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的第一个月，新家峁发生了一件“小事”。
三号定居点的磨坊主老孙头，因为磨面时掺了麸皮太多，被买面的王大锤媳妇发现了。两人吵起来，老孙头嘴硬：“就这行情！你爱买不买！”
要是在从前，这种事要么吵完拉倒，要么闹到里正那儿各打五十大板。但这次不一样——王大锤媳妇直接去了新成立的“市易监”，把老孙头告了。
市易监的主事是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叫陈清，原是黄宗羲的学生。他接了这个“大案”，带着两个助手，拿着秤和量具去了磨坊。
一查，果然掺假。按新颁布的《市易管理条例》，罚老孙头停业整顿三天，罚没违法所得，公开道歉。
老孙头不服：“我从爷爷那辈就这么磨面！凭什么罚我？”
陈清不紧不慢：“新家峁有新规矩。从前是乱世，能吃饱就行；现在要治世，得讲公平。你这面，一斤里掺了三两麸皮，收的却是白面价。这不叫买卖，叫骗。”
“可、可大家都这样啊！”
“所以更要罚你。”陈清说，“罚了你，别人就不敢了。”
老孙头还想闹，陈清补了一句：“再闹，送你到李大人那儿评理。”
老孙头立刻蔫了。
这事传开，震动不小。百姓们发现：新家峁的规矩，真不是说说而已。从前那种“差不多就行”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而这一切的变化，都源于那场战争，源于战后李健一系列“巩固领导力”的举措。
战后第一个月，李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扩军。
不是盲目扩，是有计划的扩。他在议政司大会上提出：“五万兵守一百五十万人，不够。蒙古人败了，但还有流寇、土匪、还有边境的其他蒙古部落。咱们得有一支真正能打的常备军。”
到底要扩张多少兵力才合适呢？又该如何去实施这个计划呢？
李定国深思熟虑后提议道：“我觉得可以将兵力扩大至六万人左右。其中，骑兵部队应增加至一万五千人，以增强机动性；而火器营则可扩充至五千人，提高火力优势；剩下的四万人作为步兵主力，负责正面作战。”
他的话音刚落，钱小满便迫不及待地发问：“那这么多士兵所需的军费开支怎么办？资金方面是否能够得到保障呢？”
面对这一问题，李健显然早已胸有成竹，从容答道：“这些费用完全可以从我们此次战役中的战利品中支出。总共获得了二十五万两银子的缴获财物，我们只需预留五万两用作日常军事开销即可。如此一来，足够维持六万大军整整两年之久。”
虽然听到这样的安排让钱小满有些心疼不已，但他却无法找到任何理由来辩驳。毕竟这场战争已经取得了胜利，此时的军队无疑拥有着绝对的话语权。
然而，扩军并非仅仅局限于招募兵员这般简单易行。紧接着，李健抛出了一个全新的概念——“职业军”。众人不禁心生疑惑，纷纷询问何为“职业军”以及它与现有的军队究竟存在何种差异之处。
李定国在征兵告示里写得明白：
“一、职业军常年服役，非战时亦在营训练，月俸二两；
二、分专业兵种：骑兵、步兵、火器兵、工兵、医护兵、传令兵，各专其业；
三、设军阶制：兵、士、尉、校、将，按功升迁；
四、退役安置：服役满十年，可分田五十亩，免赋终身；伤残退役，公中奉养。”
告示一经贴出，原本冷冷清清的报名处瞬间变得热闹非凡，人们纷纷涌向那里，排成了一条长长的队伍。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次大家排队并非仅仅为了获得一顿果腹之食，而是怀揣着对美好前程的憧憬和期待。
人群中的王大锤不禁有些心动起来。他暗自盘算着自己手中现有的九百工分，如果用来购买土地，可以买下整整九亩呢！
然而，如果选择成为一名职业军人，每个月便能领取到二两银子的俸禄，一年下来便是二十四两；如此日积月累，十年之后便可积攒下足足二百四十两白银啊！
更重要的是，成为职业军后还有机会分得五十亩肥沃的田地想到这里，王大锤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冲动，径直朝着什长所在之处走去。
此时的什长刚刚晋升为队长，负责管理五十名士兵。只见他正忙碌地整理着行囊，显然是在做前往新兵营担任教官前的最后准备工作。
见到王大锤走近，什长抬起头来，目光如炬地审视了对方一番，然后开口问道：怎么，你也有兴趣参加职业军? 王大锤用力点了点头，表示肯定。
得到答复后的什长沉默片刻，接着说道：既然决定要去，那就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职业军可不是随便玩玩就能应付得了的差事。每个月都需要接受严格的训练，每年还要经历残酷的考核，一旦表现不佳或者未能达标，便会被无情地淘汰出局。不过话说回来，如果能够坚持下去并且取得优异成绩的话
说到此处，什长突然放低了音量，神秘兮兮地补充道，李将军曾经亲口承诺过，未来的军官将从这批职业军中选拔产生。也就是说，作为首批加入职业军行列的成员，即使再差也至少可以当上一名什长哦!
