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2年，洛阳狱中，一盏昏黄的油灯摇曳不定，映照着一个年过六旬的老者。
他衣衫褴褛，脸上带着刑讯的伤痕，却依旧挣扎着想要拿起案上的竹简——那是他耗费半生心血编撰的《汉书》，还有几篇“志”与“表”尚未完成。
这位老者，便是班固，字孟坚。
在中国历史上，能被称为“巨匠”的人不多，班固算一个。
他与司马迁并称“班马”，凭一部《汉书》开创纪传体断代史的先河；
他跻身“汉赋四大家”，一篇《两都赋》让洛阳名都风采流传千古；
他还曾跃马边疆，在燕然山上刻石记功，见证大汉铁骑的赫赫威名。
可就是这样一位文能着史、武能筹谋的人物，最终却落得个狱中含冤而死的结局。
如果说司马迁的《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那班固的《汉书》便是“一代之实录，百代之准绳”。
但班固绝不仅仅是“第二个司马迁”，他有自己的理想，自己的挣扎，自己的传奇。
接下来，我们就顺着时光的脉络，去看看这位东汉大儒的一生——看他如何继承父志，如何身陷囹圄却因祸得福，如何用近四十年的光阴，为一个王朝写下最完整的注脚。
公元32年，东汉光武帝建武八年，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的班家迎来了一个男婴。
父亲班彪看着襁褓中眉眼清秀的孩子，想起自己未竟的史学事业，给孩子取名“固”，字孟坚——“固”者，坚定、稳固也，他希望这个儿子能坚守班家的学问根基，更能完成自己毕生追求的修史大业。
班家可不是普通人家，用现在的话说，这是一个“学术世家+官宦世家”的双重豪门。
班固的祖先可以追溯到楚国令尹子文，秦末战乱时迁徙到扶风，从此在这里扎根。到了汉武帝时期，班家出了个名人叫班壹，以畜牧起家，积累了巨额财富，成为当地望族。
此后班家世代为官，更重要的是，他们始终保持着对学问的敬畏与传承。
班固的祖父班稚，在汉哀帝时期担任广平太守，为人正直，学识渊博；父亲班彪，更是东汉初年着名的史学家、文学家。班彪年轻时恰逢王莽篡汉、天下大乱，他带着家人四处避难，却始终没有放弃读书着史。
后来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天下安定，班彪被征召为官，却依旧醉心史学。他认为司马迁的《史记》虽然伟大，但“是非颇缪于圣人”，而且只写到汉武帝时期就戛然而止，之后的历史记载要么杂乱无章，要么荒诞不经。
于是班彪决心续写《史记》，编撰了《史记后传》六十五篇，为西汉历史补上了关键的篇章。
生长在这样的家庭里，班固的童年注定与书本为伴。
用《后汉书》的话说，他“九岁能属文，诵诗赋”，简直是个神童。
别的孩子还在田间嬉戏、街头打闹的时候，班固已经能熟练背诵儒家经典，写出像样的文章了。
更难得的是，他不仅聪明，还特别勤奋。班家藏书丰富，班固就像一条游鱼，在书海里尽情遨游，从儒家的《诗》《书》《礼》《易》《春秋》，到道家、法家、墨家等诸子百家的着作，他无一不读，无一不精。
不过班固可不是个死读书的书呆子。
他做学问有个特点，“不为章句，举大义而已”——也就是说，他不纠结于个别字词的解释，而是着重领会书中的核心思想和精神内涵。
这种读书方法让他博采众长，形成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而且班固性情宽和，待人友善，从不因为自己才学出众就自视甚高，所以当时的儒生们都很喜欢他，愿意和他交流学问。
班固十岁那年，发生了一件有意思的事。
当时着名的思想家王充来到洛阳，偶然见到了班固，一番交谈之后，王充对班彪感叹道：“此儿必记汉事！”
意思是说，这个孩子将来一定能写下汉朝的历史。
王充眼光毒辣，一语中的，可当时谁也没想到，这句话会成为班固一生的写照，更没想到他会用一种近乎悲壮的方式去践行这个预言。
建武二十年（公元44年），班固十二岁，班彪正式开始编撰《史记后传》。
