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崇祯九年的时候，北京城笼罩在肃杀的寒意中。紫禁城太和殿前的积雪尚未化尽，朝臣们鱼贯而入，鸦雀无声。
龙椅上的崇祯皇帝朱由检面色阴沉，目光扫过匍匐在地的文武百官，心中涌起一阵复杂的情绪——既有君临天下的威严，又有大厦将倾的焦虑。
这个正月，传来两则消息：一喜一忧。喜的是总理侍郎卢象升、总兵祖宽在滁州朱龙桥大破流寇，斩首万余；忧的是河南、陕西贼势复炽，李自成等部如野火燎原，难以扑灭。
“陛下，”首辅温体仁出列奏道，“卢象升、祖宽朱龙桥大捷，当论功行赏，以励将士。”
崇祯微微颔首：“准。加卢象升兵部侍郎衔，赐玉带；祖宽晋都督同知，赏银千两。”
话音刚落，兵科给事中陈启新突然出列：“陛下，臣有本奏！”
陈启新，淮安山阳人，本是个名不见经传的武举人。崇祯八年冬，他冒死上疏，直指朝政三大弊：一曰用人不当，“进士独重而举贡轻”；二曰行政不畅，“推知行取选科道独重而外轻”；三曰言路不公，“惟进士得言而举贡不得言”。此疏言辞激烈，正中崇祯对科举制度积弊的不满。
崇祯阅罢大喜，破格擢升陈启新为吏科给事中。这一举动，在朝堂掀起轩然大波。
“陛下！”礼部侍郎钱士升出列反对，“陈启新一介武夫，骤登清要，有违祖制。且其言多偏激，恐开幸进之门。”
温体仁也皱眉道：“给事中乃言官要职，向来由进士出身者充任。陈启新虽言切时弊，然资格不足，恐难服众。”
崇祯却冷冷道：“祖制？朕问你们：按祖制取士，何以取来满朝庸碌之辈？流寇四起，建虏屡犯，你们这些进士出身的老爷们，可有良策？”
殿内一片死寂。
崇祯继续道：“陈启新所言，正切中时弊。科举取士，已成朋党之阶。从今日起，举人、贡生中有才识者，亦可破格擢用。”
这道旨意，表面上是打破用人桎梏，实则埋下更深隐患。以温体仁为首的“浙党”，以钱士升为首的“东林余绪”，以及新崛起的“北党”“楚党”，都开始暗中活动，拉拢寒门士子，扩张势力。
而陈启新本人，骤得高位后，很快陷入党争漩涡。他先依附温体仁，攻击东林旧臣；后又见崇祯对温体仁渐生不满，转而投靠新入阁的林钎。朝臣多鄙其为人，称其为“跳梁给事”。
正月丁卯，崇祯起用前礼部侍郎林钎，以原官兼东阁大学士，入阁预机务。
林钎，字实甫，福建同安人，万历四十四年探花。此人以清廉耿直着称，天启年间因反对魏忠贤建生祠被削籍。崇祯即位后复起，历任礼部侍郎等职。此番入阁，被清流士大夫寄予厚望。
林钎入阁次日，便上疏言事：“陛下，臣观今日朝局，有三大患：一患党争不休，各立门户；二患边事日亟，将帅不和；三患民生日蹙，赋税日重。欲救时艰，当先除此三患。”
他提出具体建议：一、严禁官员结党，违者重处；二、统一前线指挥，令卢象升总督中原剿贼事；三、减免灾区赋税，暂停三饷加征。
这些建议，条条切中要害。崇祯阅后，朱批：“知道了。”却未置可否。
温体仁见林钎得势，心中不悦。某日朝会后，他邀林钎至文渊阁议事。
“实甫兄，”温体仁假意关切，“你初入内阁，有些事可能不知。减免赋税之议，陛下不是没想过，然辽东战事、剿贼军费，哪一样不要钱？库帑空虚，如何减免？”
林钎正色道：“温阁老，正因库帑空虚，才更该减免。百姓已到人相食的地步（指山西饥荒），若再催征，必生大变。昔年张居正整顿财政，亦先清丈田亩、裁汰冗费，而非一味加赋。”
“此一时彼一时也。”温体仁摇头，“如今流寇四起，若停征饷银，大军顷刻溃散。实甫兄，你久在礼部，不知兵事艰难。”
