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年正月初十，河套马场。
三千八百匹缴获的蒙古战马在刘三鞭的精心调养下，已恢复了七成元气。毛色渐亮，膘情见长，清晨放牧时万马蹄声如闷雷滚过山谷。但李健知道，光有马还不够——骑兵是人马合一的艺术。
“选拔标准：年龄十八至三十，身高五尺以上，臂力能开八斗弓，有骑射基础者优先。”李健站在校场将台上，看着下面黑压压的应征人群，“首批名额两万，优中选优。”
选拔持续了三天。来自河套各堡寨、屯垦点的青壮排成长龙，测试臂力、眼力、骑术。许多人虽未正式从军，但边民自幼在马背上长大，骑射是生存技能。到正月十三，两万精壮选拔完毕，其中七成有过与蒙古人交手经历。
正月十五，元宵佳节，河套都督府骑兵训练营正式开训。
校场上，两万新兵整齐列队。他们面前不是战马，而是刷子、水桶、草料——第一课是养马。
“都给我听好了！”
曹变蛟骑着战马在队列前巡视，声音如洪钟，“从今天起，你们不是骑手，是马夫！马是什么？马是兄弟！是战场上替你挡箭、驮你冲锋、带你回家的兄弟！”
他翻身下马，亲自示范：“刷马要顺毛，用力要匀；喂料要先草后料，饮水要温；蹄铁要三天一查，马掌要半月一换。谁要是把马当牲口使唤——”
他目光如刀，“军棍三十，滚出骑兵营！”
刘三鞭带着两个儿子穿梭在队列中，手把手地教。老兵们起初不以为然——当兵吃粮，马不就是坐骑？但很快，残酷的现实教育了他们。
有个叫赵大的老兵，自恃骑术精湛，训练时猛抽马鞭，结果马匹受惊把他摔了下来。
按军规，本只是训诫，但曹变蛟却当众宣布：“赵大虐待战马，鞭二十，降为马夫，专职清理马厩一个月！”
更严厉的是，所有骑兵的伙食标准与马匹挂钩：马养得好，骑兵吃细粮；马养得差，骑兵啃粗粮。甚至马匹的膘情、毛色、精神状态，都计入考核。
“凭什么？！”有士兵不服，“我们是来打仗的，不是来伺候牲口的！”
曹变蛟的回答很简单：“你现在伺候它，战场上它才肯为你死。你不把它当兄弟，它凭什么为你冲锋陷阵？”
一个月后，变化悄然发生。士兵们给战马起了名字，夜里偷偷加料，训练间隙为马梳理鬃毛。人与马之间，建立起一种超越主仆的情感纽带。
正月末，首批骑兵已能列队慢跑。两万人马在校场上移动，虽队列尚显生疏，但气势已初具规模。然而曹变蛟清楚，这离真正的骑兵还差得远。
“列队冲锋，十人里要摔下来三个。”他在军报中如实写道，“骑射命中率不足两成，马刀劈砍无力。若要形成战力，至少还需三个月严训。”
李健批示：“不急。骑兵乃大计，宁慢勿糙。”
二月初，训练进入实战阶段。李定国、曹文诏、贺人龙三位将领齐聚训练场，他们要解决一个难题：如何让新组建的骑兵在野战中发挥最大效用？
“蒙古骑兵之利，在于机动。”
李定国在沙盘上推演，“来去如风，聚散无常。我军骑兵新建，若与之野战追逐，必落下风。”
曹文诏提出设想：“可否借鉴戚继光车营之法？以车阵为依托，骑兵藏于阵后。敌若攻，则车阵阻之；敌若退，则骑兵追之。”
贺人龙补充：“还要考虑火器。我们的燧发枪射程百步，可在车阵后布置火器队。骑兵不必冲锋陷阵，只需在火器齐射后，追击溃敌即可。”
三人反复推演，设计出“车骑协同”战术：每千人为一作战单元，配战车五十辆、骑兵三百、火铳手两百、长枪手三百、弓弩手一百五十。
战车不是普通的运输车，而是特制的防御车：车身包铁皮，车辕可拆卸组装成拒马；车上装载小型佛郎机炮两门，箭矢、火药若干。行军时运载物资，驻营时首尾相连即成车阵。