班固常常在父亲身边，看着父亲伏案疾书，听着父亲谈论历史兴衰、人物得失，心中对史学的热爱愈发浓厚。
他不仅帮父亲整理资料、抄写书稿，还经常提出自己的疑问和见解。
有一次，他问父亲：“《史记》记载黄帝以来数千年历史，为何到汉武帝就停止了？”
班彪摸着他的头说：“历史需要有人记录，更需要有人传承。我续写《史记》，是为了让后世知道西汉的完整历史，也是为了阐明圣人之道、正统之理。”
班固似懂非懂地点点头，却在心里埋下了一颗种子：将来，他要完成父亲的事业，编撰一部真正属于汉朝的史书。
建武二十三年（公元47年），十五岁的班固告别家人，来到洛阳太学求学。
太学是当时全国最高学府，汇聚了天下英才和顶尖的学者。
在这里，班固如鱼得水，不仅系统学习了儒家经典，还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比如后来成为东汉名臣的崔骃、李育等人。
他们经常一起讨论学问、纵论天下大事，班固的学识和眼界也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提升。
在太学的七年里，班固的名声越来越大。
他不仅学问好，而且为人正直，待人诚恳，就连当时的东平王刘苍都听说了他的名声。
刘苍是汉明帝的弟弟，深受皇帝信任，被任命为骠骑将军，准许他选拔四十多位幕僚。
刘苍特意派人邀请班固加入自己的幕府，班固欣然前往，写下了《奏记东平王苍》，为刘苍举荐了多名贤才，大多被刘苍采纳。
这段经历让班固初步接触了官场，也让他看到了东汉王朝的政治运作模式，为他后来编撰《汉书》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建武三十年（公元54年），一则噩耗传来——班彪病逝了。
正在太学求学的班固悲痛欲绝，立刻动身赶回扶风老家奔丧。
居丧期间，班固整理父亲的遗物，看到了那部尚未完成的《史记后传》。
书稿字迹工整，却有许多地方还带着涂改的痕迹，有些篇章甚至只有大纲，没有正文。
看着父亲的心血之作，班固想起了父亲生前的嘱托，想起了王充的预言，心中涌起一股强烈的责任感：他要完成父亲未竟的事业，编撰一部完整、详实、正统的西汉史书。
这个决定，改变了班固的一生。
他不会想到，这个看似简单的“继承父志”，会让他身陷囹圄，也会让他名垂青史；会让他得到皇帝的赏识，也会让他卷入政治的漩涡，最终付出生命的代价。
在东汉，修史可不是一件随便的事。
当时朝廷对史学控制极严，私人编撰国史被视为违法行为，一旦被举报，后果不堪设想。
班彪编撰《史记后传》时，虽然没有明确得到朝廷许可，但因为他当时已经是朝廷官员，而且书稿主要是续写《史记》，没有触及太多敏感内容，所以才没有引来麻烦。
但班固不一样。
他当时只是一个普通儒生，没有官职，没有背景，却要编撰一部完整的西汉史书——这已经不是“续写”，而是“重修”，其风险可想而知。
有人劝他：“你父亲的书稿已经很完备了，何必再冒这个险？不如安心做官，光宗耀祖。”
也有人说：“私修国史是大罪，一旦被人告发，不仅你自身难保，还会连累家人。”
但班固心意已决。
他对劝他的人说：“历史者，国之根本也。西汉二百余年，圣君贤臣辈出，功德卓着，若不能留下完整准确的记载，实为后世之憾。我父亲毕生为此，我岂能半途而废？”
于是，班固不顾风险，在扶风老家开始了《汉书》的编撰工作。
他以父亲的《史记后传》为基础，广泛搜集资料，包括宫廷档案、民间记载、诸子百家着作等。
为了核实一个历史事件的细节，他常常翻遍家中藏书；为了考证一个人物的生平，他不惜走访各地，询问知情人士。
那段时间，班固几乎闭门不出，每天从清晨写到深夜，饿了就随便吃点东西，困了就趴在案上打个盹，书稿一天天增厚，他的眼睛也一天天熬红了。
班固的弟弟班超，也就是后来出使西域、“投笔从戎”的那位英雄，看着哥哥如此辛苦，又担心他的安危，劝他说：“哥哥，修史固然重要，但也不能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