两人不欢而散。
林钎入阁后，确实施展了一番抱负：他举荐名臣刘宗周为工部侍郎，提议恢复经筵日讲，反对宦官监军。然其举措多触犯既得利益集团，推行维艰。
六月甲申，林钎突然病逝，距其入阁仅五个月。朝野震惊，有传言称其被温体仁下毒，虽无实据，但清流士人无不扼腕叹息。
崇祯闻讯，沉默良久，叹道：“林钎清忠直谅，竟不得久于其位。”赐祭葬，谥“文穆”。
林钎死后，温体仁独揽大权。这位浙江乌程人，万历二十六年进士，以机深刺骨、善于揣摩上意着称。天启年间依附魏忠贤，崇祯初年又靠攻击阉党余孽获得信任。
温体仁的为官之道，可概括为“三不”：不谏言、不担责、不结怨（表面）。他深谙崇祯多疑性格，凡遇重大决策，必先说“容臣三思”，再察言观色，顺着皇帝心意说话。对于政敌，他从不正面攻击，而是唆使言官弹劾，自己置身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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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二月，山西、宁夏接连告急。山西饥荒，“人相食”的奏报触目惊心；宁夏兵变，巡抚王楫被杀。兵部尚书张凤翼束手无策，向内阁求计。
温体仁召集阁臣议事，却先问：“各位以为，当务之急为何？”
礼部尚书贺逢圣道：“当速赈山西，否则饥民必从贼。”
户部尚书侯恂摇头：“国库仅存三十万两，辽东军饷尚欠三月，哪有余钱赈灾？”
温体仁缓缓道：“二位所言皆有理。然陛下最忧者，宁夏兵变也。边军哗变，若蔓延他镇，则九边震动。故当先定宁夏，再议赈灾。”
他提议：派兵备副使丁启睿（其门生）前往安抚，许以补发欠饷，严惩为首者。至于山西饥荒，则令地方官“设法赈济”——所谓“设法”，就是让地方自筹钱粮，朝廷不出分文。
这套方案报与崇祯，果然获准。丁启睿至宁夏，诛杀兵变首领十六人，补发部分欠饷，事变暂平。而山西饥荒，因无钱赈济，饥民或死或逃，大量加入流寇队伍。李自成等部在山西获得兵源补充，势力更盛。
四月，钱士升致仕。这位东林老臣，因反对陈启新超擢、批评温体仁专权，屡遭打压，最终心灰意冷，上疏乞休。崇祯准其致仕，加太子太保衔，实则逐出朝廷。
钱士升离京那日，细雨霏霏。至正阳门外，回望紫禁城，叹道：“庙堂之上，已无正人立锥之地矣。”登车南下，从此不问政事。
钱士升一去，温体仁更无忌惮。六月，他操纵廷推，将亲信孔贞运、贺逢圣、黄士俊三人同时推入内阁。三人虽非温党核心，但皆谨小慎微之辈，不敢违逆首辅。
至此，内阁尽在温体仁掌控之中。
五月壬子，崇祯下诏招抚流寇：“愿归者，护还乡，有司安置；原随军自效者，有功一体叙录。”
此诏源于新任兵部尚书杨嗣昌的建议。杨嗣昌，字文弱，湖广武陵人，万历三十八年进士。其父杨鹤曾任三边总督，因主抚失败下狱。杨嗣昌吸取父亲教训，提出“剿抚并用，以剿为主”的策略，深得崇祯赏识。
然此诏一出，朝野哗然。
都察院左都御史唐世济上疏反对：“流寇反复无常，今日降明日叛。况高迎祥、李自成等巨寇，罪恶滔天，岂可招抚？当全力剿灭，以儆效尤。”
杨嗣昌辩驳道：“流寇之起，源于饥寒。今山西、陕西大饥，若一味剿杀，恐驱民从贼。当剿其顽抗者，抚其胁从者，分而治之。”
