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汉孝惠三年，燕赵大地，广川郡。
朔风卷着寒雪，掠过冀中平原的阡陌村落，敲打着一户寒门的柴扉。
屋内无甚炭火，只有一盏昏黄的油灯，映着一个稚童伏案的身影。
那孩子不过八九岁年纪，身着打了数道补丁的粗布衣衫，冻得通红的小手握着一支简陋的木笔，在竹简上一笔一划地誊抄着经文，眉头微蹙，眼神却亮得惊人，仿佛那满篇晦涩的文字里，藏着能驱散世间所有寒意的光。
这个孩子，便是董仲舒。
彼时的大汉，才从秦末的战火狼烟里喘过气来，天下初定，百废待兴。
高祖刘邦提三尺剑斩白蛇定天下，靠的是铁血杀伐与知人善任，却瞧不上那些咬文嚼字的儒生。
当年儒生郦食其求见，刘邦竟让侍从把人赶出去，还骂骂咧咧道：“老子马上得天下，要诗书何用！”
朝堂之上，功臣宿将多是屠狗贩缯之辈，朝堂之下，黄老无为之道盛行，休养生息成了治国的核心，儒家学说，不过是诸子百家中的一支，偏居一隅，无人问津。
广川郡地处燕赵，民风剽悍，尚武轻文，邻里街坊见董仲舒整日埋首书卷，不问稼穑，不习弓马，皆是摇头叹息：“董家这孩子，怕是读傻了。”
有人劝其父：“如今乱世刚平，男儿当学骑射，建功立业，舞文弄墨能换几斗米？不如让他下地耕作，也好养家糊口。”
董父闻言，只是沉默。
他是个本分的农夫，大字不识几个，却瞧着儿子眼中那股旁人没有的执拗，终究狠不下心来。
他不懂什么诗书礼乐，却知道这孩子心里装着旁人看不懂的东西，那东西，比田地，比庄稼，比眼前的温饱，要大得多。
于是，在旁人的不解与嘲讽中，董仲舒踏上了一条孤独的求学路。
他年少孤贫，无师无友，便循着古籍记载，远赴齐地求学。
齐地是儒学重镇，自孔子周游列国，孟子讲学稷下，此地便成了天下儒生的圣地，藏着世间最完备的儒家典籍，也留着最纯正的儒学传承。
彼时，《春秋公羊传》在齐地盛行，此学重微言大义，讲天人感应，谈尊王攘夷，字字句句皆藏着经世治国的大道，董仲舒一见之下，便如痴如醉，从此便一头扎进了《公羊》的世界里，再也不曾回头。
世人都说读书苦，可董仲舒的苦，是旁人难以想象的苦。
他求学之时，居于学舍，每日鸡鸣而起，夜半方休，渴了便饮一口冷水，饿了便啃一块干饼，寒冬腊月里，衣衫单薄，便裹着茅草取暖，酷暑盛夏中，蚊虫叮咬，便以布巾裹头，依旧手不释卷。
他不与旁人交游，不参与宴饮游乐，甚至连自家的园子都不曾踏足——后人传说，董仲舒三年不窥园，并非刻意标榜清高，而是他当真沉浸在经书之中，浑然忘却了外界的一切。
有人说他迂腐，有人说他偏执，可只有董仲舒自己知道，他读的不是纸上的文字，而是华夏千年的文脉，是乱世之中救世的良方。
他看着大汉江山初定，却依旧乱象丛生：诸侯割据，尾大不掉；匈奴犯边，烽火不绝；民生凋敝，贫富悬殊；礼法缺失，人心涣散。黄老无为之道虽能让天下休养生息，却终究治不了根本，若长此以往，大汉终将重蹈秦亡的覆辙。
他在竹简上写下一行字：“治乱兴废在于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
少年董仲舒，便已立下宏愿——此生不求高官厚禄，不求扬名立万，只求以儒术正纲纪，以思想定乾坤，让大汉江山长治久安，让天下百姓安居乐业，让华夏文明，能在儒学的根基之上，生生不息，绵延不绝。
这是一个少年的狂想，也是一个儒者的初心。
彼时的他，尚是广川郡里一个默默无闻的书生，无人知晓他的名字，更无人相信，这个寒门子弟，终将在数十年后，站在大汉朝堂的中央，以一篇《天人三策》，撬动整个天下的思想格局，为汉家王朝定下千年不变的治国基调，也为后世两千多年的华夏文明，刻下最深的烙印。
董仲舒的求学之路，一走便是二十余年。
二十余年里，他走遍齐地，遍访名师，穷尽诸子百家之学，却始终以儒家为宗，以《公羊春秋》为核心，博采众长，融会贯通。
他摒弃了先秦儒学中迂腐僵化的部分，吸纳了黄老之学的天道观，融合了阴阳家的五行说，将原本零散的儒家思想，整合为一套完整的、兼具理论性与实用性的治国思想体系。
他不再是那个只知埋头苦读的稚童，而是成了满腹经纶、胸有丘壑的大儒。
