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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2章 庙堂风云与江湖暗流(1 / 1)

崇祯十一年三月,北京。

乾清宫东暖阁内,炭火盆烧得正旺,却驱不散满室的寒意。崇祯皇帝朱由检端坐御案后,面前摊开的奏章堆积如山,每一本都写着“急”字。

今日是小朝会,只有内阁辅臣、六部尚书及几位重臣在场。但气氛比大朝会还要凝重。

“薛先生,你是新任首辅,说说看,如今这局面,该如何应对?”崇祯的目光落在薛国观身上。

薛国观,山西韩城人,万历四十七年进士,历任礼部、吏部,素以干练果断着称。上月,原首辅因“剿寇不力”被弹劾去职,他由次辅晋升首辅。此刻,这位新任首辅深知机会与风险并存。

他出列躬身:“陛下,臣以为当务之急有二:剿寇与防边。然二者皆需钱粮。如今国库空虚,九边欠饷,士兵有哗变之虞。故首要之务,在筹饷。”

“如何筹?”

薛国观深吸一口气,说出早已思虑成熟的方案:“臣有三策:一曰重征商税。南北商路,年贸易额何止千万两?若按值百抽五征收,年可得银五十万两以上。二曰严查贪腐。各府州县,仓场库局,积弊已久,若派得力之人清查,追缴赃款,亦可补国库。三曰……”

他顿了顿,声音压低:“请王公贵戚、文武百官捐资助饷。”

话音刚落,殿内一片哗然。

户部尚书程国祥第一个反对:“陛下,商税乃与民争利!如今民生凋敝,商路不畅,再加重税,恐商旅断绝,市井萧条!”

他是南直隶人,背后是江南士绅集团的利益。重征商税,受损最大的是江南富商。

工部尚书刘宗周也出列:“薛阁老所言查贪,固是正理。然贪腐积弊,非一日之寒。若大张旗鼓清查,恐官场震荡,政令不行。况且……查谁不查谁,标准何在?易成党争工具啊!”

这话说得隐晦,但众人都懂:你薛国观刚上台,就想借查贪之名清洗异己?

至于捐资助饷,更没人接话。让官员捐钱?那不是割自己的肉?

崇祯看着争吵的众臣,心中一片冰凉。这就是他的朝廷,这就是他的大臣。国家危亡之际,想的还是自己的利益。

“够了。”他声音不大,但殿内顿时安静。

崇祯站起身,走到殿中。十来年的皇帝生涯,让他身心俱疲,眼窝深陷,龙袍穿在身上显得空荡荡。

“程国祥,你说重征商税是与民争利。那朕问你:国库空虚,军饷无着,士兵哗变,贼寇肆虐,这不是与民争利?这是要民之命!”

程国祥跪下了:“臣……臣愚钝。”

“刘宗周,你说查贪会引起党争。那朕问你:不查贪,任由贪官污吏掏空国库,这江山就能保住?”

刘宗周也跪下了:“臣失言。”

崇祯走回御案,声音疲惫:“薛先生的三策,朕准了。即日起,户部拟定商税章程;都察院、锦衣卫联合查贪;至于捐资助饷……”

他目光扫过众臣:“朕带头。内帑拨银五万两,充作军饷。诸卿……量力而行吧。”

众臣面面相觑,最后只能齐声道:“臣等遵旨。”

但每个人心中都明白:这事,难办。

捐资助饷的诏书下发后,朝野反应冷淡。

王公贵族们装聋作哑。福王在洛阳,富可敌国,据说库藏金银以百万计,但上奏说“封地连年灾荒,入不敷出”,只捐了三千两。周王、楚王、蜀王等纷纷效仿,捐个三五千两,意思意思。

文武百官更是各有说辞。有说老家遭灾的,有说俸禄微薄的,有说家中人口众多的。最离谱的是有个御史,上奏说愿捐出全部家产——然后列了个清单:老宅一座(年久失修),薄田三十亩(连年歉收),藏书千卷(不能吃不能穿)……把崇祯气得摔了杯子。

一个月后,统计结果出来了:王公贵族捐银八万两,文武百官捐银十二万两,合计二十万两。

而户部奏报的军饷缺口是多少?六百万两。

二十万对六百万,杯水车薪。

乾清宫里,崇祯看着那份奏报,手在颤抖。他不是气钱少,是气人心。

“陛下,这……这已经是尽力了。”司礼监太监王承恩小心翼翼地说。

“尽力?”崇祯冷笑,“福王在洛阳修王府,花了八十万两;周王嫁女,嫁妆三十万两;朝中那些大臣,哪个不是良田千顷,宅院连云?捐个几百两,叫尽力?”