二月初十，第一次实战演练。
模拟敌军由高杰率领的五千步兵扮演，他们据守一处丘陵。李定国指挥的三千“车骑混成旅”缓缓推进至丘陵前一里处。
“结阵！”
命令下达，五十辆战车迅速展开，车头向外围成圆形车阵。士兵们将车辕卸下，插在地上形成简易栅栏；火铳手在车后列队，弓弩手上车；骑兵则藏于阵心。
“敌”军开始冲锋。五千步兵如潮水般涌来，但在车阵前百步处，遭遇了第一波打击——火铳齐射。
虽然演练用的空包药，但声势骇人。按规定，中弹者需倒地退出。第一轮齐射，“伤亡”近五百。
步兵继续冲锋，进入五十步时，车上的弓弩手开始射击。同时，战车上的小型佛郎机炮“开火”——其实是点燃爆竹模拟炮声。
当“敌”军终于冲到车阵前二十步时，已经“伤亡”过半。就在此时，车阵突然打开三个缺口。
“骑兵——出击！”
曹变蛟一马当先，三百骑兵如利箭般射出。他们不正面冲阵，而是从两翼包抄，用骑弓射击“敌”军侧后。本就混乱的步兵阵型彻底崩溃，开始“溃退”。
演练结束，裁判判定：防守方“伤亡”三千七百人，进攻方“伤亡”仅二百余人——大多是骑兵冲锋时自己摔伤的。
虽然只是演练，但战术的可行性得到了验证。李定国在总结中写道：“车阵如龟壳，骑兵如利爪。敌攻则缩壳固守，敌疲则伸爪撕咬。此法可弥补我军骑兵新练之不足。”
二月十五，都督府召开军事会议。墙上的兵力部署图已经更新：总兵力十万，分为五大系统。
“火器部队扩充至一万人。”李健指着地图，“李定国任主将，曹变蛟为副。下设三个燧发枪营、两个火炮营、一个工兵营。燧发枪营装备新式线膛枪，火炮营以佛郎机炮为主，工兵营负责构筑工事、埋设地雷。”
“步兵七万五千，高杰、贺人龙分领。”
他继续道，“高杰部四万，驻防东线，防御榆林方向；贺人龙部三万五千，驻防西线，兼领‘营救队’。”
提到“营救队”，众人神色一肃。这是李健亲自设立的秘密部队，专门营救那些在原有历史中悲剧收场的忠臣良将。卢象升、孙传庭……这些名字，都是李健安排营救队目前重点关注的对象。
“骑兵两万，分作两部。”李健看向李定国和曹变蛟，“李定国领一万，为战略骑兵，执行长途奔袭、断敌粮道等任务；曹变蛟领一万，为战术骑兵，配合主力作战。”
最后是曹文诏的部队：“曹将军领两万五千民兵，负责河套内部防卫、治安巡逻、屯田护耕。同时组建‘安全司’，专职反谍、肃奸、情报搜集。”
十万大军，听起来规模惊人，但李健清楚其中虚实：真正能野战的精锐不超过五万，其余多是屯垦兵、守备兵，还未经历过大战。但即便如此，这已经是崇祯朝除辽东边军外，最大的一支武装力量。
更关键的是，这套军事体系与明朝卫所制截然不同。它层级清晰，分工明确，指挥统一，而且——完全听命于李健一人。
会议结束前，李健宣布了一条重要决定：“从本月起，全军推行‘教导队—士兵委员会’制度。”
这是对教导队制度的深化。每百人设士兵委员会，由士兵选举产生，有权监督伙食、检举不法、提出建议。教导员兼任委员会书记，但不干涉具体事务。
“要让士兵知道，”李健强调，“他们不是为某个将军打仗，不是为粮饷打仗，而是为自己、为家人、为脚下的土地打仗。”
二月十八，格物院内灯火通明。
方以智铺开宣纸，研墨执笔，李健在室中踱步，口述一封封特殊的书信。这些信不是写给将军、官员，而是写给科学家、工匠。
