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朔二年（前127年），时年30岁的汉武帝刘彻开始为自己修建陵寝——茂陵。
主父偃的战略眼光再度闪烁出与众不同的政治智慧之光，他向汉武帝提议：把天下豪强都迁至茂陵定居。
主父偃这里所指的“豪强”具体是这么三类人：其一，富甲一方的大户人家；其二，在地方上有影响力，能左右帝国子民言行的，欺行霸市的地痞富人；其三，地方游侠。
主父偃的逻辑在于，将这些人从地方上迁出，能净化地方环境，能充实京师长安的人口，还能快速造城，让偏僻的茂陵成为京师长安的一座新城。
如此一来，不动刀剑和刑罚，不兴杀戮就大幅降低了地方上的治理成本。
武帝听取了主父偃的意见，迁徙各郡国的豪强人物和财产超过三百万钱的富户到茂陵邑造城定居。
一切都如主父偃所判断的那样。
汉帝国所推行的定向迁徙工作遭遇了困难，以各种理由拒绝迁徙的；各种找人说情的；这些人的动机都一致：不愿意在天子脚下的茂陵受到各种约束；不愿意放弃自己在地方上的灰产（灰色产业）与各种作威作福。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卷十九》中记载了这么一位典型人物——游侠郭解，我们透过郭解的故事不仅能深刻理解主父偃的朝政逻辑，更能管中窥豹地看清汉帝国这一时期的政治格局。
郭解原本是轵县（河南济源南轵城）的一位侠客，在关东地区（函谷关以东）赫赫有名，这类人原本按照帝国的朝政就在迁徙之列。
但是郭解不愿意放弃自己在关东地区的声名与家族利益，不愿意迁徙至茂陵，并为此展开了一系列“公关活动”。
郭解拐弯抹角地找到了朝廷的大红人——将军卫青，委托卫青在汉武帝面前求情，希望能从迁徙名单中剔除。
卫青本就是一位在政治上尚欠敏锐的新贵，他竟然真的去找了汉武帝。
汉武帝看见卫青欲言又止的样子后主动驻足发问：“将军为何事犯难？”
卫青心头一震，横下心，跪下来，伏地叩首后起奏：“臣听说郭解家中贫困，不合迁徙的标准，请皇上……”
卫青话尚未说完，汉武帝哈哈大笑，这是发自他内心的笑声，他笑卫青太嫩，被人卖了还要帮人数钱。
“郭解的确是平民，但是他的权势已经大到能让我们汉帝国的卫将军帮他说情，卫将军，你依然还认为他郭解家没钱吗？不！他都能托人找到卫青将军为他说情，这足以证明他家不穷。”
武帝刘彻并没有多说一个字。
卫青这才恍然大悟，肠子都悔青了，干嘛要掺和这件事，他郭解坑我不浅啊！
郭解做梦也不曾料到，他自己的那点小心思和小伎俩在刘彻、主父偃、公孙弘这些千年的狐狸面前啥也不是！更令郭解不曾料到的事情是，汉武帝就此记住“郭解”，这种被记住一定不是什么好事！以至于当郭解一家在茂陵定居之后，武帝刘彻命人暗地调查郭解过去所犯下的那些事儿，并将其逮捕……
很显然，郭解之所以被汉武帝盯上，正是因为他敏感地意识到，郭解这人不简单，能将触角伸向汉帝国朝堂的汉军之中，竟然能让卫青为其说情，这个人的背后一定藏着有损于帝国，有损于朝廷，有损于汉军的烂事。
但是关于郭解的审讯并不顺利。
调查和审讯显示郭解在过往的确杀人如麻，但都是一些芝麻小事。诸如在街上被人撞了一下，不小心踩了一脚，甚至是睁大眼睛瞪了他一眼，提高嗓门吼了几句等等这类小事均被郭解视为冒犯而动刀……
棘手之处在于，这些案件都发生于朝廷大赦之前，这也就意味着这些命案都只能不了了之。
但是就在审理郭解的案件过程中发生了一件咄咄怪事：一名来自郭解老家——轵县（河南济源南轵城）的儒生前来参与旁听，竟然会在京师长安被杀身亡。
也许是因为郭解名声太响亮，也许是郭解这位侠客在轵县生活期间行侠仗义，吸引了很多人默默参与了审讯郭解的这一场“吃瓜盛宴”。
在众多来自轵县的吃瓜群众中，大部分都倾向于为郭解说好话认为郭解贤能（汉武时期频繁“举贤良”，于是贤能、贤良二词就成为对当事人的顶格正面评价）。偏偏这位儒生反其道而行之，反驳道：“郭解为人奸邪，怎么能说他贤能！”