他的学识，在齐地声名鹊起，四方学子听闻其名，纷纷不远千里前来拜师求学，一时间，董仲舒的学舍之中，弟子云集，门庭若市。
他讲学授徒，从不藏私，将自己毕生所学倾囊相授，讲解《春秋》，剖析大义，引经据典，旁征博引，听得弟子们如痴如醉。
有人问他：“夫子之学，博大精深，可如今朝堂之上，黄老当道，儒生不受重用，夫子这般讲学，又有何用？”
董仲舒抚须一笑，目光望向长安的方向，缓缓道：“道之兴废，不在一时，而在万世。黄老之道，可解一时之困，却难撑万世之基。汉家江山，终将需要一套能定国安邦、教化万民的思想，而儒学，便是那唯一的选择。我今日讲学，并非为了一时之功，而是为了传承薪火，待天时一到，自有星火燎原之日。”
他的目光，沉静而坚定，仿佛早已看透了历史的走向。
彼时的大汉，正悄然发生着巨变。高祖刘邦驾崩后，吕后专权，诸吕乱政，幸而周勃、陈平诛吕安刘，迎立文帝刘恒，大汉江山才重回正轨。
文帝仁厚，景帝开明，文景二帝奉行黄老无为之道，轻徭薄赋，与民休息，造就了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文景之治”，天下富庶，仓廪实而知礼节，百姓安居乐业，国力日渐强盛。
可盛世之下，危机依旧暗藏。
景帝时期，吴王刘濞联合七国诸侯，以“清君侧，诛晁错”为名起兵反叛，史称“七国之乱”。叛军声势浩大，一度逼近长安，景帝无奈之下，腰斩晁错，却依旧挡不住叛军的兵锋，最终只得派周亚夫率军平叛，历经三月，方才平定叛乱。
七国之乱，如同一记警钟，敲醒了大汉的统治者。
黄老无为之道，纵容了诸侯的骄横，放任了地方的割据，若再不加强中央集权，再不确立正统思想，大汉江山，终将分崩离析。
文景二帝虽依旧奉行黄老之学，却也开始重视儒学，文帝设立经学博士，景帝重用儒生晁错，儒学的曙光，终于穿透了黄老的阴霾，照进了大汉的朝堂。
董仲舒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丝变化。他知道，属于儒学的时代，即将到来。
他依旧在广川讲学，却不再闭门造车，而是密切关注着朝堂的动向，揣摩着帝王的心思，完善着自己的思想体系。
帝王需要的，不是空谈仁义道德的儒生，而是能为国家解决实际问题的谋士。
大汉需要的，不是零散的儒家学说，而是一套能统摄天下思想、加强中央集权、维护社会秩序的完整理论。
于是，他在《公羊春秋》的基础之上，提出了“大一统”的核心思想——“《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他认为，天下万物，皆应归于一统，政治上，要加强中央集权，削弱诸侯势力，确保皇权至高无上；思想上，要摒弃诸子百家，独尊儒术，确保天下百姓思想统一，人心归向。
这一思想，正中大汉帝王的下怀。
文景之后，汉武帝刘彻登基。
这位少年天子，雄才大略，意气风发，自登基之日起，便不甘于守成，一心想要开创一番宏图伟业，想要让大汉江山，威震四海，光耀千秋。
黄老无为之道，早已不适合这个蒸蒸日上的王朝，他需要的，是一种积极进取、能支撑他开疆拓土、治国安邦的思想，而董仲舒的“大一统”与“独尊儒术”，正是他苦苦寻觅的答案。
建元元年，汉武帝下诏，征召天下贤良方正之士，入朝对策，询问治国之道。消息传来，天下儒生振奋不已，纷纷奔赴长安，董仲舒也在其中。
这一年，董仲舒已是年近花甲的老者。
半生蛰伏，半生治学，他从一个寒门少年，走到了大汉朝堂的门前，等待着一个能让他一展抱负的机会。
他收拾行囊，辞别弟子，踏上了前往长安的路。
前路漫漫，吉凶未卜，可他的心中，却没有丝毫畏惧，只有满腔的热血与期待。
他知道，属于他的时代，终于来了。
长安未央宫，金銮殿上，灯火通明，庄严肃穆。
汉武帝端坐龙椅之上，目光扫过阶下数百名贤良之士，年轻的脸上带着几分威严，几分期待。
他亲自主持策问，接连抛出三道关乎天下治乱、国家兴亡的大题：一是问“天命与情性”，二是问“王道之兴衰”，三是问“治乱之根本”。
数百名贤良之士，有的引经据典，有的空谈仁义，有的畏首畏尾，所言皆未能入汉武帝的法眼。
直到董仲舒呈上自己的三篇对策，汉武帝阅罢，顿时眼前一亮，拍案叫绝，当即下令，召董仲舒上殿，亲自问询。