“致宋应星先生长卿阁下，”李健缓缓道，“久闻先生着《天工开物》，穷究物理，明察工巧，实为当世巨擘。然晚生每闻，先生心血之作，竟不为朝堂诸公所重，常扼腕叹息……”
他停顿片刻，继续道：“今河套之地，设格物院，聚天下巧匠，究万物之理。铸炮需懂冶铁，造舰需通流体，练兵需明力学。先生之学，正堪大用。若蒙不弃，愿虚左以待。此地无党争之扰，有实践之机；无空谈之弊，有实干之土。”
方以智笔下生风，将这番言辞转化为文雅书札。写罢，李健接过浏览，又补充道：“再加一句：先生若至，可携《天工开物》手稿，愿倾全力刊印流传，使先生之学泽被后世。”
第二封信写给毕懋康。
“懋康先生钧鉴：闻先生精研火器，着《军器图说》，改良自生火铳，实开火器新篇。然朝堂重文轻武，重道轻器，先生心血，竟束之高阁……”
李健的语气中带着惋惜：“今河套新练火器军万人，自铸燧发枪三千，然技术粗陋，常生炸膛。闻先生有改良之法，渴慕已久。若先生肯移玉趾，当以总工程师相待。有工匠数百，供先生研造新器。他日火器大成，破虏安邦，先生之功，当铭青史。”
这两封信，李健要求方以智用最工整的小楷誊写，装入紫檀木匣，派最精干的信使送往二人的故乡。
信使出发前，李健特意交代：“若两位先生问起河套情形，可实言相告：此地确有战乱之险，亦有实践之机；无京师繁华，有干事之实。去留之权，全在先生。”
方以智忍不住问：“大人，宋、毕二位，皆是当世大才。然宋应星为举人出身，现任分宜县教谕；毕懋康曾任御史，如今虽罢官，亦是士林清流。他们会愿意来这塞外边陲吗？”
李健望向窗外渐融的积雪，缓缓道：“真正的学者，求知若渴。朝堂不重实学，他们怀才不遇；我们提供舞台，他们自会权衡。况且——”
他转身，眼中闪着光：“我让先生在信中埋了‘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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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钩子？”
“对宋应星，我提到‘流体力学’‘材料强度’这些词；对毕懋康，我提到‘膛线’‘米涅弹’‘后膛装填’。这些概念，他们闻所未闻，却必能触动其求知之心。”
方以智恍然大悟。这就是李健常说的“降维打击”——用超越时代的知识，吸引这个时代最顶尖的头脑。
信使快马加鞭，二月廿五抵达江西分宜县。
县学教谕衙署内，四十多岁的宋应星正在修订《天工开物》手稿。这本耗费他半生心血的着作，去年刚刚完稿，但他递交给上官后，如石沉大海。同僚劝他：“长卿兄，有这功夫，不如多写几篇时文，也好谋个升迁。”
宋应星只是苦笑。他十七岁中秀才，四十三岁中举人，至今六上公车不第。不是文章不好，而是他志不在此。他痴迷的是稻麦如何生长、陶瓷如何烧制、舟车如何制造——这些“奇技淫巧”，在士大夫眼中统统不值一提，真可谓道孤且寡。
当河套信使呈上书信时，宋应星起初不以为意。边将招揽文士，无非装点门面。但当他展开信笺，读到“流体力学”“材料强度”“实践之机”这些词时，手开始颤抖。
尤其是那句“愿倾全力刊印《天工开物》，使先生之学泽被后世”，如重锤击中心脏。他的手稿，连刻书坊都不愿接——销量太差，肯定赔本。
“河套……李都督……”宋应星喃喃道。他听说过这个名字，崇祯八年大破蒙古，九年再捷，今年初受封都督佥事。一个武将，竟然懂得这些？
