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八年，北京的紫禁城笼罩在一片压抑之中。
乾清宫东暖阁里，浓郁的药味几乎凝成实质，与檀香、墨香混合成一种奇异而沉重的气息。
二十来岁的崇祯皇帝朱由检斜倚在铺着明黄锦缎的龙榻上，蜡黄的面色在烛光下更显憔悴。这位登基八年、夙夜忧勤的年轻君主，眼窝深陷，鬓角已见零星白发，看起来倒像四十许人。
御案上，奏疏堆积如山，几乎每一份的封面上都写着触目惊心的字样——“急报”“灾情”“寇警”“请饷”……
“咳咳……”一阵剧烈的咳嗽让崇祯瘦削的肩膀不住颤抖。侍立一旁的大太监王承恩连忙上前，端着一碗温热的参汤，小心翼翼地递到皇帝唇边。
崇祯就着碗沿抿了一小口，随即摆摆手，将汤碗推开。他的目光落在最上面那份奏折上，那是陕西巡抚三日前送来的六百里加急。
“陕西的旱情……究竟如何了？”皇帝的声音嘶哑，带着掩饰不住的疲惫。
首辅向前半步，躬身答道：“启禀陛下，陕西自去岁八月至今，整整七个月未降透雨。延安、榆林、庆阳三府尤为惨烈，赤地千里，麦苗尽皆枯死，井水干涸见底。臣接榆林卫急报，有饥民掘草根剥树皮为食，甚至有……”
他顿了顿，偷眼觑看皇帝神色，才继续道：“甚至有易子而食之事。”
崇祯闭上眼睛，胸口剧烈起伏。这些年，天灾就像附骨之蛆，死死缠着这个已经千疮百孔的帝国：陕西大旱、河南飞蝗、湖广洪涝、山东地震……一桩接着一桩，仿佛老天爷铁了心要亡他朱家江山。
他沉默了许久，才艰难地吐出两个字：“流民呢？”
“据陕西布政使司粗略估算，已有十余万流民拖家带口向东、向南迁徙。”
首辅的声音越来越低，“河南、湖广诸府压力大增，开封、襄阳等地已出现流民聚集，恐生变乱。”
崇祯没有睁眼，只是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榻沿。暖阁内静得可怕，只有铜壶滴漏规律的滴水声，和皇帝略显急促的呼吸声。
“流寇呢？”他终于再问，这三个字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兵部尚书杨嗣昌出列，展开手中的军报：“启奏陛下，李自成部三月破商州，入河南南阳府，沿途裹挟饥民，现号称二十万；张献忠在湖广与左良玉将军周旋，上月破房县，掳掠甚重；‘曹操’罗汝才、‘老回回’马守应等十三家流寇，现活动于豫楚交界，时分时合，难以剿除……”
“够了！”崇祯突然暴怒，抓起孙传庭那份奏折狠狠摔在地上，“朕不想听这些！洪承畴，孙传庭都在干什么！朕给他总督军政之权，调拨精兵十万，许他便宜行事，一年了！斩获几何？流寇越剿越多！越剿越强！”
奏折散开，白纸黑字散落一地。杨嗣昌连忙伏地：“陛下息怒！洪总督已尽力剿抚，然流寇狡诈，避实就虚，官军疲于奔命，粮饷又时常不济……”
“借口！都是借口！”崇祯剧烈咳嗽起来，苍白的脸上泛起不正常的潮红。王承恩连忙为他抚背顺气，却被皇帝一把推开。
暖阁里一片死寂。温体仁、杨嗣昌以及侍立的其他几位大臣——礼部尚书徐光启、户部尚书侯恂、工部尚书刘遵宪——个个低头屏息，没人敢在这时触霉头。
其实谁都明白，大明朝已病入膏肓。只是这话，谁也不敢说出口。
半晌，崇祯的咳嗽渐渐平息。他疲惫地挥挥手：“今日先到此吧。杨嗣昌，三日内给朕拿出个剿寇方略来。温体仁，拟旨申饬洪承畴，令其戴罪立功。退下。”
“臣等遵旨。”众大臣如蒙大赦，躬身退出暖阁。
走在长长的宫道上，温体仁和杨嗣昌不约而同地放慢了脚步。夕阳将两人的影子拉得很长，投射在朱红宫墙上，形如鬼魅。
“温相，陛下今日又没提辽饷的事。”杨嗣昌压低声音，目光警惕地扫视四周，“关宁军已欠饷四月，蓟镇欠饷三月，再拖下去，恐生兵变。”