听到这番话，王大锤心中暗下决心，咬了咬牙果断回应道：好嘞！我去试试看！
审核很严。要查三代（其实也查不清，逃难来的谁知道三代），要体检，要考识字（认五百字以上），还要心理测试——问“为什么当兵”、“怕不怕死”之类。
王大锤答得实在：“为了有地，为了媳妇过好日子。怕死，但该上还得上。”
居然通过了。
录取那天，他领到了新的身份牌——铜制，正面刻“新家峁护民军”，背面刻姓名、籍贯、编号。还有两套新军装：一套常服，一套作训服。摸着那厚实的棉布，王大锤鼻子有点酸——从小到大，没穿过这么齐整的衣服。
扩军进行得很顺利。一个月时间，从一百五十万人里选出六千合格者（加上原来的五万四千老兵，共六万）。新兵营设在原战场附近，李定国亲自抓训练。
这次训练和战前完全不同——更系统，更专业，也更严。
王大锤被分到步兵科。第一天就被来了个下马威：教官是个黑脸汉子，上来就问：“谁知道步兵是干什么的？”
有人答：“打仗的！”
“错！”教官吼，“步兵是战场上的钉子！钉在哪，哪就不能退！钉不住，全军完蛋！”
然后开始地狱训练：每天十里负重跑，五百个俯卧撑，刺杀一千次，还要学识字、学算术、学看地图。
累，真累。王大锤好几次想放弃，但想起那月俸二两，想起分五十亩地，咬牙坚持。
一个月后，新兵营第一次考核。王大锤综合成绩排第八十七——全营一千人，这个成绩不错。
经过一段时间紧张而激烈地考核，终于落下帷幕。
此时，李定国亲自前来视察这支刚刚经历过考验和洗礼的队伍。当他亲眼目睹眼前这群焕然一新、精神抖擞的新兵时，脸上不禁露出了欣慰与满意之色。
并微微颔首向身旁的曹文诏说道：“如此看来，他们已然具备了军人应有的气质，称得上真正意义上的士兵啊！”
听到这话，曹文诏心中亦是百感交集，不禁慨叹道：“遥想十年之前，那时我尚在辽东统辖军队，但当时那些兵士们若能拥有如今这般卓越之素养唉，可惜时光无法倒流呀！”
然而话音未落，便被一旁的李定国打断道：“不必为此过多感伤，正所谓亡羊补牢犹未迟也。现今既然我们已经拥有这样一批可塑之才作为根基，那么假以时日——约莫三五载光阴之后，定能够打造出一支规模达十万人之众且战力超群的精锐雄师！”
随着军队整顿工作顺利告罄，李健所掌控的军事力量愈发强大起来，可以说是如虎添翼。
军队之后，是行政体系。
原来的“四司一院”（议政司、粮储司、工建司、文宣司、格物院）在战时发挥了作用，但战后明显不够用了——要管一百五十万人，要发展经济，要建学堂医院，要修路筑城……
黄宗羲最先提出改革：“得仿朝廷六部，但要比六部更切合实际。”
他和顾炎武、钱小满等人商量了半个月，拿出《新家峁行政改革方案》。
李健看完，只改了一处：不叫“部”，叫“司”。他解释：“咱们不是朝廷，不设六部九卿。叫司，实在。”
于是新体系出炉：
一、总务司（原议政司扩大），主管民政、户籍、司法，黄宗羲任主事；
二、财粮司（原粮储司扩大），主管财政、税收、粮食，钱小满任主事；
三、工建司（扩大），主管工程、制造、矿业，原主事留任；
四、文教司（原文宣司改制），主管教育、文化、宣传，侯方域任主事；
五、格物院（升格），主管科技、研发、标准化，方以智任院长；
六、军务司（新设），主管军政、征兵、训练，李定国兼主事；
七、商贸司（新设），主管商业、贸易、市易，从山西请来的大商人周世昌任主事；
八、农牧司（新设），主管农业、畜牧、水利，老农官出身的赵德柱任主事；
九、卫生司（新设），主管医疗、防疫、药材，名医张济世任主事。
九司一院，各司其职。主事每月初一、十五开联席会议，大事共议，小事自决。
改革后最明显的变化是：办事快了。
以前要修条路，得工建司报议政司，议政司批了再找粮储司要钱，来回半个月。现在工建司自己做预算，报财粮司审核，三天就能开工。
以前百姓打官司，得找里正，里正解决不了才到议政司，一拖一个月。现在总务司下设“理讼处”，各定居点都有分处，小事当天解决，大事不过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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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的提升，带来的是百姓对“新家峁”认同感的增强。从前大家觉得“新家峁”就是个避难所，现在觉得，这是个能过日子的地方。