他召来信使细问。信使如实相告：河套有格物院，有工匠数百，正在研制新式火器、改良农具、兴修水利；那里不论出身，只重实学；方以智、顾炎武、黄宗羲等名士都在那里。
当夜，宋应星在院中独坐至天明。次日，他向知县递交辞呈：“老母病重，需归乡侍奉。”——这是托词，他母亲已去世多年。
几乎同时，歙县乡下。
六十岁的毕懋康接到书信时，正在后院试验他改良的“自生火铳”。这种燧发枪比明军制式火绳枪先进，但兵部以“造价高昂、操作复杂”为由，拒绝列装。他心灰意冷，辞官归乡，终日与铁炉、锉刀为伴。
信中的内容让他浑浊的眼睛重新发亮。“膛线……米涅弹……后膛装填……”这些词他从未听过，但凭多年经验，立刻意识到其中的价值。
“这个李健，不是寻常武夫。”他对儿子说，“他懂火器，是真的懂。”
更打动他的是信中的承诺：工匠三百，银饷不算，专供研发。在朝廷，他一个罢官御史，想见工部匠人都难；在河套，却能指挥三百工匠？
科学家都是疯狂的，所以两位大师几乎同时启程，只为技术的突破。宋应星只带了一车书稿、几件换洗衣物；毕懋康更简单，背着一个工具箱，里面是他半生积累的图纸和工具。
他们不知道，自己的这个决定，将在历史上掀起怎样的波澜。但他们都感受到一种召唤——那是对知识的渴望，是对实践机会的珍惜，是在沉闷压抑的晚明学术界中，看到的一线曙光。
二月末，河套大地冰雪消融，春耕开始。
十万大军中，有很大的一部分人要轮流参与屯田，同时要帮助百姓。这是李健定下的规矩：战时为兵，闲时兵农一家亲。从群众中来，到群众里去。不仅是为解决粮草，更是为让军队扎根于土地，有自豪感、归属感。
广袤的田野上，一幅奇特的景象展开：士兵们脱下铠甲，换上短褂，扶犁耕地。他们的战马也套上犁具，开始春耕。教导员在田埂上走动，不是检查训练，而是查看耕种质量。
“深耕八寸，土要细碎！”一个教导员大声喊着，“今年要轮种的是新粮种，都督从南边弄来的，叫玉米。还有土豆，耐旱高产。种好了，秋收时咱们的军粮就不用愁了！”
不远处，李健与苏婉儿带着两个孩子也在田间。李承平好奇地摸着一头耕牛，李安宁则蹲在地上看蚂蚁搬家。
“还记得我们刚来时吗？”苏婉儿轻声道，“这里还是荒地，蒙古人随时会来劫掠。现在……居然能在田里安心春耕了。”
李健抓起一把泥土，黑油油的，透着生机。“土地是最实在的。你付出多少汗水，它就回报多少粮食。比朝堂上那些空话实在多了。”
正说着，一骑快马奔来，是曹变蛟。
“大人！火器营实弹演练，请大人检阅！”
李健翻身上马，对妻子道：“我去去就回。晚上，让孩子们看看什么叫‘烟花’。”
火器营校场设在北山脚下，这里远离民居，地势开阔。一万火器兵列队整齐，新装备的线膛燧发枪在阳光下泛着冷光。
李定国迎上前：“按照大人吩咐，今日演练三段击速射、移动射击、散兵战术。”
演练开始。三个燧发枪营轮流上前，在鼓点指挥下装填、瞄准、射击。硝烟弥漫，枪声如爆豆，百米外的木靶被打得碎屑横飞。
接着是火炮营。十二门佛郎机炮依次开火，实心弹将远处的土坡轰出一个个大坑。最精彩的是工兵营的演示：他们快速构筑简易工事，埋设地雷（训练用），设置绊索、陷坑。
“进步很大。”李健满意地点头，“但还有问题：装填还是太慢，齐射后有二三十息的空档；炮兵移动太慢，打完一轮要一刻钟才能转移阵地。”
曹变蛟记下这些问题，准备会后研究改进。
黄昏时分，演练结束。士兵们开始清理场地，李健却让炮兵营留下。
“装十发空包药，对着天空放。”他笑道，“今天元宵节，给全城百姓放个‘烟花’。”