“提了又如何？”温体仁苦笑摇头，这位以圆滑着称，政斗第一的首辅此刻脸上也满是无奈，“国库早就空了。去年加征‘剿饷’‘练饷’，已是怨声载道，江南士绅联名上疏请免者不下百人。再征？怕是流民要变流寇，流寇要变反贼了。”
在实际的历史上，崇祯八年大会剿前后，明廷主要军事长官洪承畴、卢象升、孙传庭三人前后都在湖北和农民军展开大决战。全明星阵容，自然构成了明军最出色的战绩。
崇祯八年春，这大过年的，一伙农民军把朱八八的凤阳老家给刨了，搞得那位崇祯气急败坏。扫兴至极的太庙战神朱由检只能成天去祖坟排位面前哭坟，说自己多么的不容易，希望八八泉下有知，别那么早带他走。
事后，崇祯严厉追查责任。万方有罪，但是罪不归我。那么，根据背锅守恒定律，总得有一个人负责吧？
虽然祖坟被刨了，可朕是无辜的啊！都是奸臣坏蛋干的，肯定和我没关系，那么就必须得有人死啊。你说对吧，杨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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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军进城的时候，还茫然不知所措的凤阳巡抚杨一鹏，成了第一个出气筒，处于死刑。巡按凤阳御史吴振缨遣戍，还忙着喝花酒的守灵太监杨泽畏同志，比较有觉悟，他自觉对不起皇上，帮皇上体面了。
崇祯大帝的命令还没往下传，他就畏罪自杀了，也算对得起他这个“泽畏”了。要是我们大明的同志，都像杨公公这么一样有觉悟，崇祯就可以早几年上煤山观景台咯。而面对农民军，面对起义群众，崇祯更是痛恨至极。
现在的两人相视默然。作为中枢重臣，他们比深居宫中的皇帝更清楚实际情况——那是一个令人绝望的烂摊子：
财政崩溃：太仓银库去年底盘账，结余不足五万两。而仅九边军饷一项，一年就需四百万两。加征的“三饷”（辽饷、剿饷、练饷）每年能收上来二三百万两，但层层盘剥，真正到朝廷手中的不到一半。就这样，已经逼得北方数省百姓家破人亡，卖儿鬻女。
军队腐化：卫所制早已名存实亡，军户逃亡十之七八。募兵制下，将领吃空饷成风，一个标营额定三千人，实际能有千人就属难得。杀良冒功更是常态——砍下无辜百姓的头颅，用石灰腌了，充作流寇首级请赏。即便是还能战的部队，如曹变蛟、左良玉等部，也渐渐骄横难制，听调不听宣。
官僚腐败：从中央到地方，贪腐已成常态。考成法形同虚设，官员考评全看关系和贿赂。连崇祯自己都在一次震怒中感叹：“文官个个可杀！”但他杀了一个，换上来的一样贪。
天灾连年：小冰河期气候异常到了顶峰，北方连年大旱，南方频发洪涝，黄河多次决口。粮食连年减产，米价飞涨，北京城一石米已涨至五两银子，是万历朝时的十倍。
民变四起：从天启七年陕西王二起义开始，十年来民变如野火燎原。如今李自成、张献忠已成气候，攻城略地，建号称王。各地小股民变更是不计其数，按下葫芦浮起瓢。
“或许……”杨嗣昌试探道，“该考虑与满洲暂时议和？先安外，再安内。集中全力剿灭流寇，再图恢复辽东。”
温体仁像被烫到似的猛地抬头，压低声音厉声道：“慎言！这话你敢跟陛下说？当年袁崇焕就是说什么五年平辽，后来因为‘议和’二字被凌迟！陛下宁可站着死，也不跪着生。你我提及此事，轻则罢官，重则……”他做了个抹脖子的手势。
杨嗣昌长叹一声，不再言语。两人默默走到宫门口，暮色四合，远处的宫灯次第亮起，却照不亮这沉沉黑暗。
临别时，温体仁忽然想起什么，低声道：“杨部堂，你听说陕北那个‘新家峁’了吗？”
“略有耳闻。”杨嗣昌点头，“据说那里自治，安置流民，开荒种地，还按时上缴钱粮。延安知府赵彦的奏报里提过几次，评价尚可。”
“不止如此。”温体仁若有所思，“上月赵彦密奏，流寇有一部数万余人欲攻延安府城，新家峁派出三千民兵助守，凭借火器之利，竟击退贼军，斩首数千余。其战力，恐不逊于边军精锐。”
杨嗣昌眉头微皱：“有这等事？为何兵部未收到战报？”