行政理顺了，接下来是经济。一百五十万人要吃饭，要穿衣，要住房，光靠种地不够。
李健提出：“战时咱们靠军工，战后得转民用。让每个人都有活干，有钱赚。”
商贸司主事周世昌第一个行动。这个五十岁的山西商人，走南闯北几十年，眼光毒辣。他做了三件事：
第一，建市场。在九个定居点各建一个集市，每月逢五逢十开市。又从缴获的马匹中抽出五百匹，组建“商队”，来往各集市送货。
第二，定商税。交易额百抽二，低得惊人。但严禁偷税漏税，抓到一次罚十倍。
第三，推“工分券”为通用货币。原来的工分券只能在公家店铺用，现在所有商户都必须接受。同时设立“钱庄”，工分券和金银可以自由兑换。
这些措施一出台，商业立刻活络起来。
最明显的是三号定居点的集市。开市第一天，就有三百多个摊位，卖什么的都有：粮食、布匹、铁器、陶器、山货、野味……甚至有个老汉卖自己编的草鞋，一天卖了三十双，高兴得见人就笑。
王大锤的媳妇秀英也去了。她用王大锤的军饷（每月二两，发工分券）买了三只小鸡，准备养大了下蛋。买鸡时和卖鸡的妇人聊起来，发现两人都是河南逃荒来的，当场认了干姐妹。
“这才像过日子。”秀英回家对王大锤说，“有集市，有买卖，有熟人说话。不像逃难那会儿，见个人都提防。”
除了商业，工建司也大动作不断。战后要建的东西太多了：阵亡将士家属的房子、学堂、医馆、道路、水渠……
李健定了个原则：能用人工的，不用机械；能多用人的，不少用人。
“现在咱们缺的不是人，是活。给百姓找活干，就是最大的善政。”
于是各种工程上马。修一条三十里的水渠，用工五千人，干三个月，每人能挣三百工分。建一所学堂，用工二百人，两个月，每人一百工分。
百姓有活干，有钱挣，心就稳了。从前那种“今天不知明天粮”的恐慌，渐渐消失。
如果说经济和行政是“硬实力”，文教卫生就是“软实力”。李健很清楚，要真正凝聚人心，光让百姓吃饱穿暖不够，还得让他们有盼头、有尊严。
文教司主事侯方域干劲十足。他做了两件大事：
第一，推行“三年义务教育”。所有六至十二岁儿童，必须入学，学费全免，还管一顿午饭。教材是黄宗羲、顾炎武等人新编的《新家峁蒙学读本》，内容实用：识字、算术、农事、历史、律法。
第二，设“成人夜校”。十六岁以上不识字的，晚上上课，教常用字和算术。毕业给“识字证书”，凭证书在招工、分地时有优先。
学堂建起来容易，先生难找。新家峁识字的人本就不多，能教书的更少。
侯方域想了个办法：老兵转业。从军队里挑识字的退伍老兵，培训三个月，当先生。虽然学问不深，但教孩子认字算术够用。
第一批五十个“兵先生”上岗时，孩子们都新鲜。这些先生不之乎者也，说话直来直去，但耐心好，孩子学不会也不打手心，一遍遍教。
有个老兵先生上课时说：“我小时候要是有这机会认字，现在就不只是个兵了。你们好好学，以后当官，当先生，当掌柜，别像我。”
孩子们听得认真。
卫生司的动作更大。主事张济世是名医之后，见过大疫大灾。他上任第一件事，就是搞“卫生运动”。
“所有定居点，每月初一、十五大扫除！垃圾定点倒，污水不准乱泼！厕所必须加盖，不准随地大小便！抓到一次，罚扫街三天！”
命令一下，百姓们怨声载道——多少年的习惯，哪能说改就改？
张济世不客气，亲自带队检查。在三号定居点抓到个随地小便的，是个老汉。张济世让他扫街，老汉不服：“我活六十岁了，哪不能尿？”
“从前是从前，现在是现在。”张济世板着脸，“你不扫，我叫你儿子来扫。”
老汉儿子在军队，一听这话，赶紧来替爹扫街。这事传开，再没人敢乱来。
除了讲卫生，张济世还在各定居点设“医馆”。医馆不大，但常备常用药，有郎中坐诊，诊费极低——看一次病，五个工分（半斤粮食钱）。
这举措救了无数人。从前百姓有病硬扛，扛不过就死。现在有小病就去医馆，大病才找郎中上门。死亡率直线下降。
最让百姓感动的是“免费接生”。从前妇女生孩子是鬼门关，现在医馆有稳婆，免费接生，还教怎么照顾产妇婴儿。半年时间，新生儿成活率从六成提高到九成。
“这是积德啊！”有老人感慨，“李大人这是真把咱们当人看。”