这三篇对策，便是名垂青史的《天人三策》。
朝堂之上，董仲舒从容不迫，面对汉武帝的诘问，对答如流，字字珠玑，句句切中要害。
他以《公羊春秋》为根基，结合阴阳五行与天人感应之说，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治国思想，为汉武帝勾勒出了一幅完整的治国蓝图。
其一，天人感应，君权神授。
董仲舒认为，天是万物之祖，至高无上，天子乃是天的儿子，受命于天，统治天下，这便是“君权神授”。
天子的行为，必须顺应天意，若天子勤政爱民，施行仁政，则天降祥瑞，国泰民安；若天子荒淫无道，施行暴政，则天降灾异，以示惩戒。
这一思想，将皇权与神权绑定，既抬高了皇权的至高无上，又以天意约束了皇权，让帝王不敢肆意妄为。
其二，大一统，独尊儒术。
这是董仲舒思想的核心，也是他为大汉定下的立国之本。
他直言：“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他认为，天下大乱的根源，在于思想混乱，诸子百家各行其道，百姓无所适从，诸侯借机割据，挑战中央权威。
唯有摒弃百家，独尊儒术，将儒家思想定为国家的正统思想，才能实现思想上的大一统，进而实现政治上的大一统，确保皇权稳固，天下安定。
其三，兴太学，举贤良。
董仲舒深知，思想的传承，离不开人才的培养；国家的治理，离不开贤能的辅佐。
他建议汉武帝，设立太学，以儒家经典为教材，培养大批精通儒术的人才；同时，改革选官制度，废除任人唯亲的世卿世禄制，以德行与学识为标准，选拔贤良方正之士入朝为官，让天下英才，皆为大汉所用。
其四，德主刑辅，礼法并用。
董仲舒摒弃了先秦儒学重德轻刑的偏颇，也摒弃了秦朝重刑轻德的残暴，提出“德主刑辅，礼法并用”的治国理念。
他认为，治国当以仁德教化为主，以刑罚惩戒为辅，先用儒家的仁义道德教化万民，让百姓知礼守义，再用法律约束恶行，惩治奸邪，如此方能实现天下大治。
其五，限田抑兼并，以安民生。
董仲舒目睹了大汉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百姓流离失所，怨声载道。
他建议汉武帝，限制豪强地主兼并土地，保障百姓的基本生计，认为“民者，国之本也”，只有百姓安居乐业，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洋洋洒洒，字字千钧，从天道到人事，从思想到政治，从人才到民生，为汉武帝构建了一套完整的、行之有效的治国体系。
这套体系，既契合了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开创盛世的雄心，又顺应了天下百姓渴望安定、期盼教化的民心，更传承了华夏千年的儒学文脉，兼顾了理论性与实用性，堪称千古绝唱。
汉武帝听罢，龙颜大悦，对董仲舒的学识与见识赞不绝口，当即想要任命董仲舒为公卿重臣，委以重任。
可朝堂之上，从来都不是一片坦途。
董仲舒的“独尊儒术”，触动了黄老学派与权贵势力的利益，他们纷纷站出来反对，诋毁董仲舒的学说，排挤董仲舒的人。
丞相田蚡、太尉窦婴虽推崇儒学，却也忌惮董仲舒的才华与声望，担心他威胁到自己的地位；而汉武帝虽赏识董仲舒，却也深知，推行儒术，绝非一朝一夕之事，需要循序渐进，不可操之过急。
最终，汉武帝未能任命董仲舒为中枢重臣，而是任命他为江都王刘非的国相。
江都王刘非，是汉武帝的兄长，此人骄横跋扈，勇猛好斗，素有野心，曾参与七国之乱，虽未获罪，却始终被汉武帝所忌惮。
任命董仲舒为江都相，既是汉武帝对董仲舒的考验，也是对他的保护——让他远离朝堂的纷争，在地方上践行自己的儒术，用实际成果，证明儒术的价值。
董仲舒欣然领命。
欲行大道，不必身居中枢，哪怕是在一方诸侯之地，也能践行自己的理想。
他辞别汉武帝，奔赴江都，开始了自己的地方执政生涯。
半生蛰伏，一鸣惊人，董仲舒以一篇《天人三策》，让儒学从诸子百家之中脱颖而出，站在了大汉思想的核心位置，为日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推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江都国，地处江淮，富庶之地，却也是豪强横行、民风彪悍之地。
