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八年，残冬的寒意尚未完全褪去，一份来自陕西布政使司的加急公文便如一块冰，狠狠砸在了延安知府赵彦的心头。
“……虏寇交讧，国事维艰。九边缺饷，士卒鼓噪；剿寇乏粮，将帅束手。着令各府州县，自崇祯八年始，秋粮于正赋之外，一体加征三成，以济军需。剿饷、练饷照旧征收，不得减免。各府务于两月之内，将加征细目、催征章程详报省司，秋后征齐解送，颗粒不得拖欠。事关军国，违者严参不贷！”
末尾是陕西布政使、巡抚、巡按的三方大印，鲜红刺目。
赵彦捧着这纸公文，枯坐良久，脸色由红转白，再由白转青。他年近五十，在这个知府位置上已坐了四年，本指望熬过这任便能调回京中，谋个清闲职位养老。可这纸公文，几乎断绝了他的念想。
“加征三成……”他喃喃自语，声音发颤，“去年大旱，百姓已易子而食，再加三成，这是要逼着全府百姓都去投闯贼啊！”
他猛地将公文摔在案上，却不敢用力，生怕损了这“上谕”。旁边侍立的师爷周文连忙上前，小心拾起公文，仔细看了一遍，也是倒抽一口凉气。
“府君，这……这如何是好？”
赵彦苦笑：“如何是好？朝廷要钱要粮，我还能抗命不成？”
他顿了顿，“你算算，咱们府要加多少？”
周文是绍兴师爷出身，算账是看家本领。他取过算盘，噼里啪啦拨动起来，越拨脸色越难看：
“回府尊，按朝廷定额，延安府辖一州十六县，共有田亩一百八十万亩。正赋该纳粮八万石，折色银两另算。加征三成，就是两万四千石。剿饷、练饷按户计，折银四万两。总计是……粮十万四千石，银四万两。”
他咽了口唾沫，继续道：“可去年大旱，实收田赋仅五万石，剿练饷实收不足两万两。许多州县上报‘赤地百里，民逃亡过半’，请求减免，省里也准了一部分。今年若按此数征收，缺口……缺口太大了。”
“百姓手里哪还有余粮？”赵彦颓然靠在椅背上，闭上眼，“去年旱灾，许多地方颗粒无收。若不是靠……靠那边支援些粮食，早就出大乱子了。”
他说得隐晦，但周文心知肚明。“那边”指的就是新家峁。去年秋冬，延安府能勉强维持，很大程度上靠新家峁以“平价售粮”“借粮赈灾”名义送来的两万石粮食，以及新家峁控制区域的稳定——那里没有发生大规模民变，反而吸纳了不少流民，减轻了府城的压力。
“可朝廷的催逼……”周文迟疑道，“若不能按期解送，轻则罚俸降级，重则……罢官问罪啊。首辅那边，怕也不好交代。”
赵彦是温体仁一系的人，能当上这个知府，全赖温体仁提拔。若他在征税这事上办砸了，温体仁也保不住他。
赵彦在堂内来回踱步，眉头拧成了疙瘩。他不是海瑞那样的清官，该收的“常例”、该拿的“孝敬”从不手软。但他也有底线：不能逼出民变。一旦百姓造反，他这个知府第一个掉脑袋——流寇可不管你是贪官还是清官。
踱了十几圈，他终于停下，对周文道：“这样，你先按旧额发下文书去催征，看看各州县能收上多少。同时……给新家峁那边递个话，就说本府有要事相商，请李盟主方便时过府一叙。”
周文眼睛一亮：“府尊的意思是……”
“咱们的难处，他们该知道。”赵彦意味深长，“他们能在延安府立足，本府也是出了力的。如今本府有难，他们总不能袖手旁观吧？”
这是要把压力巧妙地转移出去。
消息很快通过秘密渠道传到了新家峁。钱小满拿着密信，急匆匆走进李健的书房。书房里，李健正与顾炎武、方以智商议事宜。