他抓起奏报,想撕,又忍住,重重摔在桌上。

“他们是不是以为,这江山是朕一个人的?大明亡了,他们还能做新朝的官?”

王承恩不敢接话。有些话,皇帝能说,太监不能说。

崇祯颓然坐下,良久,轻声道:“大伴,你说,朕这个皇帝,是不是很失败?”

“陛下!”王承恩跪下了,“陛下勤政爱民,夙夜匪懈,天下皆知!是那些臣子……臣子不忠啊!”

崇祯摇摇头,不再说话。

他知道,大明的病,不在外敌,不在流寇,而在自己身上——在这个庞大的官僚体系,在这个根深蒂固的利益集团,在这个已经烂到骨子里的制度。

可他无力改变。他试图改变过:撤换内阁,整顿吏治,清查亏空……但每一次,都遇到巨大的阻力。

那些大臣们,表面上忠君爱国,实际上各怀鬼胎。他们用冠冕堂皇的理由,维护着见不得人的利益。诸臣误朕啊!

这就是大明的现实。皇帝在深宫,看着奏章上漂亮的文字,以为天下即将太平;大臣在朝堂,说着忠君爱国的话,私下里捞得盆满钵满;百姓在田间,饿着肚子,等着下一个来收税的人。

而边关的士兵,已经半年没发饷了。

就在崇祯为军饷发愁时,北京城西的京营校场,正在上演一出荒唐剧。

曹化淳,司礼监的太监,提督京营戎政。此刻他端坐在高台太师椅上,身披御赐蟒袍,左右各站四个小太监,端着茶壶、痰盂、汗巾、拂尘,排场十足。

台下,三万京营士兵列队站立。说是士兵,实则五花八门:有头发花白的老卒,有面黄肌瘦的少年,有挺着肚子的胖子,有歪戴帽子、吊儿郎当的兵油子。队列歪歪扭扭,旗帜破旧不堪,兵器五花八门——有长枪,有腰刀,有锈迹斑斑的火铳,甚至还有人拿着木棍。

曹化淳眯着眼看了一会儿,问身边的副将:“这就是京营精锐?”

副将赔笑:“公公明鉴,这些都是……都是老实本分的。那些刺头,已经被清理出去了。”

所谓“清理”,就是撤职、调离、甚至找个由头抓起来。

曹化淳上任三个月,把京营中不听他话的军官撤换了大半,全换上了自己的亲信——大多是太监的干儿子、干孙子,或是贿赂他的商贾子弟。

这些人懂什么练兵?他们只懂捞钱。士兵的饷银,克扣一半;军粮,掺沙换陈;军械,以次充好。至于训练?做做样子就行了。

“开始操练吧。”曹化淳淡淡道。

号令一下,校场上顿时“热闹”起来。

步兵方阵前进,步伐凌乱,有人踩了前面人的脚,有人掉了鞋子。走到一半,方阵就散了形。

骑兵冲锋,马匹瘦弱,跑着跑着就有马失前蹄,把骑手摔下来。更可笑的是,有匹马跑到一半拉屎,后面的马避让不及,撞成一团。

火器队演练装填射击,动作慢如老妪。好容易装填完毕,点火——“噗”,一阵青烟,子弹不知飞哪去了。原来火药受潮,根本点不着。

曹化淳看着,脸上没什么表情。他不懂军事,但他懂政治。京营是什么?是保卫京城的最后屏障。

但这个屏障,不能太锋利——太锋利了,怎么拿钱?你不拿钱,我不拿钱,大家还怎么进步?要的就是这样,看起来人多势众,实际上不堪一击。

这样,皇帝才会依赖他们这些太监,才会觉得京营离不开他曹化淳的“整顿”。

“公公,您看这……”副将有些尴尬。

“嗯,尚可。”曹化淳喝了口茶,“告诉将士们,好好练,练好了有赏。”

“是!”