“赵彦不敢报。”温体仁冷笑，“你想，地方出现如此强横的民团，是功是过？报上去，朝廷是赏是罚？他赵彦夹在中间，只能含糊其辞。”
“首辅的意思是……”
“我在想，若各地都有这样的势力，或可助朝廷剿寇。许其团练之名，给些空头官职，令其自筹粮饷，保境安民，岂不比官军更得力？”
杨嗣昌沉吟片刻，缓缓摇头：“只怕尾大不掉。今日助朝廷，明日就可能反朝廷。唐末藩镇之祸，殷鉴不远。况且，这等势力一旦坐大，朝廷再想收拾就难了。依下官之见，不如装作不知，任其自生自灭。”
“也是。”温体仁叹息一声，“这世道，忠奸难辨了。罢了，此事容后再议。”
两人拱手作别，各自登上轿子。温体仁的轿子经过棋盘街，掀开轿帘望去，往昔熙熙攘攘的街道如今冷清了许多。
不少商铺关门歇业，行人稀疏，且大多面带菜色。偶尔有衣衫褴褛的乞丐蜷缩在墙角，被巡城的兵丁驱赶。
北京城，这座帝国的心脏，也显出了衰败气象。
让我们把视野拉高，如苍鹰般俯瞰崇祯八年暮春的大明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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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眼望去，大明就像一艘千疮百孔、正在漏水的巨舰，在惊涛骇浪中艰难航行。而船舱里，水手（官员）各怀心思、互相倾轧；乘客（百姓）饥寒交迫、怨声载道；船长（崇祯）焦头烂额却刚愎自用，不停地更换大副（首辅）、修补破洞，却不知船底的龙骨已经朽坏。
在这乱世之中，新旧势力如潮水般交织涌动：
政治方面，崇祯试图重振皇权，勤政到近乎自虐，但疑心极重，彻底分裂为东林、浙党、楚党、宣党等，互相攻讦不休。温体仁为首辅，但缺乏威望，勉强维持平衡。
武将集团，洪承畴（总督）、孙传庭（陕西巡抚）、左良玉（平贼将军）、关宁边军已然有将门之势，湖广左良玉等，各有地盘和军队，渐成军阀雏形。朝廷既要用他们，又要防他们。
- 李自成：此时还在河南活动，尚未提出“均田免赋”的政治纲领，但已有“闯王”名号，部众号称二十余万，实际能战者约五万。
- 张献忠：在湖广与官军周旋，以狡猾残忍着称，精骑万余，行动迅疾如风。
- 其他：罗汝才、马守应、贺一龙、蔺养成等十几股，多者数万，少者数千，时分时合，难以剿灭。
- 豪强士绅：在乱世中筑堡自守，有的组织乡勇，成为地方实际控制者。如河南的“土寨”，山东的“庄堡”。
- 新兴势力：如新家峁，通过自治发展，形成区域强权。类似情况在陕西、山西等地也有萌芽，只是规模远不及新家峁。
- 满洲：皇太极于崇祯九年（明年）改国号“清”，改元崇德，正式称皇帝，与明朝分庭抗礼。
- 蒙古：察哈尔部已降清，但漠西蒙古准噶尔部开始崛起，对甘肃、青海构成威胁。
- 西方殖民者：葡萄牙在澳门，荷兰占据台湾南部，西班牙控制吕宋。但此时对中原影响有限，主要是通过传教士和贸易。
在这个错综复杂的大棋盘上，新家峁处于一个微妙而独特的位置：
地理上：地处陕西东北角，靠近河套，背靠黄土高原沟壑区。远离中原主战场，但有黄河天险，境内沟壑纵横，易守难攻。
政治上：名义上服从朝廷——按时纳粮缴饷，接受延安府管辖，李健甚至有朝廷虚授的“团练使”头衔。但实际上高度自治，官员任免、赋税征收、律法施行皆由自决。
军事上：拥有经过严格训练、装备精良的常备军一万余人，民兵三万余。火器配备率超过三成，有自制火炮数十门。这样的军力，足以击败数万流寇，甚至可与同等数量的边军正面抗衡，但规模尚不足以争霸天下。
经济上：农业基本自给自足，工商业发达，铁器、玻璃、肥皂、布匹等产品行销数省，年贸易额超百万两。财力雄厚，不依赖朝廷拨款。
用围棋术语说，新家峁在棋盘边角牢牢活了一块棋，根基扎实，眼位充足。但还没到打入中腹、参与天下角逐的时候。