两派在朝堂激烈争论。恰在此时，前线传来噩耗：五月丙辰，延绥总兵俞冲霄在安定遭遇李自成，兵败被杀。李自成乘胜进攻榆林，幸被官军击退。
败报传来，主剿派气势更盛。唐世济当廷质问杨嗣昌：“招抚之诏方下，李自成便杀我将领，此岂可信抚耶？”
杨嗣昌面不改色：“李自成乃元凶，自当剿灭。然其余部众，多有被胁从者。若一概诛杀，是坚其从贼之心。”
崇祯被双方吵得头痛，最终裁定：“剿抚并行。巨寇必剿，胁从可抚。”
实际执行中，却混乱不堪。有的将领为冒功，杀降充贼；有的官员为省事，对真贼也一抚了之。更有甚者，出现“旋抚旋叛”的怪象：六月己亥，总兵官解进忠在淅川招抚一股流寇，宴请首领，却被灌醉杀害，所部复叛。
杨嗣昌见招抚难行，转而全力推行其“四正六隅十面张网”之策：以陕西、河南、湖广、江北为“四正”，四位巡抚分剿而专防；以延绥、山西、山东、江南、江西、四川为“六隅”，六位巡抚分防而协剿。十位巡抚构成天罗地网，互相策应。
此策理论上严密，然需大量兵力、粮饷，且要求各省密切配合。在明末地方各自为政、将帅互相猜忌的背景下，几乎不可能实现。
更致命的是，杨嗣昌为筹措军费，力主加征“剿饷”，每亩加银一分五厘，全年得银二百八十万两。此举虽解燃眉之急，却使更多农民破产，为流寇提供源源不断的兵源。
七月，就在朝堂为剿抚之事争论不休时，北方传来晴天霹雳：清军破独石口入关，直扑昌平！
甲辰日，崇祯急派太监李国辅等分守紫荆关、倒马关等要隘——这是极不寻常的举动。自永乐以后，宦官不得典兵成为祖制。崇祯此举，显见对武将已彻底失去信任。
庚戌日，命成国公朱纯臣巡视边关。朱纯臣乃靖难功臣朱能之后，袭爵成国公，然养尊处优，不知兵事。派他巡边，纯属敷衍。
癸丑日，诏诸镇星驰入援。然各镇反应迟缓：宣大总督梁廷栋虽近在咫尺，却畏敌如虎；蓟辽总督洪承畴远在陕西，鞭长莫及；山东、山西兵则借口防贼，迟迟不动。
己未日，昌平陷落，巡关御史王肇坤等战死。清军距北京仅百里。
朝堂大乱。
兵部尚书张凤翼面如死灰，连上三疏请罪，自请督师迎敌。崇祯准奏，命其总督援军，却又派太监高起潜为“总监军”——这是崇祯的典型做法：既用文臣，又用宦官，使之互相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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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子日，崇祯下谕廷臣“助饷”，即要求百官捐银助军。此令一出，怨声载道。官员们或哭穷，或敷衍，捐银多者不过百两，少者仅数两。有御史私下讥讽：“陛下内帑数百万，何不取自宫中，而刮我等穷官？”
此时，前线传来唯一的好消息：壬戌日，陕西巡抚孙传庭在盩厔擒获贼首高迎祥，押送京师。崇祯大喜，下令磔高迎祥于市。然此喜讯难掩京畿危局，清军已连下宝坻等近畿州县，兵锋直逼通州。
八月，清军肆虐京畿，朝堂应对更是荒诞：
癸酉日，崇祯下令“括勋戚文武诸臣马”，即强制征用官员马匹。成国公朱纯臣献老马三匹，驸马都尉献病马一匹，百官纷纷效仿，所得皆羸弱不堪乘骑。
乙未日，卢象升率军入援，驻真定。然兵部令其“不可浪战”，只需“遥为声援”。卢象升愤而上疏：“臣率敢战之士二万，愿与建虏决死。若但尾随观望，何益于事？”疏入不报。