江都王刘非，自恃是天子兄长，骄奢淫逸，目无王法，国中官吏皆畏惧其权势，不敢有所作为，百姓怨声载道，社会秩序混乱不堪。
董仲舒抵达江都之时，刘非正意气风发，想要效仿当年的吴王刘濞，割据一方，图谋不轨。
他见董仲舒不过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儒生，心中甚是不屑，故意刁难，想要给董仲舒一个下马威。
一日，刘非召董仲舒入府，问道：“昔日齐桓公、晋文公称霸诸侯，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此等霸业，何其壮哉！寡人亦有此志，先生以为，寡人可否效仿齐桓晋文，成就一番霸业？”
此言一出，满府文武皆大惊失色。
齐桓公、晋文公乃是春秋霸主，称霸于周天子之下，而刘非身为大汉诸侯，竟想称霸，无异于谋逆，此言若是传入长安，必是杀身之祸。
众人皆以为，董仲舒定会畏惧刘非的权势，含糊其辞，不敢直言。
可董仲舒却神色不变，从容答道：“夫五霸者，乃三王之罪人也，乃诸侯之盟主也。齐桓晋文，虽称霸一时，却终究是僭越之举，违背了君臣之道，扰乱了天下秩序。今大汉天子，圣明神武，一统天下，皇权至高无上，诸侯当恪守臣道，安分守己，辅佐天子，安定一方，岂能有称霸之心？大王身为天子兄长，更应以身作则，忠孝两全，若行称霸之事，必遭天谴，祸及自身。”
这番话，字字铿锵，句句直刺刘非的痛处，满府文武皆吓得噤若寒蝉，生怕刘非震怒，降罪于董仲舒。
可刘非听罢，却沉默良久，最终竟缓缓起身，向董仲舒拱手道：“先生所言极是，寡人知错了。”
他并非真心悔过，却被董仲舒的学识与胆气所折服。
他知道，董仲舒所言，皆是至理名言，也知道，汉武帝的眼睛，时刻盯着江都，若自己真的图谋不轨，必将万劫不复。
董仲舒见状，趁热打铁，向刘非进言，请求在江都推行儒术，以仁德教化万民，以礼法约束豪强，整顿吏治，安定民生。
刘非虽心有不甘，却也深知董仲舒的才能，便应允了他的请求，让他全权处理江都的政务。
自此，董仲舒在江都，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将自己的儒术思想，付诸实践。
他首先整顿吏治，废除了江都国原有的任人唯亲的选官制度，以德行与学识为标准，选拔贤能之士为官，罢免了那些贪赃枉法、欺压百姓的官吏。
他以身作则，为官清廉，勤政爱民，每日批阅公文至深夜，走访民间，体察民情，了解百姓的疾苦，制定出符合江都实际的政策。
其次，他推行仁德教化，在江都各地设立学校，以儒家经典为教材，招收子弟入学，传授仁义道德，让百姓知礼守义，明辨是非。
他亲自讲学，教化万民，告诫百姓要孝亲敬长，和睦邻里，安分守己，勤劳耕作。
久而久之，江都的民风逐渐变得淳朴，百姓之间的纷争日渐减少，社会秩序也日渐安定。
再次，他抑制豪强，安抚民生。
江都的豪强地主，兼并土地，欺压百姓，横行乡里，董仲舒下令，限制豪强兼并土地，将多余的土地分给无地的百姓，减轻百姓的赋税与徭役，鼓励百姓耕作，发展生产。
他还下令，兴修水利，治理水患，保障百姓的生计。
数年之间，江都的经济日渐繁荣，百姓的生活日渐富足，原本怨声载道的江都，变得国泰民安，一片祥和。
更令人称道的是，董仲舒以儒术化解戾气，以仁德感化人心。
江都之地，原本民风彪悍，好勇斗狠，常有宗族械斗、仇杀之事发生，董仲舒便亲自前往调解，以儒家的仁义道德劝说双方，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化解了无数恩怨，让原本剑拔弩张的宗族，握手言和，和睦相处。
有一次，江都境内遭遇大旱，数月无雨，田地干裂，百姓颗粒无收，流离失所。刘非心急如焚，却无计可施，只得向董仲舒请教。
董仲舒以天人感应之说，认为旱灾乃是上天对江都百姓的惩戒，也是对诸侯王与官吏的警示。