行政、经济、文教、卫生……这些举措像一张大网，把一百五十万人牢牢网住。但李健知道，要让这张网结实，还得有“粘合剂”——民心。
他亲自抓了几件“民心工程”。
第一件，修“英烈祠”和纪念碑。这不只是告慰死者，更是给活人看——为新家峁流血的人，不会被忘记。
第二件，设“养老院”和“育婴堂”。阵亡将士的父母、孤儿，公中奉养。钱从缴获里出，李健说：“这钱花得值。让活着的兵知道，他们死了，家人有人管。”
第三件，建“公墓”。从前人死了随便埋，现在划出专门墓地，统一管理。百姓葬亲人，只需登记，不收费。
第四件，也是最重要的——“李大人巡访”。
每个月，李健都会抽三天时间，不带随从，只带两个护卫，随便去一个定居点，随便进一户人家，坐下聊天。
第一次巡访，去了五号定居点，进了一户刚分到地的难民家。那家人正在吃饭，看见李健，吓得碗都掉了。
李健摆摆手，坐下：“吃的什么？”
“粟、粟米饭，咸菜。”
“能吃饱吗？”
“能、能吃饱。”
“有什么难处？”
那家男人犹豫半天，才说：“地……地有点远，走路得半个时辰。想买头驴，但钱不够。”
李健记下了。回去后让农牧司研究，出台了“牲畜贷款”：百姓买牲口，可以找公中借钱，三年还清，无息。
第二次巡访，去了七号定居点，一个老兵家。老兵伤残退役，分了三十亩地，但家里没劳力，种不过来。
李健回去后，让军务司出政策：伤残退役兵，可以雇人种地，雇工钱公中补贴一半。
第三次、第四次……每次巡访，都能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百姓们开始传说：“李大人是神仙下凡，什么事都知道。”其实哪是神仙，是用心。
半年后，效果显现。
征兵时，百姓抢着送子弟参军——不是因为饿肚子，是因为荣耀。孩子入学，家长千恩万谢——从前读书是老爷家的事，现在自家孩子也能认字。生病了去医馆，不再等死。老了有养，幼有所教……
一种前所未有的“共同体”意识，在黄土高原上萌芽。
战后第八个月，发生了一件事。
一队山西商旅路过新家峁，想在这里歇脚做生意。商队头领是个精明的中年人，走南闯北，见过世面。他原以为新家峁就是个难民聚集地，乱糟糟的，好糊弄。
但进了三号定居点，他愣住了。
街道干净，房屋整齐，集市有序。百姓见他们来，不躲不闪，该干嘛干嘛。去饭馆吃饭，明码标价，童叟无欺。想买点特产，问了几家，价格都一样。
更让他吃惊的是百姓的言谈。聊起来，开口就是“我们新家峁如何如何”、“李大人说了什么什么”。那种自豪感，那种归属感，是他走遍大江南北没见过的。
商队头领试着想贿赂一个里正，多批点货。结果里正脸一沉：“新家峁不兴这个。你要按规矩来。”
碰了一鼻子灰。
晚上，头领和手下喝酒，感慨：“这地方……邪门。不像才建两年的样子，倒像经营了几十年。百姓一条心，官员不贪，军队能打。假以时日，必成气候。”
手下问：“那咱们……”
“交好。”头领果断，“这样的势力，只能交好，不能得罪。”
类似的故事在各地商旅中流传。新家峁的名声，渐渐传开了。
而这一切的源头，都在议政司那间朴素的堂屋里。
李健看着各地报来的文书：人口增长到一百五十六万，耕地扩大到八十万亩，学堂建了三十所，医馆建了十五个，工坊产出比战前翻了一倍……
他合上文书，走到窗前。窗外，新家峁的灯火连绵成片，像一条伏在黄土高原上的巨龙。
黄宗羲站在他身边，轻声说：“大人，民心已定。”
“还不够。”李健摇头，“要让百姓觉得，新家峁不只是个活命的地方，是家园，是归宿。他们愿意为这里生，为这里死。”
他转过身：“先生，你说，咱们能做到吗？”
黄宗羲沉吟良久，缓缓道：“《尚书》云：‘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大人以民为本，民必以大人为天。假以时日，何愁不成？”
李健笑了，望向窗外更远的黑暗。
那里是蒙古草原，是流寇盘踞的山区，是朝廷统治的腹地，是这乱世的四面八方。
新家峁像一座孤岛，在乱世中崛起。而这座岛的根基，不是高墙，不是刀枪，是一百五十六万颗凝聚在一起的心。
这，才是最坚固的“墙”。
远处传来军营的熄灯号，低沉悠长。新的一天，又要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