这月的中旬，新家峁议事堂。
李健召集核心层——顾炎武、黄宗羲、方以智、侯方域、杨文远、李定国、高杰、钱小满等人——分析天下形势。
方以智根据京城传来的情报（通过商队和秘密渠道），详细解读了朝堂困局。他语速平缓，但每句话都像重锤敲在众人心上：
“……陛下虽勤政，然刚愎多疑，用人不专，赏罚随性。今日重用，明日下狱者比比皆是。群臣不以国事为念，专务党争，浙党攻东林，东林斗阉党，朝堂已成战场。”
“财政彻底崩溃。太仓银库存银不足五万两，而单是拖欠的九边军饷就达四百万两。加征三饷，今年陕西一省就要上缴八十万两，可陕西早已十室九空，这钱从何而来？只能逼民为寇。”
“军队腐败不堪。将领吃空饷，士卒无斗志。洪承畴号称精兵十万，实数不过六万，其中能战者不过二三万。剿寇名为追剿，实为驱赶，将流寇从陕西赶到河南，从河南赶到湖广，徒耗粮饷，贼势愈炽。”
他最后长叹一声：“陛下非亡国之君，然当亡国之运；群臣皆亡国之臣，无可救药。大明气数将尽，只是苦了天下百姓，要在这炼狱中煎熬多久？”
议事堂内一片寂静。虽然大家早有预料，但听到如此系统而残酷的分析，仍觉心头沉重。
李健起身，走到墙上悬挂的巨幅地图前，用炭笔在几个位置画上圈点。
“对方先生的判断，我基本同意。”他的声音冷静而清晰，“对我们新家峁来说，这样的天下形势，有利有弊。”
众人凝神倾听。
“利在于：朝廷自顾不暇，无力顾及我们这样的边远势力。只要按时纳饷，不公开扯旗造反，不攻占州府县城，朝廷就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希望多几个像我们这样能保境安民、还能上缴钱粮的地方。”
“弊在于：天下大乱，我们也难独善其身。第一，流寇可能来抢。李自成、张献忠虽然东去，但陕西境内还有不少小股流寇，万一有数万人的大股流寇看上咱们这块肥肉，就是一场恶战。”
“第二，官军可能来征。如果朝廷某个将领缺饷缺粮，说不定会以‘清查匪类’‘征调民壮’为名，来咱们这里敲诈勒索，甚至武力征粮。”
“第三，地方豪强可能来投靠或攻击。咱们发展得好，有些豪强会想依附，有些则会眼红嫉妒，暗中使绊子。”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众人：“所以关键是要把握好度。既不能太弱，弱了谁都可以来咬一口；也不能太强，强到让朝廷觉得是威胁，必欲除之而后快。”
“那盟主以为，咱们该怎么做？”负责农业的王石头问道。
李健用炭笔在地图旁写下几个字：
“这是当年朱元璋成功之路，放在今日，依然适用。”李健解释道，“咱们不必发明新策略，先贤智慧足够用了。”
具体策略随即展开讨论：
- 按时足额纳粮缴饷，必要时可“主动多缴”一些，换取朝廷好感。
- 对朝廷使者恭敬有加，李健继续以“团练使”身份活动，不称王，不建号。
- 重要决策不以“新家峁”名义发布，而以“延安府民团联防会”“陕北商帮联合会”等民间组织名义进行。
- 与延安知府赵彦保持良好关系，定期“孝敬”，助其剿匪，帮他出政绩。
- 与陕西、山西的士绅豪强建立商业往来，互通有无。
- 秘密接触一些有抱负、有能力的底层官员和将领，建立私人友谊。
- 以“安置流民”“恢复秩序”名义，逐步向周边荒芜地区渗透。
- 在新控制区推行新家峁模式：分田到户，建立民兵，开办学堂，发展生产。
- 控制区扩大以不触动府县城池为红线，只占乡村和废弃的堡寨。
- 在黄河险要处修建秘密码头和仓库，储备船只。
- 在核心区外围构筑三道防线，修建碉堡、埋设地雷（实验性）。
- 制定详细的应急预案：如果朝廷大军来剿怎么办？如果数十万流寇来攻怎么办？如果清军突破边墙南下怎么办？