“李盟主，急事！”钱小满头额上都是细汗，“朝廷加税了！陕西布政使司行文各府，秋粮加征三成，剿饷练饷照旧。赵知府顶不住，邀您过府‘商议’。”
李健接过密信，仔细看完，又递给顾炎武和方以智。三人传阅完毕，书房内一时沉寂。
“果然来了。”顾炎武率先打破沉默，叹息道，“朝廷财政已到绝境，只能饮鸩止渴。加征三成……这是嫌天下乱得不够快啊。”
方以智沉吟道：“赵彦此人，贪财惜命，但不算蠢。他知道硬征必激起民变，所以想找我们替他扛。这是个难题，却也是个机会。”
李健走到墙边地图前，凝视着延安府的疆域。半晌，他转身问道：“小满，以咱们现在实际控制的人口田亩，按朝廷定额，该纳多少？咱们又能出多少？”
钱小满早有准备，从怀中取出一个账本，翻到一页：“盟主，咱们现在实际控制区域，包括核心区、缓冲区和部分灰色区，约三百里方圆，在册人口约一百二十万，登记田亩二百五十万亩——这是咱们自己统计的，比官府册籍多出近百万亩，因为咱们源源不断的开垦了大量荒地。”
他指着账目继续道：“按朝廷旧额，每亩征粮四升，二百五十万亩该纳粮十万石。丁银、剿饷、练饷折银，约需五万两。这是理论上的。”
“实际呢？”
“实际咱们去年缴纳的是：粮八万石——其中五万石是咱们本部产的，三万石是替其他区域‘代缴’。银三万两——主要用咱们的流通券折算，实际支出现银不足一万两。”
钱小满苦笑，“加三成的话，理论数变成粮十三万石，银六万五千两。而咱们今年夏粮预计收成二十万石，看似够，但要除去口粮、种子、储备，能动的也就八万石左右。银两更缺，咱们的流通券信用虽好，但朝廷只认白银和实物。”
“缺口确实不小。”李健点头，“但必须解决。如果不缴或缴不足，朝廷就可能派兵来征，或者调别的军队来‘协防’——那才是大麻烦。”
他顿了顿，对钱小满道：“通知委员会各位，一个时辰后，议事堂紧急会议。”
新家峁议事堂内，气氛凝重。李健将情况简要说明后，众人立刻议论纷纷。
郑老汉第一个站起来，这位老农出身的委员说话直来直去：“盟主，咱们的粮食是大家一滴汗一滴汗种出来的，凭什么白白交给朝廷？朝廷给了咱们什么？除了加税就是加饷！要我说，少缴点，搪塞过去算了！咱们有黄河天险，有数万民兵，还怕他们不成？”
侯方域虽出身官宦世家，但在新家峁生活已久，思想已转变不少。他补充道：“郑老说得有理。朝廷如今自顾不暇，洪承畴在河南剿寇，哪有余力来管咱们？就算派兵，也不过三五千人，咱们还怕他们？”
这是“保守派”的意见：以实力为后盾，减少缴纳，甚至不缴。
但黄宗羲立刻摇头：“不然。朝廷现在虽弱，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陕西境内，榆林镇有边军三万，固原镇有两万，宁夏镇有一万五千。这些虽是防蒙古的，但若朝廷严令，抽调万余人来‘协防’咱们，就是大麻烦。咱们现在精锐部队总兵力三万多，但要防守三百里地盘，兵力分散。真打起来，就算能赢，损失也大——咱们的工匠、农夫损失不起。”
钱老倔拍案道：“黄先生说得对！咱们不能只看眼前。跟朝廷撕破脸，咱们就真成反贼了。到时候流寇来打咱们，官军也来打咱们，四面受敌，还怎么发展？”
李大嘴这个宣传大使也附和：“咱们的货物要卖出去，商路要畅通，都离不开官面上的关系。撕破脸，商路一断，损失更大。”
这是“实际派”的意见：必须维持与朝廷的表面关系，不能硬扛。