不如先去做官，等得到朝廷许可后再继续编撰也不迟。”
班固笑着说：“我若去做官，琐事缠身，哪里还有时间修史？再说，朝廷未必会同意我做这件事。我现在这样，虽然辛苦，却能专心致志，早日完成父亲的遗愿。”
班超知道哥哥的脾气，只好不再劝说，转而帮他搜集资料、打探消息，保护他的安全。
班固的妹妹班昭，也是一位才女，当时虽然年纪还小，却也经常帮哥哥抄写书稿、整理竹简。
在家人的支持下，班固的编撰工作进展顺利，到永平五年（公元62年）时，已经完成了一部分书稿。
可就在这时，意外发生了。
有人向朝廷告发了班固，说他“私改国史，非议朝政”。
这个举报简直是致命的——“私改国史”是实打实的罪名，而“非议朝政”更是触怒龙颜的重罪。
汉明帝刘庄得知后，当即下令逮捕班固，押解洛阳入狱，同时抄没他的全部书稿。
消息传到扶风，班家上下陷入恐慌。
班超知道，哥哥这次凶多吉少，如果不能及时为他辩白，恐怕会性命难保。
情急之下，班超决定亲自赶赴洛阳，向汉明帝上书陈情。
有人劝他：“你一个平民百姓，怎么能见到皇帝？万一触怒陛下，连你也会被牵连。”
班超说：“我哥哥是被冤枉的，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送死。就算粉身碎骨，我也要为他辩白！”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
于是，班超星夜兼程赶往洛阳，冒着生命危险上书汉明帝。
在奏书中，班超详细说明了班固编撰史书的初衷：“臣兄固，家世儒学，父彪躬修史传，未竟而卒。固感父志，欲终其业，编撰《汉书》，旨在记录西汉圣君贤臣之功德，阐明大汉正统之理，并无半点私意，更无非议朝政之举。书稿之中，字字句句皆有依据，不敢虚言。望陛下明察，还臣兄清白。”
汉明帝看完班超的上书，半信半疑。
他对班固的才华早有耳闻，但“私修国史”毕竟是重罪，不能仅凭一封上书就轻易赦免。
于是，汉明帝下令将抄没的书稿呈上来，他要亲自审阅。
当那些写满工整字迹的竹简被送到皇宫时，汉明帝静下心来，一篇一篇地翻阅。
越看，他越惊讶；越看，他越佩服。
他发现，班固的书稿体例严谨，内容详实，语言典雅，不仅完整记录了西汉的历史，还处处体现着儒家正统思想，歌颂大汉功德，完全没有举报者所说的“非议朝政”之意。
尤其是书中对西汉历代帝王的记载，既肯定了他们的功绩，也不回避他们的过失，做到了客观公正；对忠臣义士的赞扬，对奸佞小人的批判，更是旗帜鲜明，符合朝廷的教化需求。
汉明帝看完书稿后，不禁赞叹道：“班固真乃奇才也！如此史学造诣，世间罕见。他编撰《汉书》，实为大功一件，而非罪过。”
于是，汉明帝当即下令，释放班固，并召他入宫。
见面之后，汉明帝与班固畅谈历史，发现他不仅学识渊博，而且见解独到，对西汉历史的脉络、人物的得失了如指掌。
汉明帝十分高兴，当即任命班固为兰台令史——这是一个负责掌管宫廷藏书、编撰史书的官职，虽然品级不高（秩百石），但却能接触到大量宫廷档案和珍贵资料，正是班固修史所需要的。
就这样，一场灭顶之灾，因为班固的才华和班超的勇气，最终变成了命运的转机。
班固不仅洗清了冤屈，还得到了皇帝的赏识，获得了修史的合法身份和便利条件。这一年，班固三十岁，他的修史事业，终于走上了正轨。
担任兰台令史后，班固的首要任务是与陈宗、尹敏、孟异等史官一起编撰《世祖本纪》，记录光武帝刘秀的生平事迹。
班固充分发挥自己的史学才华，精心编撰，很快就完成了这部着作。
汉明帝看后非常满意，提拔他为郎官，负责“典校秘书”——也就是整理和校对宫廷藏书。
这个职位让班固得以接触到更多之前难以见到的珍贵资料，比如西汉的宫廷档案、名臣奏议、郡国志书等，为《汉书》的编撰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在编撰《世祖本纪》的同时，班固没有忘记自己的初心，继续推进《汉书》的编撰工作。