最富戏剧性的是唐王朱聿键事件。这位朱元璋第二十三子唐定王朱桱的八世孙，闻京师危急，自发率护卫兵千人北上勤王。行至开封，被河南巡抚告发。崇祯大怒，以“违制擅离封地”为由，将其废为庶人，囚禁凤阳。此事寒了天下宗室之心，此后再无藩王勤王。
九月辛酉，清军饱掠后出塞。崇祯论“功”行赏：加卢象升兵部尚书衔，总督宣大山西军务；张凤翼、高起潜“督师有功”，各赏银币。然朝野皆知，张凤翼畏敌避战，高起潜未发一矢，所谓“有功”，实为遮羞。
十月乙亥，工部侍郎刘宗周上疏，直指时弊：
“陛下求治太急，用法太严，布令太烦，进退天下士太轻。诸臣畏罪饰非，不肯尽职业，故有人而无人之用，有饷而无饷之用，有将不能治兵，有兵不能杀贼。”
他进而痛斥：“今日之祸，始于宦官用事。高起潜辈监军，将帅掣肘，何以制胜？温体仁辈辅政，排斥异己，何以求贤？”
此疏如石破天惊。刘宗周，字起东，号念台，浙江山阴人，万历二十九年进士，东林领袖之一，以刚直敢言着称。他这封奏疏，不仅批评宦官、内阁，甚至暗指崇祯本人施政有误。
崇祯阅疏震怒，朱批：“刘宗周妄言沽直，本应重处，姑念老臣，削籍为民，永不叙用！”
温体仁趁机落井下石，指使亲信弹劾刘宗周“结党营私，诽谤君上”。刘宗周被逐出朝廷，士林为之震动。
刘宗周离京那日，门生故吏送行至芦沟桥。老人回望京师，潸然泪下：“老夫去矣，诸君好自为之。大明三百年江山，恐葬送于党争私利之手。”
有门生问：“先生，朝局尚可为否？”
刘宗周摇头：“温体仁奸猾，张凤翼庸碌，杨嗣昌躁进，宦官弄权，陛下多疑……如此朝堂，安得不亡？然此非老夫所能言也。”
言罢登车，南下归乡，筑戢山书院讲学，不复过问朝政。刘宗周一去，朝中敢言者几绝，只剩阿谀奉承、明哲保身之辈。
十月丙申，在刘宗周削籍后仅十日，崇祯做出一项重大决策：命开银、铁、铜、铅诸矿。
此议源于户部尚书程国祥的奏请。程国祥，字仲若，江苏上元人，万历三十二年进士。面对空空如也的国库，他提出重开万历年间曾引起巨大争议的矿税。
“陛下，”程国祥在廷议中陈述，“辽东年需饷银六百万，剿贼年需四百万，而全国田赋仅四百万两。若不另辟财源，军需立断。万历年间开矿，岁入曾达三百万，今虽不及，亦可济急。”
此言一出，反对声四起。
吏科都给事中颜继祖道：“万历矿税之祸，殷鉴不远。太监四出，横行州县，激起民变无数。今流寇未平，若再开矿税，是驱民从贼也！”
程国祥辩称：“今与万历不同。当时太监恣横，因神宗皇帝深居不理。今陛下英明，严加约束，太监岂敢胡为？且开矿可募流民，使其得食，反可弭乱。”
两派争论不休。崇祯最终拍板：“开矿之事，准行。然须严立条规：一、由地方官主持，太监不得干预；二、课税从轻，不得盘剥；三、募民开采，以工代赈。”
旨意虽严，执行却完全走样。诏书一下，各地官员视为敛财良机，纷纷奏报“发现矿脉”。太监虽明令不得干预，然实际多有插手。矿监税使四出，横征暴敛，民怨沸腾。
最荒唐的是，许多所谓“矿脉”纯属子虚乌有。如河南巡抚奏报嵩山发现银矿，征发民夫五千开采，三月仅得劣银百余两，而耗费钱粮数万。山西某县为应付差事，竟将百姓家中铜器收缴，熔铸后充作矿铜。
矿税之开，非但未能缓解财政危机，反激化社会矛盾，成为压垮大明王朝的又一根稻草。