李定国作为军事负责人，分析得更具体：“从军事角度看，榆林镇总兵，与我有些旧谊，此人贪财但不算狠毒。若朝廷真下令征剿，他多半会阳奉阴违，要点钱粮就撤。但固原镇总兵郑嘉栋，是洪承畴心腹，为人严厉，若他带兵来，就难对付了。”
高杰补充：“咱们的火器虽然厉害，但资源跟不上新的生产力，弹药储备有限。真打大仗，最多支撑三个月。还得继续积累。而且咱们的兵多是本地人，守土有责，但远征能力不足。一旦开战，春耕秋收全耽误，粮食问题更大。”
贺人龙更是直言：“末将曾在官军，深知其中黑幕。那些将领巴不得地方出事，好借剿匪之名要粮要饷，甚至纵兵抢掠。咱们绝不能给他们这个借口。”
这是“军事派”的意见：开战代价太大，应尽量避免。
顾炎武听完各方发言，捋须道：“诸位所言都有道理。依老夫看，关键在赵知府。只要他帮着遮掩，朝廷未必知道实情。所以，得让他成为‘自己人’——不是简单的贿赂，而是让他觉得，他的前程、身家性命，都与新家峁绑在一起。”
吴先生（负责情报）点头：“顾先生高见。赵彦此人，贪而怯，最重自身安危。咱们要让他明白：帮咱们，他能升官发财；害咱们，他第一个倒霉。”
方以智则从战略层面分析：“从长远看，朝廷加税是饮鸩止渴，必激民变。咱们若能帮百姓减轻负担，不仅能收民心，还能让朝廷更依赖咱们——毕竟，现在陕西还能收上税的地方不多了。咱们越显得‘有用’，朝廷就越不敢动咱们。”
李健静静听着所有人的意见，心中渐渐有了决断。等议论声稍歇，他站起身，走到议事堂中央。
“各位的意见，我都听了。综合来看，咱们的方针应该是：税要缴，但不能全缴，也不能不缴。原则是——表面足额，实际减少；安抚官府，惠及百姓。”
他走到木板前，用炭笔写下具体策略：
一、对朝廷层面
- 通过赵彦，上报“足额完成征收”。
- 实际缴纳时，利用“折色”（以实物代银）、“损耗”、“粮色不一需折减”等名目，减少实缴数量。
- 在文书中强调“旱灾影响”“百姓困苦”，为将来继续要求减免埋下伏笔。
二、对赵彦个人
- 给予足额“辛苦费”，让他主动帮咱们遮掩。
- 承诺只要他在任，新家峁保延安府平安，并助他积累政绩。
- 适当透露咱们的实力，让他明白撕破脸的后果。
三、对治下百姓
- 在咱们直接控制区，宣布“不加税，维持十一税（10）”——这远低于朝廷正赋加三成（实际超过亩产30）。
- 在缓冲区（归附豪强控制区），帮助协调，争取只加一成。
- 在灰色区（官府直管区），不直接干预，但通过商会、行会等组织，暗中支持合理抗税。
四、对自身建设
- 加快粮食生产和储备，修建更多粮仓。
- 军工生产提速，火铳月产量从五十支提高到一百支。
- 民兵训练加强，特别是要地防守演练。
- 开拓新的贸易渠道，增加白银流入。
“核心是平衡。”李健总结道，目光扫过全场，“让朝廷觉得咱们有用——能收上税；但又不至于觉得咱们太富——引来贪心。让百姓觉得咱们可信——不加税；但又不能让朝廷觉得咱们收买人心——视为威胁。让赵彦觉得离不开咱们——既能得利又能保平安。”
他顿了顿，加重语气：“这是一套走钢丝的策略，需要各位精诚合作，精细操作。任何一个环节出错，都可能前功尽弃。”
众人肃然。这套方案确实走钢丝，但也确实是当前最可行的路。