支持郭解贤能的这帮子人一不做二不休，择机悄悄做掉了这名儒生，甚至还割去了其舌头，以此告诫大家——这就是胡说八道的下场。
郭解的这一帮粉丝们一定不曾意料到他们的这一暴行直接就将郭解一家子全部送走！
案子上报武帝刘彻，刘彻组织廷议。
名嘴公孙弘讲了一套无懈可击的理论。
“郭解虽然只是一个平民百姓，但是习惯性地干一些行侠弄权的破事，看谁不顺眼就随意杀掉；关于轵县的那名儒生被杀，郭解虽然不知情，但这个罪比郭解亲手杀人还要大，就凭他的这一份影响力，也应该按大逆不道的罪名判决论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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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孙弘这番站位极高的论述，堪称“诛心之论”。
公孙弘的高明之处在于，他跳出具体罪证，提出“影响力即罪证”的政治逻辑：“解虽不知，此罪甚于解杀之”。这句话将郭解定义为朝廷体制外的权力核心，其存在本身即是对皇权的挑战，必须用最严厉的罪名（大逆不道）铲除，以儆效尤。
郭解毫无悬念地被灭族。
至此，郭解的案子尘埃落定。
至此，在郭解案子的影响下，汉帝国迁徙豪强定居于茂陵的“造城”朝政得以顺利实施。
主父偃的顶层设计精妙之处在于，将关外的豪强迁徙至茂陵是一项极富战略眼光的“温和削藩”。在悄无声息之间达成三重目的：铲除地方势力根基、充实京师人口与经济、将豪强置于天子眼皮下便于监控。
不得不承认，这简直就是一项系统化的社会重组大工程，而郭解家族的身家性命，则成为这一大工程的献祭品。
这与郭解本人无关，与主父偃的献策无关，与公孙弘的“宏大叙事”无关，这仅仅只是汉武时代的一颗尘埃，落在任何当事人头上都是泰山压顶之势。
我们认为，这便是深埋于历史之中的“政治”。
郭解必须死，其背后的政治逻辑在于：
一是象征意义大于实际罪行：他代表了游离于法度之外的“第二权力系统”，此种平行权威是中央集权的大忌。
二是测试徙豪政策的试金石：严惩郭解，是对所有观望豪强的最强震慑，表明朝廷决心无可动摇。
三是杜绝军政勾结的隐患：其触角能伸向卫青，暗示游侠网络可能渗透军队，这是武帝绝不能容忍的底线。
四是意识形态的必然清剿：游侠“以武犯禁”“以私义代公法”的价值观，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集权教化根本冲突。
关于这一历史切片，史家大佬班固、荀悦、司马光纷纷发表各自的观点，我们将其提纲挈领式地总结一下，这样有利于我们站位稍高一点去充分理解《资治通鉴》的政治内涵。
班固认为，游侠兴于礼崩乐坏的末世，如郭解之流以平民之身窃取生杀之权，虽偶有扶危济困之行，实则破坏等级秩序，挑战朝廷法度，其死非不幸，乃必然。历史发展自诸侯而下权力渐次失序，游侠正是体制溃散之产物，必须严惩以正纲纪。
荀悦认为，世有三种败坏法度、惑乱民心的势力：游侠、游说者与权谋游士。他们不事生产，专务交结党羽、沽名钓誉，或凭武力横行，或以诡辩操纵舆论，或迎合上位而谋取私利，皆属“奸民”。治国应使士农工商各安本业，禁绝此类虚浮之风，以仁礼教化天下，方能长治久安。
司马光虽未以“臣光曰”直接评述，但他详细记录此事并大段引述班固、荀悦之论，其史观已不言自明：郭解之死，揭示了中央集权与地方豪强的根本矛盾。汉武帝与主父偃之策，名为徙豪，实为削藩。郭解试图以私谊动摇国策，恰恰暴露了其势力对朝廷的潜在威胁，他的覆灭，是朝廷权威对民间私权的彻底碾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