他下令，江都王与各级官吏，皆斋戒沐浴，反省自身，减免赋税，开仓放粮，赈济灾民；同时，他亲自率领百姓祭祀天地，祈求降雨。数日之后，天降甘霖，旱情得以缓解，百姓无不感恩戴德，对董仲舒奉若神明。
此事过后，董仲舒在江都的声望达到了顶峰，百姓皆称他为“董圣人”，江都王刘非也对他敬重有加，言听计从，再也不敢有称霸之心，安心做一个安分守己的诸侯王。
董仲舒在江都为官数年，以儒术安民，以仁德治国，将一个原本混乱不堪的江都国，治理得井井有条，国泰民安。
他用实际行动，证明了儒术并非空谈，而是能真正治国安邦、造福百姓的良方。
他的政绩，传入长安，汉武帝看在眼里，喜在心头，更加坚定了推行儒术的决心。
可树大招风，董仲舒的才华与声望，终究还是引来了旁人的嫉妒与陷害。
江都国的豪强势力，因董仲舒抑制兼并，损害了他们的利益，便暗中勾结朝中权贵，诋毁董仲舒，诬陷他以天人感应之说蛊惑诸侯王，图谋不轨。
汉武帝虽不信这些谗言，却也深知，董仲舒的存在，已然触动了太多人的利益，若继续让他留在江都，恐遭不测。
于是，汉武帝下诏，将董仲舒调任胶西王刘端的国相。
胶西王刘端，比江都王刘非更加骄横残暴，荒淫无道，素有“暴君”之称，历任国相，皆被他以各种罪名陷害致死，无人敢前往胶西赴任。
汉武帝调任董仲舒为胶西相，既是对他的考验，也是对他的保护——胶西王虽残暴，却素来敬重大儒，或许不会为难董仲舒。
董仲舒深知，自己的仕途，已然走到了尽头。
他半生治学，半生为官，一心想要践行儒术，造福天下，可朝堂之上，纷争不断，权贵当道，想要推行儒术，何其艰难。
他已年近古稀，身心俱疲，再也经不起朝堂的纷争与诸侯的刁难。
于是，在前往胶西赴任不久之后，董仲舒便以年老多病为由，上书汉武帝，请求辞官归隐，潜心治学，不再过问政事。
汉武帝深知董仲舒的心意，也感念他的功绩，便应允了他的请求，准许他辞官归乡，赏赐他大量的金银绸缎，让他安享晚年。
就这样，董仲舒辞别了朝堂，辞别了官场，回到了阔别数十年的广川故里，开始了自己最后的治学生涯。
归乡之后的董仲舒，隐居于广川故里，闭门谢客，潜心着书立说，教书育人。
他虽远离了朝堂，却从未忘记自己的初心，从未放弃自己的理想。
他深知，儒术的推行，并非一朝一夕之事，需要代代相传，薪火不息。
于是，他将自己毕生的学识与思想，倾注于笔墨之中，着书立说，完善自己的儒学体系；他广收弟子，讲学授徒，将自己的思想传承下去，为大汉培养了大批精通儒术的人才。
他的着作，多达百余篇，其中最着名的，便是《春秋繁露》。
这部着作，以《公羊春秋》为核心，融合了阴阳五行、天人感应、大一统等思想，系统地阐述了董仲舒的儒学体系，是中国儒学史上的经典之作。
在《春秋繁露》中，董仲舒提出了“三纲五常”的核心思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仁、义、礼、智、信。
这一思想，成为了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的伦理道德准则，深刻影响了华夏文明的发展。
“三纲五常”，看似严苛，却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纲”确立了社会的等级秩序，维护了皇权的至高无上，保障了家庭的稳定和谐；“五常”则确立了个人的道德准则，规范了百姓的言行举止，让社会形成了良好的道德风尚。
这一思想，既契合了封建王朝加强中央集权、维护社会秩序的需要，又传承了儒家的仁义道德，成为了华夏文明的核心价值观之一。
除了《春秋繁露》，董仲舒还着有《举贤良对策》《春秋决狱》等着作。
《春秋决狱》以儒家经典为依据，审理案件，定罪量刑，将儒家的道德准则与法律相结合，开创了“礼法合一”的先河，对中国古代的法律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讲学授徒，弟子遍布天下，其中不乏日后成为大汉重臣的人才，如公孙弘、主父偃等人，皆是董仲舒的弟子或再传弟子。
这些弟子，将董仲舒的儒学思想带入朝堂，践行于治国理政之中，推动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最终实现，让儒学真正成为了大汉的正统思想，成为了华夏文明的主流思想。