“现在分工。”李健开始部署，“顾先生、黄先生负责与赵彦的文牍往来，措辞要既恭谨又留有转圜余地。方先生、杨先生准备一批‘折色’货物——铁器、布匹、玻璃器皿，价值要高，体积要小，便于运输和变现。钱小满核算咱们能承受的缴纳上限，并准备流通券与白银的兑换方案。李定国、高杰加强边境巡逻，特别是通往榆林、固原的通道，密切监视官军动向。其他人各司其职，稳住内部。”
命令一道道下达，委员会这台机器开始高效运转。
五月中旬，春耕已近尾声。赵彦以“视察春耕、劝课农桑”的名义，轻车简从，只带了师爷周文和十余名亲随，悄然来到新家峁。
他没有进核心区，而是在边缘的“迎宾馆”下榻。这座建筑是新建的，专门用于接待官员、客商，外观朴素，内里却极为舒适，且完全在控制之下。
当晚，李健设宴接风。宴席不尚奢华，却极精致：四菜一汤——红烧黄河鲤鱼、葱爆羊肉、清炒时蔬、凉拌三丝，外加一瓮鸡汤。主食是新收的春麦馒头，筋道香甜。
没有歌舞，没有陪侍，只有李健、顾炎武、钱小满三人作陪。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赵彦放下筷子，长叹一声：“李盟主，本府的难处，你是知道的。朝廷加税，如泰山压顶；百姓无粮，似涸泽之鱼。这差事……实在是难办啊。”
李健举杯：“府尊大人勤政爱民，下官素来敬佩。新家峁能在延安府立足，全赖大人照拂。如今大人有难，我们自当竭力分忧。”
“如何分忧？”赵彦眼睛微眯，等着下文。
“今年秋粮，新家峁愿为大人分忧。”李健不紧不慢，“我们可以‘捐输’粮食五万石，直接入府库，不列入正赋账目——这样大人的正赋征收压力就小了一半。此外，剿饷练饷折银四万两，新家峁可出现银两万两。”
赵彦心中飞快盘算。五万石粮，两万两银，这几乎是去年延安府实收的总和！有了这个打底，他的压力顿时小了大半。
但他面上不露，反而皱眉道：“李盟主慷慨，本府感激。只是……朝廷要的是正赋八万石加三成，再加剿练饷。就算有五万石打底，缺口仍不小啊。”
“大人莫急。”李健微笑，“正赋八万石，延安府其他十六县总能收上一些吧？就算平均每县只收两千石，也有三万二千石。加上新家峁的五万石，就是八万二千石——正赋足额矣。至于加征的三成……”
他压低声音：“今年开春又旱，许多地方麦苗枯死。大人可据实上报‘灾情’，请求减免。朝廷现在焦头烂额，陕西布政使司也怕逼反百姓，多半会准——至少准一部分。咱们先报个严重些，准五成，就又是一万二千石省下了。”
赵彦沉吟。这方案确实可行：新家峁出大头，他再从其他县挤点，凑足正赋；加征部分以灾情减免，能免多少是多少。账面上完全说得过去。
“那剿练饷四万两，你们只出两万两，剩下两万两……”他还在犹豫。
“剩下两万两，可以用实物抵。”钱小满接口，递上一份清单，“大人请看：上等精铁农具一千件，细棉布五千匹，玻璃镜、玻璃器皿一百件，肥皂五千块，另有药材若干。这些货物在市面上，价值当在三万两以上。大人可自行变卖，或用于犒赏官兵、修缮城防，都是实实在在的政绩。”
赵彦接过清单，眼睛越看越亮。他是识货的，这些货物在西安、甚至运到江南，价格都能翻倍。尤其是玻璃镜，如今在富贵人家是抢手货，一面巴掌大的镜子就能卖几十两银子。这一百件玻璃制品，恐怕就值上万两！
更妙的是，这些都是“实物”，不入正式的钱粮账目，操作空间极大。
“只是……这账目如何做？”赵彦问到了关键。