十一月丁未，崇祯下诏蠲免山东五年以前逋赋。这是一项德政，然山东连年灾荒，百姓或死或逃，田地荒芜，本就无赋可征。所谓蠲免，不过一纸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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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辽东传来消息：清军大举征朝鲜。朝鲜使臣紧急求援，崇祯与阁臣商议竟日，最终决定：“令登莱巡抚派水师虚张声势，辽东军严守边关，不可浪战。”实则是坐视朝鲜被侵。
腊月廿三，小年夜。紫禁城笼罩在一片肃杀的严寒之中，岁末的朔风如刀似剑，呼啸着掠过重重宫阙的琉璃瓦顶，卷起漫天飞舞的琼瑶碎玉。
乾清宫外，汉白玉栏杆上积雪盈尺，丹墀下几株老梅在风雪中倔强绽放，暗香浮动，却无人赏鉴。
时近子夜，偌大的宫城万籁俱寂，唯有巡夜侍卫踏雪而行的“咯吱”声，伴着远处隐约传来的梆子报时，在空旷的殿宇间回荡，更添几分凄清。
各宫的灯火早已熄灭，妃嫔宫人们多已安寝，唯乾清宫东暖阁的窗棂上，还透出一片昏黄摇曳的光晕。
暖阁内，地龙烧得正旺，紫铜炭盆中银炭噼啪作响，散发出松木的清香。然而这暖意却驱不散弥漫在空气中的凝重与寒意。
崇祯皇帝朱由检独自端坐在紫檀木御案后，身上只着一件半旧的玄色团龙便袍，未戴翼善冠，乌黑的发髻用一根简单的玉簪束起，几缕散发垂落额前，衬得那张年仅二十八岁的面庞愈发苍白憔悴。
御案上，堆积如山的奏章文牒几乎将他瘦削的身形淹没。最上方，是一叠用黄绫精心装订的《崇祯九年大事记略》，由司礼监秉笔太监奉命编纂，记录着这一年来朝野发生的所有要事。
烛台上的三支儿臂粗的牛油烛已燃过半，烛泪层层堆积如小山，昏黄的光晕在崇祯脸上投下深深浅浅的阴影，使他眼下的青黑愈发明显。
他伸出修长却略显苍白的手指，轻轻翻开册页。纸张摩擦的窸窣声，在寂静的暖阁中格外清晰。
“正月初八，甲寅日，总理侍郎卢象升、总兵祖宽援滁，大败流贼于朱龙桥……”
崇祯的目光在这一行字上停留许久，眼前仿佛浮现出捷报传来时的情景。那是新年伊始，第一缕令人振奋的消息。他还记得那日早朝，兵部郎中捧着六百里加急军报冲进武英殿时，满朝文武瞬间的骚动与随之爆发的欢呼。
“斩首万余级，俘获贼渠三人，缴获辎重无算……”他喃喃重复着奏报中的词句，嘴角不禁泛起一丝极淡的、几乎看不见的笑意。那一刻，他确实看到了希望——卢象升，这个出身宜兴书香门第却弃文从武的儒将，果然没有辜负他的期望。他还记得自己当即下旨，加卢象升兵部侍郎衔，赐玉带、宝剑，并亲笔御书“忠勤体国”四字匾额，命快马送至军前。
然而那笑意很快消散，化作一声几不可闻的叹息。朱龙桥大捷固然可喜，却不过是燎原大火中扑灭的一簇火苗。整个中原，从陕西到湖广，流寇如蝗如蚁，此起彼伏。捷报的墨迹未干，河南、山西的告急文书又如雪片般飞来。
指尖翻过数页，停在了二月。
“二月癸未，山西巡抚吴甡奏：平阳、汾州等地大饥，人相食，析骸而炊，易子而食……”
崇祯猛地闭上眼睛，手指无意识地攥紧了册页边缘，指节泛白。那些奏报中的字句，此刻化作一幅幅触目惊心的画面，扑面而来：龟裂的田地，倒毙路边的饿殍，易子而食时母亲撕心裂肺的哭嚎，炊烟升起处那令人作呕的气味……他曾连夜召见户部尚书，询问赈济事宜，得到的回答是：太仓银库仅存二十三万两，而拖欠的九边军饷已达三百余万两。
“朕的百姓……”他喉结滚动，声音干涩，“在吃人肉……”
那一刻，他颁下罪己诏，减膳撤乐，并命宫中节衣缩食，节省下的钱粮悉数赈灾。可他知道，这不过是杯水车薪。更令他心寒的是，就在山西人相食的惨剧发生时，朝堂上那些衣朱腰玉的大臣们，还在为科道人选、赋税额度争论不休，甚至有人上疏请求增加江南织造，以供宫中用度。