所谓的赏,不过是几两碎银,几石陈米。但士兵们还是欢呼——总比没有强。

校场边,几个老兵摇头叹气。

“这他娘的叫兵?老子当年在辽东,跟鞑子拼命的时候……”

“嘘!小声点!让那些阉党听见,要你的命!”

“听见就听见!老子还怕他们?这样的兵,真要是鞑子打过来,或者流寇杀过来,能顶什么用?”

“顶什么用?当炮灰呗。反正死的不是那些太监。”

几人沉默。他们都是参加过实战的老兵,因为不肯贿赂上官,被排挤到边缘。看着如今的京营,他们心中悲凉。

大明啊大明,怎么就变成这样了?

而高台上,曹化淳正在盘算:这次“整顿”京营,他又捞了多少?卖官鬻爵,克扣军饷,倒卖军械……少说也有十万两。

这些钱,一部分孝敬宫里的大太监,一部分收买朝中官员,一部分自己留着。等攒够了,就在老家置办田地宅院,将来养老。

至于京营能不能打仗,大明会不会亡……关他什么事?他一个太监,还能当皇帝不成?捞够了,到时候换个主子,照样过日子。

这就是大明的京营,十万之众,实则“银样镴枪头”——外面看着光亮,里面是软铅。

可悲,可笑。

就在北京城上演荒唐剧时,河南西部伏牛山中,另一场悲剧正在酝酿。

马守应坐在一处山洞里,就着篝火,啃着一块硬邦邦的麦饼。饼子是抢来的,又干又硬,咽下去刮嗓子。但他吃得很快,因为他知道,下一顿还不知道在哪。

山洞不大,挤着二十几个人,都是他的亲信。刘三刀肩膀上伤口化脓,发着高烧,躺在草堆上呻吟。张七瘸着腿,在洞口放哨。王五不见了——昨天出去找吃的,再没回来,估计是跑了,或者死了。

“大帅,罗汝才派人来了。”亲兵进来禀报。

马守应放下饼子:“让他进来。”

来人是个三十多岁的汉子,叫赵四,是罗汝才的部下。他进来后,扫了一眼山洞,眼中闪过一丝轻蔑,但很快掩饰住,抱拳道:“马大帅,我家罗帅问,粮食还能撑几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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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守应冷冷道:“三天。”

“那……下一步打算怎么办?”

“怎么办?”马守应盯着他,“罗汝才不是说要合兵一处,共图大业吗?他的粮食呢?他的人马呢?”

赵四不慌不忙:“罗帅说了,粮食有,人马也有。但合兵之前,有些事得说清楚。”

“什么事?”

“谁主谁从。”赵四直言不讳,“马大帅,您从陕北带来的三万人,如今只剩八千。而罗帅手下有五万。合兵之后,谁说了算?”

山洞里安静下来。所有人都看着马守应。

马守应笑了,笑得凄惨:“我明白了。罗汝才是要吞了我。”

“话不能这么说。”赵四道,“都是自家兄弟,分什么彼此?只是……蛇无头不行,兵无主不战。总得有个主事的。罗帅说了,只要马大帅愿意,仍为一路首领,只听罗帅号令即可。粮草军械,一应供应。”

话说得好听,实则是夺权。

马守应沉默良久。他能说不吗?八千残兵,缺粮少械,困在山中。罗汝才五万人,围在外面。不答应,就是死路一条。

“好。”他从牙缝里挤出一个字,“我答应。但有个条件:我的老兄弟,不能拆散。我们要单独成营。”

赵四笑道:“这个自然。罗帅说了,马大帅的‘老回营’,仍由您统领。”

谈判“达成”。赵四走后,山洞里死一般寂静。

刘三刀挣扎着坐起来:“大帅,真……真要投罗汝才?那家伙吃人不吐骨头啊!”