顾炎武微微一笑：“简单。新家峁‘捐输’五万石粮，大人开个收据即可，入府库备用。剿练饷‘折色’缴纳，大人按实收上报——就说百姓困苦，多以实物抵税，大人体恤民情，准了。至于正赋征收，大人可派员‘监督’，新家峁保证配合，能收多少是多少，绝不让大人为难。”
这是把主动权完全交给了赵彦。账面做得漂亮，实际征收多少，他说了算。中间的差价、实物变现的盈余，全是他囊中之物。
赵彦心中大定，脸上终于露出笑容：“李盟主、诸位先生，真乃国士之才！思虑如此周全，本府……感激不尽！”
他举杯敬酒：“今后延安府与新家峁，当同心协力，共保一方平安！本府在任一日，必不负诸位！”
“全赖府尊大人提携！”李健举杯回敬。
宾主尽欢。宴后，赵彦“视察”了新家峁的粮仓、工坊，看到那堆积如山的粮食、轰鸣运转的水力机械、寒光闪闪的兵器工场，心中最后一丝犹豫也消散了——这样的实力，只能为友，不可为敌。
三日后，赵彦满意而归。临行前，他的马车里多了两个箱子：一箱是给温体仁的“孝敬”——十面玻璃镜、二十匹上等棉布；另一箱是他自己的——五千两新家峁流通券（可在任何新家峁商铺兑换货物或白银）、一百两黄金。
协议达成，新家峁内部开始落实。在核心区及直接控制的十二个堡寨，委员会贴出告示：
“……今岁朝廷虽有加征之令，然我新家峁体恤民艰，所有农户仍按十一税例缴纳，不加分毫。望各户勤力耕作，勿负此恩。”
告示一出，万民欢腾。
“李盟主万岁！”田间地头，农人们奔走相告。
“外头加三成，咱们不加，这是多大的恩德！”
“可得把地种好了，多打粮食，才对得起盟主！”
在缓冲区——三十多个归附豪强控制的庄堡，新家峁派出了协调小组。经过谈判，最终达成：税加一成（即总税率为亩产20），但新家峁提供改良农具、优质种子、技术指导，并承诺以保护价收购余粮。算下来，多数豪强实际负担增加有限，甚至因产量提高而受益。
榆林边地的张堡主最初抵触，但新家峁使者给他算了一笔账：“张堡主，你堡中八百亩地，往年亩产一石二，总产九百六十石。按朝廷新税，需缴正赋加三成，约三百石。而你堡中三百口人，年需口粮五百石，种子一百石，余粮仅六十石。若遇灾年，就得饿肚子。”
“若依我们的方案，税只加一成，你需缴二百石。但我们提供的新式犁铧、玉米种子，可使亩产提高到一石五，总产一千二百石。扣除口粮、种子，余粮四百石。我们以每石八钱银子收购（市价六钱），你可多得三百二十两银子。这账，怎么算都划算吧？”
张堡主拨了半天算盘，终于点头：“成！就依你们！”
在灰色区——官府直管的五个县城，新家峁不直接干预，但手段更精妙。
以宜川县为例。五月底，县衙胥吏下乡催税，到王家村时，村长哭诉：“差爷，不是我们不缴，实在是没粮啊！去年旱灾，收成不到三成，开春又旱，麦苗都黄了。您看看，村里哪家还有隔夜粮？”
胥吏不信，挨家搜查，果然家徒四壁。正要抓人立威，村口来了几辆大车，车上插着“新家峁商帮”的旗子。为首的掌柜下马，拱手道：“差爷辛苦。小人是新家峁商帮的，路过此地，见乡亲们有难，愿行个方便。”
胥吏皱眉：“你们要干什么？”
“借贷。”掌柜笑道，“乡亲们缺粮完税，我们可借粮给他们，利息很低，秋后归还。或者，也可以到我们工坊做工抵债——管吃住，还有工钱。”
胥吏眼珠一转：“你们有这么好心？”
“积德行善嘛。”掌柜递上一锭银子，“差爷催税也不易，这点茶水钱，不成敬意。只要差爷行个方便，让乡亲们把税缴上，您也交了差，岂不两全？”