接下来的记载，一页比一页沉重。
三月，高迎祥、李自成分股窜入陕西，连破州县；四月，阁臣钱士升再三乞休，终于获准致仕，这位历经四朝的老臣离京时，回望宫阙老泪纵横的模样，崇祯至今记得；五月，他采纳杨嗣昌之议，下诏招抚流寇，愿归者护送还乡，愿从军者立功叙用——这本是分化瓦解之策，却酿成更大的苦果。
“五月初六，丙辰日，延绥总兵官俞冲霄追击李自成于安定，中伏，力战身亡，所部三千人尽没……”
俞冲霄的阵亡奏报，是五月中旬一个阴雨绵绵的午后送到的。崇祯还记得那份奏折上斑驳的水渍，不知是雨水还是血迹。这位出身将门、年仅三十七岁的总兵，去年中秋曾蒙召见，在平台奏对时慷慨陈词：“臣必为陛下荡平流寇，否则无颜再见君父！”言犹在耳，人已战死沙场，连尸首都未能寻回。
六月，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林钎病逝。这位清正刚直的老臣，入阁仅五月便遽然离世，朝野传言他是忧愤成疾。崇祯亲赐祭葬，谥“文穆”，可心中明白，林钎是看清了这艘大船将沉，却无力回天，活活憋闷而死。同月，孔贞运、贺逢圣、黄士俊三人入阁，然皆中庸守成之辈，难当大任。
七月，建虏破关的警讯如晴天霹雳。
“七月初七，己未日，大清兵入昌平，巡关御史王肇坤、户部主事王桂、赵悦，守备王之国、张师贤等力战死，昌平陷……”
崇祯的手指抚过这行字时，微微颤抖。他仿佛又回到了那个酷热的午后，太监连滚爬爬冲进乾清宫，声音变调地喊出“建虏入关”四个字时的天旋地转。随后十余日，是他登基九年来最黑暗的时光：清军铁骑在京畿大地纵横驰骋，连下宝坻、定兴、安肃等近畿州县，掳掠人畜数十万。而号称精锐的京营、蓟镇兵马，或闭城自守，或尾随不敢战。
唯一的光亮，是七月十九日陕西送来的捷报：巡抚孙传庭在盩厔设伏，生擒贼首高迎祥，已押解来京。八月初，高迎祥被押至西市，凌迟处死。行刑那日，万人空巷，百姓争睹这位纵横七省的“闯王”末路。崇祯特命将高迎祥的首级传示九边，以为震慑。
可他心中清楚，杀一个高迎祥，不过是斩草未除根。果然，高迎祥的部众大多被其侄李自成收编，闯军势力未减反增。
八月，唐王朱聿键率护卫北上勤王，行至开封被阻。崇祯震怒于藩王擅离封地，下旨废为庶人，禁锢凤阳。这道旨意他后来每每思及，都觉不妥——唐王虽违制，其忠勇之心却可贵。然天子金口玉言，岂能朝令夕改？
九月，卢象升被任命为宣大总督，这位最善战的儒将北上戍边。临行前陛见，卢象升伏地泣奏：“臣此去，必不使胡马再踏长城！”崇祯亲自搀扶，赐尚方剑、蟒袍玉带。那一刻，君臣相得，仿佛又回到了年初朱龙桥大捷时的振奋。
然而十月，工部侍郎刘宗周的上疏，如一盆冰水浇灭了这短暂的暖意。
这位东林领袖、当世大儒，在奏疏中痛陈时弊：“陛下求治太急，用法太严，布令太烦，进退天下士太轻……”更直言“今日之祸，始于宦官用事”，将矛头直指他重用太监监军的决策。崇祯盛怒之下，将刘宗周削籍为民。如今想来，刘宗周所言虽逆耳，却句句属实。只是当时，他如何能在一个太监面前承认自己错了？
同月，为解财政燃眉之急，他不得不重启万历年间臭名昭着的矿税。诏书下达时，他仿佛能看到那些矿监税使如饿狼般扑向民间，能看到百姓怨毒的目光，能看到史书上“万历矿税祸国”的字样后，即将添上“崇祯”二字。
