禁在封地内的特定院落,有兵丁看守,终身不得出。

这项制度执行两百多年,高墙内积累了大量宗室罪犯。有的因为争夺爵位,有的因为违法经商,有的仅仅是因为说了不该说的话。一旦进去,就再难出来——没有审判,没有刑期,关到死为止。

崇祯看着奏疏,心中复杂。他是皇帝,也是宗室的一员。那些高墙里的,都是他的亲戚,身上流的都是朱元璋的血。

“刘卿所言,确有道理。”崇祯缓缓道,“然宗室犯罪,关乎天家体面,若公开审理,恐……”

他话没说完,但意思明白:家丑不可外扬。

刘之凤坚持:“陛下,正因关乎天家体面,更应依法行事。今高墙之内,有万历年间囚入者,已四十余载;有泰昌、天启年间囚入者,亦二十余年。未经审讯,不明罪状,此非慎刑,乃虐刑也。若传之于史,后世将如何评说?”

这话戳中了崇祯的软肋。他好名,怕在史书上留下污点。

“况且,”刘之凤补充,“如今各地宗室,对此多有怨言。若陛下能开此恩典,显皇族仁德,必能收宗室之心。”

这才是关键。明末宗室,是一个庞大而尴尬的群体。他们不能做事,只能吃俸禄,成为朝廷沉重的负担。

地方官员厌恶他们,百姓痛恨他们,他们自己也活得憋屈。若皇帝能稍示恩惠,确实能收买人心。

崇祯沉吟良久,终于道:“准奏。着刑部、宗人府会同,制定高墙罪宗五年一审条例。但要谨慎,不得张扬。”

“臣遵旨。”

五月二十四日,圣旨下发:定高墙罪宗五年一审例。同时,另一道旨意也发了:京师民人犯死罪以下者,许保候即结——这是对普通百姓的恩典,以显“皇恩浩荡”。

消息传出,各地宗室反应不一。

开封的周王府里,老周王朱恭枵看着邸报,冷笑:“五年一审?审什么?那些关在高墙里的,哪个不是得罪了皇帝或权阉?审了就能放?笑话!”

他是万历皇帝的堂弟,今年七十八岁,经历过嘉靖、隆庆、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六朝,看透了皇家那点事。

管家小心翼翼:“王爷,那咱们府里那位……”

周王府的高墙里,关着朱恭枵的一个侄子,三十年前因为与商贾合伙做生意发财,被人告发,关了进去。如今已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头。

朱恭枵沉默片刻,叹道:“准备点衣物吃食,送进去吧。另外……给刑部的人打点打点,看能不能在审讯时,说几句好话。”

“是。”

同样的事在各地王府上演。宗室们突然发现,那些被遗忘的亲戚,似乎有了出来的希望。

于是送钱的送钱,走关系的走关系,都想在第一次“五年一审”中,把自家的人捞出来。

而在北京,刑部衙门热闹非凡。

“刘大人,这是山西晋王府的帖子……”

“大人,这是襄阳襄王府的礼单……”

“这是成都蜀王府……”

刘之凤看着堆积如山的请托,苦笑。他本想做件好事,没想到成了各方博弈的战场。

“按律办。”他对下属说,“该审的审,该放的放。但记住——证据要确凿,程序要合法。别让人抓到把柄。”

“那……那些请托?”

“礼照收,事不办。”刘之凤淡淡道,“收礼是为了不得罪人,不办是为了保住脑袋。明白吗?”

下属懂了:这就是为官之道。面子上要过得去,里子要守得住。

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高墙审录”开始了。刑部派员分赴各地,开启尘封数十年的案卷,提审白发苍苍的囚犯。