马守应看着篝火,眼中映着跳动的火焰:“不投,咱们都得死在山里。投了,还有条活路。”

“可是……”

“没有可是。”马守应打断他,“记住,活下去,比什么都重要。只要人还在,就有翻盘的机会。”

众人不语。他们知道,大帅说得对,但心里憋屈。曾几何时,他们纵横陕北,攻城掠地,何等威风?如今却要寄人篱下,看人脸色。

“都休息吧。”马守应挥挥手,“明天,去罗汝才大营。”

众人散去。马守应独自坐在火堆旁,从怀里掏出一块玉佩。那是他娘留给他的,说是祖传的,能保平安。

他摩挲着玉佩,想起很多年前,他还是绥德驿站的驿卒,每天跑马送信,虽然辛苦,但安稳。

如果……如果当年驿站不裁撤,如果天下太平,他现在也许还在送信,娶个媳妇,生几个孩子,平平淡淡过一辈子。

可惜,没有如果。

乱世如洪流,个人如浮萍。不想被淹死,就得拼命挣扎。

哪怕,挣扎的样子很难看。

马守应部投靠罗汝才后,两部合兵,号称八万,出山劫掠。

他们的目标是河南府宜阳县。探子报,宜阳富户云集,粮仓充实,且守军薄弱——县城只有三百卫所兵,形同虚设。

然而他们没想到,等待他们的不是肥肉,而是硬骨头。

宜阳县的确守军薄弱,但乡绅势力强大。以举人王廷臣为首,联合全县三十八家大户,组建了“宜阳团练”,招募乡勇三千人,自筹粮饷,购置兵器,训练了半年。

更重要的是,王廷臣的堂兄在南京兵部任职,通过关系,从南京武库“借”来了两百支鸟铳,十门虎蹲炮——虽然都是老式火器,但对付缺乏火器的农民军,足够了。

三月十八,农民军兵临宜阳城下。

罗汝才骑着马,看着低矮的城墙,笑道:“这么个小县城,一个时辰拿下!”

马守应提醒:“罗帅,小心为上。河套之败,就是吃了轻敌的亏。”

罗汝才不以为然:“河套是河套,这里是河南。弟兄们,攻城!破城之后,大掠三日!”

“杀啊!”

农民军如潮水般涌向城墙。他们没有攻城器械,就架人梯,用简易的云梯,甚至徒手攀爬。

城墙上,王廷臣身穿儒衫,外罩皮甲,手持长剑,镇定指挥。

“火铳队,准备——放!”

两百支鸟铳齐射,虽然精度差,但近距离威力不小。冲在前面的农民军倒下一片。

“虎蹲炮,放!”

十门小炮发射霰弹,铁砂如雨,覆盖城墙下大片区域。

农民军第一次冲锋就受挫,死伤数百。

罗汝才脸色难看:“妈的,还有火器?再冲!”

第二次冲锋,农民军学乖了,分散开,举着门板、桌案当盾牌。这次冲到城墙下,开始攀爬。

“滚木礌石!”王廷臣下令。

早就准备好的滚木、礌石、热油倾泻而下。攀爬的农民军惨叫着坠落。

更狠的是,王廷臣还准备了石灰——装在布袋里,扔下去,布袋破裂,石灰弥漫,呛得人睁不开眼,咳嗽不止。

战斗从清晨打到午后,农民军发动了五次冲锋,死伤超过两千,却连城墙都没上去。

而城内团练,凭借城墙和火器,伤亡不到百人。

“罗帅,不能再打了!”马守应劝道,“弟兄们死伤太多,士气低落。而且……探子报,洛阳的官军正在赶来。”

罗汝才咬牙切齿:“撤!”