十一月，他下诏免除山东五年积欠的赋税。这本是仁政，可户部尚书侯恂却私下奏称：山东连年大旱、蝗灾、兵燹，十室九空，那些“积欠”本就是虚账，免与不免，已无区别。这话如一根针，深深刺进他心里。
十二月，辽东急报：建虏大举征朝鲜，朝鲜使臣泣血求援。他召集群臣商议，最终只能做出“令登莱水师虚张声势，辽东严守边关”的决定——实则坐视藩属被侵。那一刻，他真切感受到了什么叫“力不从心”。
“桩桩件件，如走马灯般在眼前闪过。有功，有过；有喜，有悲；有无奈，有荒唐……”
崇祯合上册页，向后靠在黄花梨木圈椅中，疲惫地闭上双眼。烛火在他脸上跳跃，映出眼角细密的纹路——那不是一个二十八岁青年该有的沧桑。
“皇爷，夜深了，进碗参汤暖暖身子吧。”
一个温厚而谨慎的声音在身旁响起。崇祯睁开眼，见司礼监秉笔太监、提督东厂的王承恩，正躬身捧着一只青玉碗，热气袅袅升起，带着人参特有的甘苦气息。
王承恩是他做信王时就跟随的老太监，为人谨慎忠厚，不似其他太监那般张扬跋扈。这九年来，身边的心腹换了一茬又一茬，唯有王承恩始终陪伴左右。
崇祯却推开玉碗，碗中参汤微微晃荡，映出他扭曲的倒影。
他的声音沙哑而缥缈，仿佛从很远的地方传来，“你说，朕是不是真的……无力回天了？”
“噗通”一声，王承恩直挺挺跪倒在地，额头触地：“皇爷何出此言！祖宗二百七十年基业，煌煌如日月，上有皇爷圣明烛照，下有卢象升、孙传庭等忠臣良将，洪承畴、杨嗣昌等谋国干才，必能转危为安，重振社稷！”
这番话说得恳切，却透着掩饰不住的苍白。崇祯苦笑，那笑容在烛光下显得无比凄凉。
“忠臣良将……谋国干才……”他喃喃重复，“卢象升在宣大苦寒之地，要兵没兵，要饷没饷；孙传庭刚擒了高迎祥，李自成又坐大了；洪承畴在陕西疲于奔命，杨嗣昌的‘十面张网’……”他摇摇头，没再说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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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了挥手：“你退下吧，朕想静静。”
王承恩欲言又止，终究叩了个头，躬身退出暖阁，轻轻带上了槅扇门。
暖阁内重归寂静，唯有炭火噼啪，更漏滴答。
崇祯缓缓起身，脚步有些虚浮地走到南窗下。雕花窗棂上糊着明纸，映着外头积雪的微光。他伸手推开一扇窗，刹那间，凛冽的寒风呼啸而入，吹得案上奏章哗啦作响，烛火剧烈摇曳，几乎熄灭。
他全然不顾，只将上半身探出窗外，深深吸了一口冰凉的空气。
夜空如泼墨，无星无月，只有厚重的乌云低垂，仿佛随时要压塌这重重宫阙。远处的宫墙、角楼、殿宇，都隐在沉沉的黑暗里，轮廓模糊。唯有各宫门悬挂的气死风灯，在风中摇晃出昏黄的光圈，如鬼火般飘忽不定。
更远处，隐约传来梆子声：“梆——梆——梆——”
三更天了。
寒风如刀，割在脸上生疼。崇祯却恍若未觉，只是怔怔望着漆黑的夜空。九年了，从十七岁那个战战兢兢走进紫禁城的信王，到如今这个坐在龙椅上如坐针毡的皇帝，两千多个日日夜夜，就是这样在无尽的奏章、廷议、捷报、噩耗中度过。
他还记得天启七年八月，皇兄驾崩，自己奉诏入宫继位。那时魏忠贤权倾朝野，他夜夜不敢深睡，袖中藏利刃以防不测。直到十一月，一举铲除阉党，那一刻的意气风发，仿佛真能涤荡乾坤，再造盛世。
九年过去了，阉党虽除，党争更烈；流寇未平，建虏又起；天灾频仍，人祸不断。他每日批阅奏章至深夜，事必躬亲，减膳撤乐，不近女色，不营宫室，自问勤政超过了列祖列宗。可为什么，这江山却一日乱过一日？