“我们的根本目标，不是争夺天下——至少现在不是。”李健总结道，“我们的目标是建设一个样板，一个示范。向天下人证明，在这乱世之中，除了当流寇杀人放火，除了被官府盘剥至死，除了易子而食，还有一种活法：普通人团结起来，用自己的双手和智慧，能创造出安定、富足、有尊严的生活。”
“如果陕西的百姓看到这种可能，如果山西、河南的难民听到这种消息，他们会怎么想？如果天下越来越多的人相信，不用跟着李自成杀人，也能活下去，甚至活得更好，那么这乱世的根基，是不是就会动摇？”
这话让众人陷入深思。顾炎武第一个反应过来，击掌赞叹：“盟主高明！此乃‘不战而屈人之兵’之上策！咱们不必与天下豪强争锋，只需做好自己，便是一面旗帜，一盏明灯！”
黄宗羲也频频点头：“昔年王阳明巡抚南赣，剿匪之余，兴办社学，教化百姓，匪患自消。今日我新家峁所做，正是阳明先生‘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之真谛。咱们要破的，是天下人心中那‘离乱必死’的绝望之贼！”
议事一直持续到深夜。当最终方案确定时，东方已露鱼肚白。
而在新家峁的街头巷尾，茶馆酒肆，普通百姓也在议论着外面的世界。
东市“老张茶馆”里，几个老人围坐一桌，桌上摆着本地产的炒青茶——茶叶粗糙，但价格便宜，已是普通人家待客的常物。
“听说了吗？河南那边，人吃人了。”一个缺了门牙的老汉摇头叹息，“我表侄前日从潼关回来，说路上见到好几处‘菜人市’，妇人孩童插草标卖，不是卖给人做奴仆，是卖给人做……做吃食！造孽啊！”
满座悚然。一个较年轻的中年汉子压低声音：“我也听跑商的说了，洛阳城外，人肉比猪肉还便宜。有些贼寇攻城，不为金银，就为抢人回去……”
“别说了别说了！”一个老妇人连连摆手，脸色发白，“听得我心里直抽抽。还是咱们这儿好，有饭吃，有衣穿，娃还能上学堂认字。我那孙子，昨天还背了《三字经》给我听呢！”
“是呀是呀，”众人附和，但神情并不轻松。
最先开口的老汉敲敲烟袋锅：“可不敢大意。外头乱成那样，迟早波及咱们。你们想想，要是几十万饥民涌过来，咱们救是不救？救，粮食不够；不救，他们就要抢。还有那些流寇，李闯王虽然东去了，谁知会不会杀回来？”
“怕啥！”一个满脸络腮胡的铁匠拍桌道，“咱们有李盟主，有顾先生、黄先生这些大才，有上万民兵队！上次刘文秀三万人都被打跑了！他李闯王来了，也得崩掉几颗牙！”
“刘三哥说得对，”茶博士提着铜壶过来续水，插话道，“咱们的火铳、火炮，那可是连官军都没有的好东西。我弟就在炮兵队，说咱们的红衣炮，一炮能打三里地，开花弹一炸一片！”
但角落里一个账房先生模样的老者幽幽开口：“武器是厉害，可要是朝廷调大军来征剿呢？洪承畴可是有十万人马，孙传庭在陕西也有数万精兵。咱们能打流寇，能打官军吗？那可是造反啊！”
这话让茶馆瞬间安静下来。造反，这两个字太重了。
良久，铁匠刘三嘟囔道：“咱们又没扯旗造反，剿什么剿？咱们还按时纳粮呢！赵知府都说了，咱们是‘保境安民’的典范，朝廷还该嘉奖才是！”
“话是这么说，”账房先生叹气，“可朝廷的心思，谁猜得准？今天说你是典范，明天可能就说你‘聚众谋逆’。这世道，讲理的地方越来越少了。”
茶馆里弥漫着担忧，但也有一份倔强的信心。大多数人相信，只要跟着李盟主走，只要新家峁上下齐心，就一定有办法渡过难关。
这份近乎盲目的信任，是七年来的点滴积累：是李健带他们从死亡边缘活下来；是顾炎武、黄宗羲教他们的孩子读书明理；是杨文远、韩小铁造出的水车、纺车改善了生活；是李定国、高杰带着民兵一次次击退来犯之敌……
这种信任，是新家峁最宝贵的财富，也是它能在乱世中屹立不倒的基石。
夜深了，李健独自登上新家峁中央的了望塔。这是去年新建的三层砖塔，高十丈，是方圆百里内的最高建筑。
春风带着暖意，从黄土高原的沟壑间吹来。但李健分明觉得，这风中夹杂着远方的血腥味，还有绝望的哭嚎。