有的案子确实冤枉——比如那个周王的侄子,当年只是投了点钱,实际经营的是合伙人。审讯后,判“削爵,释归府第监管”。

有的案子证据确凿——比如某个郡王杀了人,确实该关。维持原判。

还有的案子成了政治交易——某个王爷送了重礼,他关在高墙里的儿子就被“查出”证据不足,当庭释放。

一时间,各地高墙放出数十人。宗室们感恩戴德,称颂皇上仁德。崇祯也很满意——既得了好名声,又收了宗室的心。

但他不知道,这场“仁政”背后,是更肮脏的交易,是更严重的腐败。而且,放出来的那些宗室,大多骄横惯了,回到地方,很快又惹出事端。

更讽刺的是,就在朝廷忙着“审录高墙罪宗”时,河南的百姓正在饿死,陕西的士兵正在哗变,辽东的清军正在磨刀。

大明就像一个病入膏肓的人,不去治致命的伤,却忙着修剪指甲。

可悲,可笑。

当北京朝堂上演这一出出闹剧时,河套显得异常安静。

但安静不代表静止。

归化城总督府,李健看着最新送来的邸报和情报,嘴角露出讽刺的笑。

“开市抚赏?”他对顾炎武说,“杨嗣昌这是饮鸩止渴。今日给三十万,明日就要五十万。等清国养肥了,刀就架到大明脖子上了。”

顾炎武皱眉:“可朝廷确实无力两线作战……”

“那就该壮士断腕。”李健斩钉截铁,“放弃辽东,退守山海关,集中力量剿寇。等中原平定,再图恢复。现在这样,两头都想保,两头都保不住。”

这话太激进,顾炎武不敢接。

李健也不多说,换了话题:“曾就义这个人,倒是有意思。‘使守令俱廉’?说得轻巧。他怎么不先把自己在江都的账目亮出来?”

黄宗羲笑道:“总督知道他在江都的事?”

“略知一二。”李健淡淡道,“江都去年税粮,实收比账面上多了三成——多出来的,一半进了他的腰包。这样的人谈反腐,真是讽刺。”

“那皇上还重用他……”

“皇上需要榜样,需要口号。”李健看得透彻,“至于榜样是不是真的,口号能不能实现,不重要。重要的是,皇上可以指着曾就义说:看,朕在反腐,朕在用人。这就够了。”

众人沉默。这就是大明的现实:表面文章比实际做事重要,口号比行动响亮。

“不说他们了。”李健摆摆手,“咱们做好自己的事。孙传庭那边,第二批流民到了吗?”

“到了。”顾炎武汇报,“五万三千人,已安置妥当。孙传庭换走了五万石粮食,解了燃眉之急。他来信说,还有十万流民,六月可送。”

“好。”李健点头,“告诉孙传庭,有多少,咱们收多少。但前提是自愿。”

“明白。”

“京营那边有什么动静?”

“曹化淳还在折腾。”李定国说,“他把京营军官换了个遍,现在都是他的人了。但训练废弛,装备老旧,十万京营,还不如咱们三万民兵。”

李健笑了:“这是好事。京营越烂,咱们越安全。”

他走到地图前,手指点在中原:“现在最值得关注的,是这里。”

地图上,陕西、河南、湖广、安徽,标满了红点——那是各路农民军的位置。李自成、张献忠在河南陕西湖广溜达,罗汝才在豫西转圈,还有革里眼、左金王、老回回(马守应)……

“据探子报,农民军内部矛盾加剧。”李定国说,“罗汝才吞了马守应的人马,但马守应旧部不服,时有冲突。张献忠和李自成也在暗中较劲。”

“让他们斗。”李健说,“咱们继续发展。等他们斗得差不多了,等朝廷撑不住了,才是咱们出手的时候。”

他环视众人:“记住,乱世之中,最先跳出来的,往往死得最早。咱们要做的,是最后一个出场,收拾残局。”

众人心领神会。

会后,李健独自登上城墙。初夏的河套平原,绿意盎然,麦田如海,水渠如网。远处,新建的村落炊烟袅袅,学堂里传来孩童的读书声。

这是一片生机勃勃的土地。

而南方,中原大地,却是烽火连天,饿殍遍野。

“快了。”李健望着南方,轻声自语,“等中原的百姓活不下去了,等大明的官员彻底烂透了,就该有人出来,给天下一个交代。”

他转身下城,步伐坚定。

历史的大潮,正在涌动。而河套,这艘刚刚造好的船,已经做好了出海的准备。

至于能航行多远,能到达何方……

且看天意,且看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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