农民军仓皇撤退,丢下大批尸体和伤员。

宜阳城头,团练乡勇欢呼雀跃。王廷臣抚须微笑,对左右说:“看到了吗?贼寇虽众,实为乌合。只要咱们乡绅团结,百姓出力,自保有余。”

他这话,说对了一半。

农民军确实是乌合之众,缺乏训练,缺乏装备,更缺乏组织。但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乌合之众”?因为活不下去了。

宜阳县的团练能打赢,是因为背后有三十八家大户支持,有钱有粮有武器。可河南更多的州县,没有这样的乡绅,没有这样的团练。百姓只能任人宰割——要么被官府逼死,要么被流寇抢死。

而那些被团练打死的农民军士兵,大多也是穷苦农民。他们造反,不是因为想杀人放火,是因为没活路。如今死在同是农民的乡勇手里,何其悲哀。

这就是明末的悲剧:精英阶层(乡绅、官员)与底层百姓割裂。精英们只关心自己的财产和地位,百姓的死活,与他们无关。他们可以组织团练自保,可以逃到南京享受,可以投降新朝继续做官。

而百姓,永远是牺牲品。

战后,宜阳团练声名大噪。河南各州县纷纷效仿,组建团练。朝廷也顺势下旨,鼓励地方“自保”。

这看似是好事,实则埋下更大隐患:地方武装崛起,中央权威进一步削弱。当每个州县都能自保时,谁还需要朝廷?当每个乡绅都有武装时,割据的种子就已经种下。

大明,正在从内部瓦解。

河套,归化城。

李健收到了来自各方的消息:朝堂党争,京营腐败,农民军内斗,团练崛起……

顾炎武忧心忡忡:“总督,如今这局面,越发乱了。”

李健却很平静:“乱是正常的。一个王朝末期,必然如此。旧秩序崩溃,新秩序未立,各方势力必然混战。”

“那咱们……”

“咱们静观其变。”李健走到地图前,“河套现在要做的,不是参与乱局,而是建设自己。把根基打牢,把实力壮大,等乱到一定程度,自然有人来求咱们。”

他手指点在地图上几个位置:“陕西孙传庭,已经开始依赖咱们的粮食。河南团练,需要火器自卫——咱们可以卖给他们旧式火器,换粮食换人口。蒙古各部,想要茶叶布匹——咱们可以扩大互市。”

“甚至……”他顿了顿,“朝廷那边,也不是铁板一块。新上任的首辅薛国观要查贪,要加税,得罪了多少人?这些被得罪的人,就是咱们可以拉拢的对象。”

黄宗羲恍然大悟:“总督是要……广结善缘?”

“不是结善缘,是建立利益网络。”李健纠正道,“政治的本质是利益分配。咱们让各方都能从河套得到好处,他们就会维护河套的利益。这样,河套就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而是一个利益共同体的核心。可以试着接触一下”

这思路很超前,但也很现实。明末的乱局,本质是利益分配失衡。朝廷与百姓争利,官员与商人争利,乡绅与农民争利。大家都争,就都输。

河套反其道而行:我不争,我给。我给粮食,给安全,给活路。谁跟我合作,谁就能得利。

这样,朋友会越来越多,敌人会越来越少。

“当然,光给好处不行,还得有实力。”李健补充道,“所以强军不能停。十五万常备军,年底必须成军。新式火器,加紧研制。防御体系,继续完善。”

他看向众人:“诸位,乱世之中,实力是根本,但光有实力不够,还得会用。咱们要做的,就是一边壮大实力,一边巧妙运用。等到时机成熟……”

他没说下去,但众人都懂。

时机成熟时,河套就不再是一个边镇,而是一方势力,甚至……有问鼎天下的可能。

但这太远,现在想还早。

“好了,各忙各的吧。”李健挥手,“记住:低调发展,广结善缘,等待时机。”

众人散去。李健独自留在议事堂,看着地图,陷入沉思。

他知道,这条路很难。朝廷猜忌,各方觊觎,稍有不慎,满盘皆输。

但他没有选择。既然来到这个时代,既然坐在这个位置,就得担起这个责任。

不是为了当皇帝,不是为了青史留名,只是为了——让这片土地上的人,能活下去,活得好一点。

仅此而已。

窗外,河套的春天来了。积雪融化,河水奔流,田野里有了绿色。

这片曾经荒凉的土地,正在焕发生机。

而中原,还在流血,还在哭泣。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碾过无数人的命运。有些人被碾碎,有些人艰难爬起,有些人,试图抓住车轮,改变方向。

李健,就是后者。

前路漫漫,但至少,他在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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