他利用工作之便，广泛搜集资料，对之前的书稿进行修改和完善。
他调整了史书的体例，将《史记》的“书”改为“志”，取消了“世家”，将汉代勋臣世家一律编入“传”，使体例更加严谨统一。
这种“断代为史”的体例，是班固的一大创举，从此之后，历代正史都沿用了这种体例，影响极为深远。
永平九年（公元66年），班固将已经完成的《汉书》部分书稿（包括《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呈给汉明帝。
汉明帝看完后，对班固的工作更加肯定，正式下诏，允许他继续编撰《汉书》，并给予他充分的支持——不仅可以自由查阅宫廷藏书，还可以调用相关史官协助工作。
得到皇帝的正式授权后，班固更加努力。他每天除了完成本职工作外，所有时间都用来编撰《汉书》。
为了保证史书的准确性，他对每一个历史事件、每一个人物传记都反复考证，多方核实；为了使语言更加典雅流畅，他对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仔细斟酌，反复修改。
有时候，为了一个细节，他会查阅数十种资料；有时候，为了一句话，他会思考好几天。
就这样，班固在兰台令史、郎官的职位上，一干就是二十多年。
这二十多年里，他始终坚守初心，潜心修史，不管外界有多少诱惑，不管官场有多少纷争，他都不为所动，一门心思扑在《汉书》上。
他的生活简单而枯燥，却也充实而满足——因为他知道，自己正在做一件伟大的事情，一件能够流传千古的事情。
班固不仅是一位伟大的史学家，还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
在编撰《汉书》的同时，他在文学上也取得了极高的成就，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两都赋》和《白虎通义》。
东汉建立之初，都城定在洛阳，但关中地区的一些前汉遗老始终怀念长安的繁华，认为洛阳不如长安地势险要、物产丰富，多次上书请求迁都长安。
汉明帝虽然没有同意，但这件事一直是朝廷的一个隐患。
班固认为，迁都不仅会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还会动摇国家的根基，于是决定写一篇赋，盛赞洛阳的优势，驳斥迁都的论调。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
永平年间，班固精心构思，写成了《两都赋》。
这篇赋分为《西都赋》和《东都赋》两部分，采用对话的形式，虚拟了“西都宾”和“东都主人”两个人物。
“西都宾”极力夸耀长安的地势险要、宫室壮丽、物产丰富、风俗奢华，认为长安才配得上大汉的都城；“东都主人”则反驳说，真正的都城不在于地势险要和宫室奢华，而在于君主的贤明、政治的清明、民生的安乐。
他详细描绘了洛阳的建制之美、礼仪之盛、教化之隆，歌颂了东汉王朝的太平盛世，指出东汉之所以定都洛阳，是为了吸取西汉因奢侈而衰败的教训，推行仁政，造福百姓。
《两都赋》篇幅宏大，辞藻华丽，气势磅礴，既展现了班固高超的文学才华，又体现了他的政治远见。
赋中对长安和洛阳的描绘细致入微，对东汉的政治、经济、文化、礼仪等方面的记载详实生动，不仅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还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汉明帝看完《两都赋》后，非常满意，将其视为驳斥迁都论的重要武器，下令将其广为流传。
从此之后，请求迁都的声音渐渐平息，洛阳作为东汉都城的地位更加稳固。
《两都赋》的成功，让班固在文学界声名鹊起，与司马相如、扬雄、张衡并称为“汉赋四大家”。
但班固并没有因此骄傲自满，而是继续潜心学问，在儒学研究上也取得了重大成就。
汉章帝建初四年（公元79年），汉章帝刘炟为了统一儒家思想，加强思想统治，召集宗室诸王、文武大臣和着名儒者在白虎观举行大会，讨论《诗》《书》《易》《礼》《春秋》等儒家经典的理论异同。