“朕非亡国之君，事事皆亡国之象……”这句话他曾写在私密的日记里，此刻又在心头泛起，苦涩如胆汁。
他不知道——永远也不会知道——就在这个寒风凛冽的夜晚，千里之外正在发生着什么。
在关外盛京的皇宫里，刚刚改元称帝的皇太极，正与范文程、宁完我等汉臣密议。地图铺展，手指划过山海关、宁远、锦州，最终停在“北京”二字上。皇太极细长的眼睛里闪着狼一般的光：“明朝内乱已深，崇祯小儿焦头烂额。待朝鲜事定，蒙古臣服，便是大举南征之时。最迟三年，朕要坐在紫禁城的龙椅上！”
在陕西商洛山的密林深处，一处隐秘的山洞里，篝火熊熊。一个面色黝黑、颧骨高耸的汉子——李自成，正与刘宗敏、田见秀等心腹围坐。
高迎祥的人马大半已归附于他，如今他麾下又有数万之众。“高闯王虽死，闯字大旗不倒！”李自成的眼中燃烧着复仇的火焰，“明年开春，咱们打出商洛山，先取西安，再图京师！”
在湖广谷城，张献忠刚刚接受朝廷招安，受封“副将”，屯兵于此。表面上，他每日饮酒射猎，与地方官往来应酬；暗地里，却在营中日夜操练兵马，囤积粮草。
他对养子孙可望说：“朝廷无信，招安不过是缓兵之计。咱们且休养生息，待时机一到……”言未尽，眼中凶光毕露。
而在北京城里，那些白日里在朝堂上对他三跪九叩、口称“万岁”的臣子们，又有多少在暗中寻找退路？温体仁是否已让家人将财产悄悄南运？某些勋贵是否已与关外暗通款曲？那些口口声声“誓死报国”的将领，是否已在盘算城破时如何投降？
这一切，乾清宫暖阁里的年轻皇帝，全然不知。
寒风愈发凄厉，卷着雪沫扑进窗内，落在崇祯的肩头、发上，化作冰凉的水渍。他打了个寒颤，终于缓缓关上了窗。
暖阁重归封闭的温暖，却让人感到窒息。
他走回御案前，目光落在那叠《大事记略》上。崇祯九年，就要过去了。这是他在位的第九年，按《周易》，“九”为阳数之极，物极必反。那么大明王朝，是否也到了“极”而将“反”的关口？
他忽然想起小时候，在信王府读书，先生讲解《诗经·小雅》：“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那时他不懂其中滋味，如今却刻骨铭心。
“祖宗啊……”他面向太庙方向，无声地呢喃，“不肖子孙朱由检，已竭尽全力……若天命真不在明，若气数真已尽……”
他没有说下去，因为这话哪怕只是在心中想起，都是对列祖列宗的大不敬。
重新坐下，他提起朱笔，在一张空白诏书上缓缓写下：“朕以凉德，缵承大统，意与天下更新……”这是为明年正旦预备的《敬天法祖诏》开头。每年此时，他都要亲自起草这道诏书，祭告天地祖宗，祈求新年国泰民安。
笔尖在“更新”二字上顿了顿，一团朱砂晕开，如血。
窗外，风雪更紧了。远处的梆子声隐约传来，已是四更。
暖阁中的年轻皇帝，将熬过这个不眠之夜，然后在明日早朝上，继续扮演那个刚毅果决、不容置疑的天子。他会继续批阅奏章到深夜，继续在党争中艰难平衡，继续为辽东军饷和剿贼粮草焦头烂额，继续在捷报与噩耗的交替中，一点点耗尽心血与希望。
直到几年后，那根来自煤山老槐树的绳索，结束这无尽的挣扎。
但今夜，他还不知道。
烛火跳动着，将他的影子拉长，投射在墙壁上，微微晃动，仿佛一个疲惫的巨人，正在沉重地喘息。
风雪拍打着窗棂，呜咽如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