胥吏掂掂银子，足有五两，顶他半年俸禄。再看那些村民，有了借粮，确实能缴税。至于秋后还不还得上……那不是他的事。
“成！就按你说的办！”
当天，王家村八十户村民，每户“借”到五斗粮食，凑齐了税款。胥吏满载而归，县太爷完成了征收任务，商帮得了借据（实际是劳动力契约），村民们免了牢狱之灾。
这样的场景，在多个灰色区同时上演。新家峁通过商会网络，以“民间借贷”形式，既帮百姓度过了难关，又让官府完成了任务，还为自己吸纳了劳动力。更妙的是，这一切都在合法框架内——大明律并不禁止民间借贷。
对外周旋的同时，内部也紧锣密鼓地调整。“做最坏打算，争取最好结果。”
李健在视察时反复强调，“咱们现在走的每一步，都可能决定将来的生死。”
夏末秋初，陕西布政使司开始汇总各府征税进度。
延安府的呈报最先送到：
“延安府知府赵彦谨呈：卑府奉檄催征，体圣上爱民之德，行劝课缓征之法。今已征齐正赋粮八万石，剿饷、练饷折银四万两，均已解送省库。加征三成之数，因今岁春旱，麦苗枯槁，百姓困苦，伏乞抚院体恤，准予减免……”
附有详细的征收清册、百姓联名请愿书、各县灾情报告，厚厚一摞。
几乎同时，其他府的呈报也陆续送到。西安府完成六成，凤翔府完成五成，汉中府完成四成，庆阳府……只完成两成，知府在呈文中哭诉：“流寇蹂躏，十室九空，实无粮可征。”
对比之下，延安府成了全省唯一的“亮点”。
布政使拿着这些呈报，眉头紧锁。他是温体仁的人，自然知道赵彦的底细。延安府去年大旱，今年春旱，怎么可能收得这么齐？里面必有蹊跷。
但他没有深究。一是因为赵彦是温体仁的人，要给面子；二是因为现在全省能收上税的府不多了，延安府能完成，就是他的政绩；三是因为……赵彦的“孝敬”也到了——十面晶莹剔透的玻璃镜，看得他眼花缭乱。
“赵彦……是个能办事的。”他最终在呈报上批了“准予减免加征之半，余者限期补足”，算是给了个台阶。
八月，朝廷的批复下来。崇祯皇帝难得看到一份“完成征收”的奏报，朱笔批了“该员勤勉，着吏部记功”。温体仁趁机进言，建议将赵彦“留任加衔，以观后效”。
消息传回延安府，赵彦喜出望外。他立刻写信给新家峁，语气前所未有的亲近：
“……此番全赖贵处鼎力相助。彦非忘恩负义之人，今后贵处但有需求，只要不悖朝廷大义，彦必竭力周全。另，省中王公（王绍徽）对贵处所产玻璃镜甚为喜爱，若方便，可再备数面，彦当代为转呈……”
这封信，标志着赵彦彻底上了新家峁的船。他已经不是简单的“受贿者”，而是主动为双方利益奔走的“合伙人”。
崇祯八年的秋收的时候，新家峁的田野一片金黄。
玉米秆子比人还高，沉甸甸的穗子压弯了腰；红薯藤蔓覆盖着田垄，底下的块茎硕大饱满；麦田里，改良品种的小麦穗大粒满，在秋风中泛起波浪。
打谷场上，农人们挥汗如雨，脸上却洋溢着笑容。
“今年真是好年景！”老农郑老三摸着金黄的麦粒，笑得合不拢嘴，“我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壮的麦穗！一亩少说能打一石五！”
“多亏了盟主给的种子，还有那新式犁。”旁边的人接话，“我家的地，往年一石顶天了，今年打了一石六！”
“听说外头又闹饥荒了？”有人压低声音。
“可不是！我表舅从绥德来，说那边饿死人了。官府加税，把最后一点种子都抢走了。”
“还是咱们这儿好……得给盟主立长生牌位！”