这次会议规模宏大，议题重要，汉章帝亲自出席，并亲自裁决是非。
班固作为当时着名的儒者和史官，奉诏出席了这次会议，并担任记录官，负责将会议讨论的结果整理成书。
白虎观会议持续了数月之久，各位儒者围绕着儒家经典的核心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班固不仅要准确记录各位学者的观点，还要对这些观点进行整理、归纳、提炼，使其系统化、理论化。
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需要深厚的儒学功底和高超的文字驾驭能力。
班固凭借自己的学识和才华，圆满完成了这项任务，将会议结果整理成了《白虎通义》（又称《白虎通德论》）。
《白虎通义》共四卷，汇集了当时儒家思想的精华，明确了儒家经典的核心要义，确立了三纲五常等封建伦理道德规范，成为汉代儒学的集大成之作。
这部书不仅是东汉王朝的“法典性”着作，规定了国家的政治制度、礼仪规范和道德准则，还对后世的儒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汉章帝对《白虎通义》非常重视，下令将其颁行天下，作为官方的儒学教材和思想准则。
《两都赋》和《白虎通义》的相继问世，让班固成为当时文坛和学界的领袖人物，深受汉章帝的赏识和信任。
汉章帝比汉明帝更加喜爱风雅文章，经常召班固入宫，与他讨论学问、鉴赏文章。
有时候，班固会在皇宫内室读书到深夜；有时候，汉章帝外出巡狩，班固会写下颂扬的赋献上；有时候，朝廷举行重大会议，汉章帝会让班固出面问难公卿大臣，公开辩论。
随着地位的日益提高，班固的生活也逐渐改善。
建初三年（公元78年），他升任玄武司马，主管洛阳北门，秩比千石，俸禄有了明显提高。
但班固心中却有一丝遗憾：他认为班家两代人为东汉服务，父亲班彪官至望都长，而自己虽然才华出众，深受皇帝信任，却只是一个郎官出身的玄武司马，职位并不算高，与自己的学识和贡献不相称。
于是，班固仿效东方朔的《答客难》、扬雄的《解嘲》，写下了《宾戏赋》。
在赋中，他虚拟了一位“宾”对自己的遭遇表示同情，认为他才华出众却职位不高，是“大材小用”；而“主人”则反驳说，君子的价值不在于职位的高低，而在于是否能坚守正道、实现理想。
他表示，自己虽然职位不高，但能够潜心修史、着书立说，为国家和后世做出贡献，这就足够了。
《宾戏赋》既表达了班固对自己地位的不满，也体现了他坚守理想、不慕名利的高尚品格。
其实，班固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感慨，并不是因为他贪图富贵，而是因为他心中有更大的抱负。
他希望能够得到更高的职位，拥有更大的权力，这样不仅能够更好地完成《汉书》的编撰工作，还能够为国家做更多的事情。
但他没有想到，正是这种对功名的追求，让他在晚年卷入了政治的漩涡，最终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汉章帝章和二年（公元88年），汉章帝病逝，年仅十岁的汉和帝刘肇即位，窦太后临朝听政。
窦太后是东汉开国功臣窦融的曾孙女，她掌权后，大力提拔自己的亲属，任命哥哥窦宪为侍中，弟弟窦笃、窦景等也都身居要职，窦氏家族一时权倾朝野。
窦宪这个人，虽然有一定的才能，但性格专横跋扈，目无法纪。
他因为嫉妒齐殇王的儿子刘畅得到窦太后的赏识，竟然派人刺杀了刘畅。
事情败露后，窦太后大怒，将窦宪囚禁在宫中，准备治他的罪。
窦宪害怕被杀，于是请求率军北征匈奴，以军功赎罪。
当时，匈奴分为南北两部，南匈奴亲汉，北匈奴反汉，经常侵扰汉朝边境。
南匈奴请求汉朝出兵讨伐北匈奴，朝廷正有此意。
窦太后考虑到窦宪是自己的哥哥，又确实有一定的军事才能，于是同意了他的请求，任命他为车骑将军，率领大军北征匈奴。
这一年，班固正在家为母亲守丧。