塔上风大，吹得他的衣袍猎猎作响。他凭栏远眺，夜幕下的新家峁星星点点，那是千家万户的灯火。工坊区还有几处炉火未熄，玻璃窑的火焰映红了半边天。更远处，农田隐没在黑暗中，但李健知道，那里种满了希望。
从一个只想活下去的扶贫攻坚者，到如今百万人的领导者；从一个几十人的难民团伙，到如今控地数百里、军民十余万的强大势力。这八年，像一场梦，又像一次漫长的跋涉。
他知道历史的大潮正在汹涌而来。接下来几年，将是明朝最黑暗的时刻：
崇祯八年，绕道蒙古道路已经畅通，蒙八旗顺势建立；
崇祯九年，清军第四次入塞，掳掠山东；
崇祯十年，杨嗣昌提出“四正六隅十面张网”之策，但已无力回天；
崇祯十一年，清军第五次入塞，破济南，俘德王；
崇祯十二年，张献忠谷城再起；
崇祯十三年，李自成入河南，提出“均田免赋”，从此势不可挡；
崇祯十四年，李自成破洛阳，杀福王；
崇祯十五年，松锦大战，洪承畴降清；
崇祯十七年，李自成破北京，崇祯自缢煤山，清军入关……
每一次想到这个时间表，李健都感到窒息般的压力。新家峁这艘他亲手打造的小船，能在这惊涛骇浪中幸存吗？能载着这十万人抵达安全的彼岸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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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知道。他不是神，无法预知一切变量。但他知道，至少，他给了这些人一个避风港，给了他们活下去的机会和尊严。也给了这个黑暗的时代，一点不一样的亮色——证明人类除了互相残杀和掠夺，还可以合作、创造、建设。
或许，这就是他穿越的意义所在。不是拯救大明——他没那个能力，大明已经病入骨髓，非人力可救。而是在废墟之上，小心翼翼地种下一颗新文明的种子。这颗种子融合了现代的理性、科学与古代的文化、伦理，试图走出一条不一样的路。
至于这颗种子能不能发芽，能长成什么样子，他不知道。他只能尽力浇水、施肥、除草，然后交给时间，交给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人。
“夫君，”身后传来熟悉的声音。婉儿披着斗篷走上塔来，手中拿着一件外袍，“夜深风大，当心着凉。”
李健接过外袍披上，握住妻子微凉的手：“你怎么上来了？承平、安宁睡了吗？”
“都睡了。我见夫君久久不归，便寻来了。”婉儿靠在他肩头，一同望向远方的黑暗，“夫君又在忧心天下大事？”
“嗯。外面越来越乱了。”
“可咱们这里，不是越来越好了吗？”婉儿轻声道，“今日我去学堂，听到孩子们在唱新编的童谣：‘新家峁，好地方，家家有余粮，娃娃上学堂……’夫君，你给了这么多人一个家，一块能安生立命的土地。这已经是大功德了。”
李健心中暖流涌动。是的，他不是救世主，救不了天下亿万苍生。但他救下了眼前的这些人，给了他们希望。这就够了。
而在遥远的北京城，彻夜未眠的崇祯皇帝又一次披衣起身。他走到乾清宫外的丹陛上，仰望繁星点点的夜空。
司天监说，紫微星暗淡，荧惑守心，这是大凶之兆。崇祯不懂星象，但他能感觉到，这个帝国正在滑向深渊。
“皇爷，夜深了，回殿吧。”王承恩低声劝道。
崇祯没有回应。他久久伫立，直到晨露打湿了衣襟。
这位年轻而刚愎的皇帝，或许也在想：大明，还有救吗？朕如此勤政，如此操劳，为何局势一天比一天坏？是朕德行有亏，上天降罚？还是群臣无能，误朕误国？
他不知道。历史也不知道。只有时间，会给出残酷的答案。
天亮了。崇祯八年，就这样开始了。在新家峁，在李健的书房里，一份名为《新家峁发展规划》的文件刚刚定稿。这份数万字的规划，详细描绘了农业、工业、军事、教育、民生等各个方面的发展蓝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