田野间，这样的对话处处可闻。百姓们不知道高层的博弈，不知道那些惊心动魄的谈判，他们只知道：在这里，有地种，有粮吃，税不重，日子有奔头。
这份朴素的认知，正是新家峁最坚实的根基。李健再次登上了望塔。
秋风已带凉意，吹动他的衣袂。脚下，新家峁的灯火绵延数里，一直延伸到远处的堡寨。更远的地方，是无边的黑暗——那是仍在苦难中挣扎的大明腹地。
他想起这次赋税博弈的整个过程，心中感慨万千。
穿越前读史书，只看到“明末加征三饷，民不聊生”这寥寥数字。如今身在其中，才知每一个字背后，都是无数百姓的生死，是地方官的挣扎，是各种势力的博弈。
新家峁能在这场博弈中取得相对好的结果，靠的不是什么高深计谋，而是实实在在的实力和利益捆绑：
有粮食，能帮赵彦完成任务；
有产品，能作为“折色”缴纳；
有武力，能让各方忌惮；
有民心，能确保内部稳定。
但风险依然存在。朝廷现在无力深究，不代表永远无力。如果某天换了强势官员，或者朝廷缓过气来，可能秋后算账。更危险的是，新家峁的“异质性”越来越明显——这里的税制、律法、生产方式，都与大明其他地区不同。这种不同，在乱世是优势，在治世就可能成为原罪。
“夫君，”婉儿的声音从身后传来，为他披上斗篷，“又在想心事？”
“嗯。”李健握住她的手，“我在想，咱们现在就像在悬崖上走钢丝。走得好，能到对岸；走不好，就是万丈深渊。”
“可咱们不是已经走过来了吗？”婉儿柔声道，“八年前，咱们只有几十个人，一口锅。现在，咱们有百万百姓，有田地，有工坊，有学堂。每一次难关，不都过来了？”
李健转头看着妻子，月光下，她的脸庞温婉而坚定。是啊，这八年，他们经历了饥荒、流寇、官府的猜忌、内部的矛盾……每一次都像是绝境，但每一次都闯了过来。
“你说得对。”他轻声道，“重要的不是担忧未来，而是做好现在。把每一步走稳，把基础打牢，未来……就交给未来吧。”
他望向东方的夜空，那里是北京的方向。那位年轻的崇祯皇帝，此刻是否也在为这个帝国的命运而辗转难眠？
他不知道的是，就在同一片星空下，紫禁城里的崇祯确实未眠。他正看着一份密报，是东厂关于陕西征税情况的汇报。其中提到延安府“完成征收”，但备注了一句：
“延安知府赵彦，与新家峁民团使李健过从甚密。该民团实力雄厚，拥众数万，火器精良，恐非善类。”
崇祯看了片刻，提起朱笔，在“恐非善类”四字上画了个圈，批道：
“剿寇需用兵，用兵需粮饷。能完粮纳税者，便为良民。余者，容后再察。”
笔迹疲惫，却依然带着帝王的固执。
这一刻，两个从未谋面的人，隔着千山万水，做出了各自的抉择。而历史的长河，就在这无数抉择中，悄然改变着流向。
新家峁的灯火，在陕北的秋夜中倔强地亮着。它不够明亮，照不亮整个黑暗的时代。但它存在，本身就是一种证明：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除了腐朽与崩溃，还有新生与希望。
秋风吹过，带来远方的气息。风中，似乎有丰收的喜悦，有孩童的欢笑，也有隐约的、来自更远方的哭泣与呐喊。
明天，太阳会照常升起。而新的一天，又将有新的挑战、新的抉择。
李健深吸一口气，握紧妻子的手。
“走吧，该回去了。明天……还有很多事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