得知窦宪率军北征匈奴的消息后，班固的心中涌起一股强烈的冲动。
他虽然是个文人，但班家世代有与边疆事务打交道的传统，他的祖先班壹曾在边疆畜牧，父亲班彪也曾关注边疆问题，弟弟班超更是在西域立下了赫赫战功。
而且，班固当时已经五十六岁了，他知道自己如果错过这次机会，恐怕再也没有机会实现自己的军事抱负了。
于是，班固决定投附窦宪，加入北征匈奴的大军。
有人劝他：“窦宪专横跋扈，声名狼藉，你投奔他，恐怕会惹祸上身。你现在已经是着名的史学家、文学家，功成名就，何必冒这个险？”
班固说：“我一生潜心修史，虽然着有《汉书》，但未能为国家立下军功，心中总有遗憾。如今国家有难，正是我为国效力的时候。窦宪虽然有缺点，但他此次北征匈奴，是为国家建功，我相信他会重用有才能的人。”
于是，班固在守丧期满后，毅然前往窦宪的军营，请求加入北征大军。
窦宪早就听说过班固的大名，知道他学识渊博，才华出众，而且熟悉历史和边疆事务，非常高兴，当即任命班固为中护军，参预谋议——这是一个重要的军事参谋职位，负责协助窦宪制定作战计划、处理军政事务。
永元元年（公元89年），窦宪率领大军出征，班固随行。
这是班固第一次离开书斋，踏上边疆的土地。
他看到茫茫草原一望无际，大漠风沙漫天飞舞，心中感慨万千。
他虽然没有上过战场，但凭借自己的历史知识和参谋才能，为窦宪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
在班固的协助下，窦宪制定了周密的作战计划。
大军兵分几路，向北匈奴发起进攻。
汉军士气高昂，作战勇猛，北匈奴军队节节败退。
在稽落山（今蒙古国额布根山）一战中，汉军大败北匈奴主力，斩首一万三千级，俘获马、牛、羊、骆驼等牲畜百余万头，招降北匈奴部落二十余万人。
稽落山之战后，窦宪、耿秉等将领率领大军继续北进，深入沙漠三千多里，一直打到燕然山（今蒙古国杭爱山）。
燕然山是北匈奴的腹地，汉军在这里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仪式。
窦宪为了纪念这次大捷，命令班固撰写铭文，刻在燕然山上，以彰显大汉的威德。
班固欣然领命，挥笔写下了着名的《封燕然山铭》。
这篇铭文气势恢宏，言辞激昂，既歌颂了汉军的赫赫战功，也表达了大汉王朝维护边疆安定、促进民族融合的决心。铭文写道：“铄王师兮征荒裔，剿凶虐兮截海外。夐其邈兮亘地界，封神丘兮建隆嵑，熙帝载兮振万世！”
意思是说，强大的王师征伐遥远的边疆，剿灭凶暴的敌人，跨越遥远的地界，在燕然山刻石封神，彰显帝王的功德，流传万世！
《封燕然山铭》刻石立碑后，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段佳话。
“燕然勒功”也成为后世将士追求的最高荣誉之一。
班固凭借这篇铭文，不仅实现了自己的军功抱负，还再次展现了自己高超的文学才华。
这次北征匈奴，让班固的人生达到了顶峰——他既是着书立说的史学巨匠，又是战功赫赫的军事参谋，可谓“文武双全”。
永元二年（公元90年），北匈奴单于遣使请求向汉称臣，入京朝见天子。
窦宪上表朝廷，派班固以中郎将的身份和司马梁讽前往迎接北匈奴使者。
班固一行人历经千辛万苦，到达私渠海（今蒙古人民共和国西南）时，却听说北匈奴发生内乱，单于被人杀害。
班固只好带领随从人员返回。
虽然这次出使没有完成任务，但班固深入边疆，了解了更多的边疆情况和民族风情，为他后来编撰《汉书》中的民族传记积累了宝贵的素材。
永元三年（公元91年），东汉军队再次征讨北匈奴，由窦宪的部下耿夔率军出征，大获全胜，俘虏了北单于的母亲，北匈奴从此一蹶不振，西迁而去。
班固在窦宪幕府中，主持笔墨事宜，写下了许多颂扬战功的文章，深受窦宪的信任和重用。
此时的班固，可谓春风得意。
他不仅在军事上取得了成就，在政治上也逐渐获得了更高的地位。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