归乡之后的董仲舒，虽隐居不出，却依旧心系天下，关注着朝堂的动向，关注着大汉的兴衰。
他听闻汉武帝推行儒术，设立太学，选拔贤能，开疆拓土，威震四海，心中甚是欣慰；他听闻汉武帝晚年好大喜功，穷兵黩武，巫蛊之祸，太子蒙冤，心中又甚是悲痛。他曾多次上书汉武帝，劝谏他勤政爱民，体恤百姓，停止征战，休养生息，可此时的汉武帝，已然晚年昏聩，未能采纳他的建议。
征和四年，汉武帝颁布《轮台罪己诏》，反省自己的过错，停止征战，休养生息，重拾仁政，大汉江山才得以转危为安。
董仲舒听闻此事，泪流满面，他知道，汉武帝终究还是醒悟了，他毕生追求的儒术治国，终究还是在大汉得以实现。
汉武帝太初元年，董仲舒走完了自己波澜壮阔的一生，享年七十九岁。
他离世之时，广川故里，万人相送，弟子们披麻戴孝，痛哭流涕，百姓们焚香祈福，感念他的恩德。
汉武帝听闻董仲舒离世的消息，悲痛不已，下令厚葬董仲舒，追封他为“江都易王相”，以示哀悼。
董仲舒离世后，他的思想，被汉武帝全面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成为了大汉的基本国策，儒学正式成为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占据了思想领域的主导地位，历经汉、唐、宋、元、明、清两千多年，从未动摇。
他的“大一统”思想，加强了中央集权，维护了国家的统一，让华夏大地，历经数次战乱，却始终能走向统一，成为了华夏文明的核心凝聚力；他的“独尊儒术”，统一了天下思想，教化了万民百姓，让儒家的仁义道德，成为了华夏民族的精神内核，塑造了华夏民族的性格；他的“三纲五常”，确立了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准则，维护了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成为了华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德主刑辅”，开创了礼法合一的治国理念，影响了中国古代的法律制度，让中国成为了一个礼仪之邦，一个法治之国。
董仲舒的思想，对华夏文明的发展，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他当之无愧地成为了“汉家儒宗”，成为了中国儒学史上继孔子、孟子之后，最伟大的儒学大师。
当然，董仲舒的思想，也并非完美无缺，其中也存在着一些糟粕与局限。
他的“天人感应”与“君权神授”，虽约束了皇权，却也神化了皇权，让皇权变得至高无上，不可撼动，为后世的君主专制埋下了隐患；他的“三纲五常”，虽维护了社会秩序，却也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压抑了人性的解放，成为了后世封建礼教压迫百姓的工具；他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虽统一了思想，却也扼杀了学术的自由，让诸子百家的思想逐渐衰落，影响了中国古代学术的多元化发展。
千秋功过，自有后人评说。
董仲舒的思想，有精华，也有糟粕；有进步，也有局限。可我们不能以今人的眼光，去苛求古人，更不能因为他思想中的糟粕，而否定他的功绩，否定他对华夏文明的贡献。
孔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董仲舒的一生，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以一己之力，改变了一个王朝的命运，塑造了一个民族的灵魂，影响了一个文明的走向。
他的名字，终将与孔子、孟子比肩，被万世敬仰；他的思想，终将融入华夏文明的血脉，永世流传。
参考《史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