当火炮轰鸣着向夜空喷射火光时，堡寨中的百姓纷纷出门观看。孩子们欢呼雀跃，老人则喃喃道：“这是……太平的征兆啊。”
他们不知道，这隆隆炮声，既是庆典的礼花，也是战争的预演。因为与此同时，辽东的清军、中原的流寇、北京的朝堂，都在密切关注着河套的动静。
这个十万大军的势力，这个拥有新式火器、车骑协同战术、教导队制度的地方，已经成为崇祯十年春天，各方棋盘上最重要的棋子。
而棋手们，正在酝酿下一步的落子。
河套的二月，春寒料峭，但冰雪之下，生命的萌动与变革的力量，已经破土而出。宋应星和毕懋康的马车，正日夜兼程地向北行驶；田间的种子正在发芽；军营中的新兵正在成长；格物院的灯火，夜夜长明。
崇祯十年的故事，才刚刚进入高潮。
于此同时，在崇祯十年二月的时候，大明的官场上演了一出“欠债还官”的荒诞喜剧。
浙江、江西、湖广的左布政使姚永济、朱之臣、曾道唯，以及苏州知府陈洪谧、扬州知府韩文镜、淮安知府周光夏，因为集体拖欠国家赋税（俗称“公款旅游基金”），被朝廷一纸诏书“夺官视事”。
翻译成现代话就是：“官职暂扣，工资停发，但活照干，限期内把欠款补上，否则饭碗彻底砸碎！”
一时间，几位地方大员面面相觑，仿佛在互相安慰：“别慌，咱们只是从‘老爷’变成了‘临时工’。”
其中，苏州知府陈洪谧最是机灵，连夜召集师爷开会：“快，把衙门后院的菜地卖了！再把我那套‘限量版青花瓷酒具’当掉——反正平时也没空喝酒，天天加班对账本呢！”
扬州知府韩文镜则对着账本哀嚎：“早知今日，当年就不该修那座‘诗词打卡胜地’瘦西湖亭子，现在倒好，欠税比亭子里的诗人还多。”
淮安知府周光夏更绝，直接贴出告示：“凡举报本府隐匿资产者，奖励五两银子——前提是帮我把欠税先垫上。”
与此同时，工部尚书刘遵宪正为北京城的防御工程焦头烂额。为了抵御关外清兵，他提议“培筑京城”，通俗说就是给城墙做“增高手术”。
但国库空虚，刘大人灵机一动，发明了“防御众筹”：加派“输纳事例”，号召百姓“捐钱保平安”。
京城百姓一边掏钱，一边嘀咕：“刘尚书这招，是不是跟江湖卖艺的学的？‘有钱捧个钱场，没钱捧个人场’——可咱们捧了钱场，下次清兵来了，他能捧人场吗？”
更有胡同里的老汉调侃：“听说城墙要加高三尺，莫非是怕清兵骑骆驼过来？要不干脆再加个屋顶，改成巨型四合院得了！”
就在大明官场为欠税和城墙忙得鸡飞狗跳时，遥远的欧洲传来一条消息：费迪南三世当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紫禁城里的崇祯帝得知后，可能一边批着追债奏章，一边嘀咕：“看看人家！皇帝还能‘当选’，咱们这儿倒是欠税的‘当选’临时工……”
若有太监多嘴问：“陛下，要不咱也搞个选举？”
崇祯大概率会甩过去一叠税单：“选什么选！先让姚永济他们把银子吐出来再说！”
这场二月风波，看似是严肃的政务处罚，实则暴露了大明末年的财政滑稽剧：地方官赖税如赖床，中央筹款像搞众筹，而欧洲的皇帝却在搞“民主竞选”。仿佛一场穿越时空的讽刺直播——大明的官员在加班追债，神圣罗马帝国在放烟花庆祝新皇登基。
难怪后世有文人戏言：“崇祯十年的春天，大明的银子在躲猫猫，北京的城墙在长个子，只有费迪南三世的皇冠，稳稳戴在了头上——毕竟，人家不欠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