窦宪对他非常赏识，经常向朝廷举荐他，班固的官职也不断提升。
他以为自己终于实现了功名抱负，能够在晚年为国家做更多的事情，甚至能够在完成《汉书》后，在政治上有更大的作为。
但他没有想到，政治的漩涡远比他想象的更加凶险。
窦氏家族的专权已经引起了朝廷大臣的不满，汉和帝虽然年幼，但已经开始意识到窦宪的威胁。
一场针对窦氏家族的政治风暴正在悄然酝酿，而班固因为与窦宪关系密切，注定要被卷入这场风暴之中。
永元四年（公元92年），汉和帝刘肇已经十四岁了。
他不甘心做一个傀儡皇帝，决心夺回政权。
在宦官郑众的帮助下，汉和帝制定了周密的计划，准备铲除窦氏家族的势力。
这一年的六月，汉和帝趁窦宪班师回朝之机，下令关闭城门，收缴窦宪的大将军印绶，将窦宪及其弟窦笃、窦景等削职为民，遣送回封地。
随后，汉和帝又下令处死了窦宪的亲信党羽，窦氏家族的势力被彻底铲除。窦宪在封地自杀身亡。
窦宪倒台后，凡是与窦宪关系密切的人都受到了牵连。
班固作为窦宪的重要幕僚，自然也难逃厄运。
他被免去官职，等待朝廷的进一步处置。
班固本来以为，自己只是窦宪的参谋，没有参与窦宪的谋反活动，应该不会受到太重的处罚。
但他没有想到，自己早就得罪了一个人，而这个人正在等待机会报复他。
这个人就是洛阳令种兢。
种兢之所以怨恨班固，还要从几年前的一件小事说起。
有一次，班固的家奴喝醉了酒，在街上冲撞了种兢的车马。
种兢当时虽然生气，但因为班固是窦宪的亲信，权势正盛，不敢发作，只好忍气吞声。
但他心中却埋下了怨恨的种子，一直等待着报复的机会。
窦宪倒台后，种兢觉得机会来了。
他知道班固受到牵连，失势落魄，于是趁机罗织罪名，诬告班固参与窦宪的谋反活动。
汉和帝正在清算窦氏余党，对相关人员的处置非常严厉。
他听到种兢的诬告后，没有仔细核实，就下令将班固逮捕入狱。
班固被捕后，种兢为了报当年的私仇，对他进行了残酷的刑讯逼供。
班固当时已经六十一岁了，年老体衰，哪里经得起这样的折磨？他在狱中受尽了屈辱和痛苦，身体越来越差。
但他始终没有承认自己参与谋反，他反复向狱吏申诉，说明自己的清白，请求朝廷明察。
然而，此时的朝廷正在忙于清算窦氏余党，没有人愿意为一个失势的文人说话。
班固的家人多次上书朝廷，为他辩白，但都石沉大海。
弟弟班超当时正在西域，得知哥哥被捕入狱的消息后，心急如焚，立刻上书汉和帝，详细说明了班固的情况，请求皇帝赦免他。
但班超远在西域，书信传递缓慢，等他的上书到达洛阳时，班固已经奄奄一息了。
在狱中，班固最牵挂的还是那部尚未完成的《汉书》。
他躺在冰冷的地上，望着昏暗的牢房，心中充满了遗憾。
他已经为《汉书》付出了近四十年的心血，从青年到老年，从青丝到白发，这部书已经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
如今，《汉书》的主体部分已经完成，但还有八表和《天文志》没有写完。
他多么希望能够活着走出牢房，完成这部耗尽他毕生心血的着作啊！
但命运没有给他这个机会。
永元四年（公元92年）的冬天，班固在洛阳狱中含冤而死，享年六十一岁。
这位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最终没有能够完成自己的毕生心愿，带着无尽的遗憾离开了人世。
班固死后，汉和帝才收到班超的上书。
他看完上书后，又仔细核实了班固的案件，发现班固确实是被冤枉的。
汉和帝非常后悔，下令斥责种兢，并处罚了相关的狱吏，但这一切都已经无法挽回了。
一代巨匠，就这样含冤而死，让人扼腕叹息。
班固的死，是中国史学史上的一大损失。如果他能够活着完成《汉书》，这部书一定会更加完整、更加完美。
但历史没有如果，班固的悲剧，既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
在那个政治斗争残酷的年代，即使是像班固这样才华出众、一心为国的人，也难以摆脱政治漩涡的吞噬。
班固虽然死了，但他耗费毕生心血编撰的《汉书》并没有就此湮没。
