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朔二年（前127年），匈奴入侵上谷郡（河北怀来）、渔阳郡（北京密云），杀害和掳掠官吏百姓一千多人。
毫无疑问，匈奴这是报复去年（前128）被卫青斩杀数匈奴人之举。
从东边的渔阳到西边的上谷，东西相距150k，很显然匈奴这是吸取了去年（前128年）雁门之战的教训，大幅缩短了战线，集中兵力，谨防再度被汉军给吃掉。
面对匈奴的报复之举，汉武帝跳出了既定的抗击来犯定式思维，别开生面地开启了一场“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的战争。
汉武帝大手一挥，命名将卫青、稳健派的老将李息从云中郡（内蒙托克托，此地位于上谷以西460k，位于渔阳以西600k）向西主动出击匈奴。
你袭扰我大汉帝国的上谷和渔阳，我派遣汉军西征你匈奴所盘踞的河南地！这便是汉武帝这一年用兵的战略意图。
匈奴右翼盘踞于河南地的白羊王和娄烦王显然不曾料到汉帝国还会玩这一招，于是被极度擅长长途奔袭的卫青杀了个人仰马翻。
卫青这一支骑兵一路向西杀到陇西（甘肃临洮，此地位于云中西南1100k），在黄河南岸找到了娄烦王和白羊王主力，并发动了突然袭击，匈奴一击即溃，汉军斩敌数千，俘敌数千。卫青一把收割了白羊王和娄烦王的全部家当——夺得牛羊一百多万头，赶走了自秦末开始，一直盘踞于河南地的匈奴部落，夺取了河南地。
有必要解释一下河南地。
早在战国时期，秦和魏就围绕着该地区拉锯多年。秦末，始皇驾崩后，匈奴乘虚而入，占据河南地，这一占就是近一个世纪。
这里的河南地指的是黄河“几”字弯以南、阴山山脉以南的河套平原一带，大致范围包括今天的内蒙古河套地区、宁夏平原以及陕西北部的部分区域。
河南地水源充沛、土壤肥沃，既是匈奴重要的游牧基地，也是汉帝国向北拓展的关键战略要地，汉帝国于“河南之战”拿下此地这是极大地削弱匈奴的南下对汉帝国所产生的威胁。白羊王与娄烦王这两个部落属于匈奴的附庸部族，长期以河南地的草原、河套平原为游牧领地，既为匈奴守卫南部边界，也时常配合匈奴南下袭扰汉朝边境，因此成为卫青收复河南地时的首要打击目标。
稳健着称的老将李息虽然没有长途奔袭，但是也在大后方对匈奴产生了威慑，武帝此次用兵，一老一新的搭配之举，妙不可言。
战后，武帝下诏封卫青为长平侯。就连卫青麾下的校尉苏建和张次功也都被封侯，封苏建为平陵侯，封张次功为岸头侯。
政治智慧拔尖的主父偃，第一时间向汉武帝建言：河南地土地肥沃，外有黄河天堑，如果在此设置郡县，以此地为桥头堡抗击匈奴，不仅拓展了汉帝国的疆域，而且还能极大方便对匈奴用兵，节减后勤辎重的运输成本，大幅提高漕运效率。
有些政治智慧极高之人源于天赋，是上天的恩赐，主父偃就是这类人，政治敏锐性极高，政治智慧远超常人。
当汉武帝将主父偃的提议交给群臣廷议后，众大臣却百口一词地表示反对，反对理由也很简单粗糙：太远，鞭长莫及，不方便，得不偿失。
此时此刻作何决策就考验着武帝刘彻的智慧了。
此时的刘彻已经年满30岁，已执掌汉帝国长达14年，他毅然决然地支持了主父偃的提议——设置朔方郡，派遣苏建征调十多万民夫修筑朔方城（内蒙杭锦旗北黄河南岸），又修缮原秦王朝时期蒙恬所建造的防范匈奴的长城。汉帝国边防军民，匈奴人想要拿回河南地，想要南下入无人之境袭扰汉帝国，势必难于登天。
匈奴人哭了！
汉武帝笑了！
司马光却酸了，他在《资治通鉴卷十八》中记载：“内地至河南地的水陆运输的路程十分遥远，自崤山以东的地区，人民都蒙受运输的劳苦，耗资高达数十百万，钱府粮库被支付一空。汉朝还放弃了上谷郡所辖的与匈奴犬牙交错的僻远县份。”——引自《资治通鉴》白话文版。
朔方城基建完成之后，汉帝国用政策导向性激励，从内地招募了十万汉帝国子民迁居朔方郡屯垦戍边，此举极大地充实边境人口与夯实经济基础。
汉军常驻朔方，将河南地打造成汉朝向北出击匈奴的前沿军事基地，为后续卫青、霍去病的漠南、河西之战提供了稳固的后勤与兵源支撑。
元朔二年（前127年）匈奴入侵上谷、渔阳，也算是绞尽脑汁玩出了新花样——收缩战线，防止被汉军切瓜，试探一下这种打法是否更优？
对不起！
这一票匈奴再度失望了！
汉武帝的应对却完全跳出了被动防御的思维框架——你东线侵扰，我西线出击，直接瞄准匈奴战略要地“河南地”。
河南之战的显赫战绩并非这一段历史的闪光点，最耀眼之处在于战后的系列动作，那里面才深藏着政治智慧与汉帝国坚如磐石的意志。
主父偃在卫青刚刚取得军事胜利、朝野振奋之际提出设郡建议，正是利用了“胜利窗口期”。
主父偃深刻地意识到一点：军事占领只是第一步，政治建制才是长久之策。
火眼金睛的主父偃读懂了河南地的战略价值：军事价值——黄河天堑+长城防线=天然屏障；经济价值——土地肥沃可屯田戍边，减轻内地粮草运输压力；战略价值——成为北伐匈奴的前沿基地，变被动防御为主动出击。
即便如此，群臣却依然固执地以“遥远不便”为由予以反对设置朔方郡。这便是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战略眼光是一种稀缺资源，注定只有极少数人才能拥有。
主父偃敏锐地抓住汉武帝开疆拓土、彻底解决匈奴问题的核心诉求，将建议包装为“汉家万世之利”，而非一时之功。
我们不得不承认，汉武帝的确是有着超越常规的政治魄力。
时年30岁的汉武帝已执政14年，逐渐形成了清晰的战略思维：不满足于击退来犯之敌，而要夺取战略主动权；他深刻地理解“短期投入”与“长期收益”的辩证关系。
汉武帝的超常政治魄力在“河南之战”事前事后都展现得淋漓尽致。战前，刘彻用卫青（新锐）与李息（稳健）的战术组合；战后，在众臣反对时能识别主父偃建议的战略价值；最终抓住历史机遇建成了朔方郡，及时封赏卫青及部下，树立功臣榜样。这些行为，无一例外都属于高水准的政治操作。
而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的批评意见不经意暴露了他传统保守的史观，关于这一点，司马光多次不经意间流露于字里行间。
这段历史完美诠释了何为战略眼光？什么是政治智慧？什么叫历史机遇？以及伟大的决策是如何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