汉和帝得知班固的《汉书》还有部分内容没有完成后，非常重视，下令让班固的妹妹班昭续写《汉书》的八表，又让马续（马融的哥哥，也是一位着名的学者）续写《天文志》。
班昭是中国历史上着名的才女，她从小受家庭熏陶，学识渊博，对《汉书》的编撰过程非常了解。
接到汉和帝的命令后，班昭不负重托，潜心续写八表。
她参考了大量的宫廷档案和班家的藏书，遵循班固的编撰体例和思想，精心撰写，终于完成了八表的续写工作。
马续则精通天文历法，他在班昭的协助下，查阅了大量的天文资料，经过反复推算和考证，完成了《天文志》的续写。
至此，《汉书》终于全部完成。这部书从班彪开始编撰，到班固基本成书，再到班昭、马续续补完成，历经四人之手，耗时近四十年，才最终定型。
正如清代学者赵翼所说：“凡经四人手，阅三四十年始成完书，然后知其审订之密也。”
《汉书》全书共一百篇，八十余万字，包括十二本纪、八表、十志、七十列传，完整记录了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至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共二百三十年的西汉历史，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它继承了《史记》的纪传体体例，又有所创新和发展，确立了“断代为史”的编撰范式，对后世的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史学价值上，《汉书》具有极高的地位。它保存了大量珍贵的西汉史料，尤其是汉武帝中期以后的历史资料，很多都是独家记载，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汉书》的十志内容丰富，涵盖了天文、历法、礼乐、刑法、地理、艺文等多个方面，系统地记载了西汉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情况，是研究西汉历史的重要依据。其中，《艺文志》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目录学着作，对后世的目录学和文献学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地理志》则详细记载了西汉的行政区划和地理情况，是研究中国古代地理的重要资料。
在文学价值上，《汉书》也毫不逊色。它的语言富丽典雅，叙事严密，句法骈丽多变，善用细节和对比塑造人物形象，具有很高的文学性。
《汉书》中的许多传记，如《苏武传》《李陵传》《霍光传》等，都是史传文学的经典之作。
尤其是《苏武传》，生动地塑造了苏武坚贞不屈、忠于祖国的英雄形象，流传千古，感人至深。
《汉书》成书后，很快就受到了当时学者的重视和推崇。
东汉末年，延笃、服虔、应劭等学者纷纷为《汉书》作注，形成了“汉书学”的雏形。到了唐代，颜师古汇集唐以前的二十三家注，编撰了《汉书注》，成为《汉书》最权威的注本之一。
宋代以后，研究《汉书》的学者越来越多，形成了专门的“汉书学”，成为中国史学研究的重要分支。
《汉书》与《史记》并称“班马”，成为中国史学的两大典范。
虽然《史记》的文学性和思想性更为后人称道，但《汉书》的体例严谨、史料详实、正统观念鲜明，更符合封建王朝的统治需求，因此被后世历代王朝奉为正史的编撰典范。从《后汉书》到《清史稿》，二十四史中的其余二十二史，都沿用了《汉书》的纪传体断代史体例，可见其影响之深远。
班固虽然含冤而死，但他用毕生心血编撰的《汉书》却流传千古，成为中国文化宝库中的瑰宝。
正如唐代诗人李白所说：“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
参考《后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