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门老叟入庙堂，七十功名始登场
汉武帝元光五年，长安的秋风吹得格外凛冽，未央宫前的青铜鹤唳声伴着朝官们的步履声响成一片，偌大的朝堂之上，文武百官分列两侧，个个皆是冠带巍峨、神色肃穆。
唯有殿中偏下的位置，站着一位头发花白、脊背微躬的老者，显得格格不入。
此人年逾七十，面皮沟壑纵横，一身崭新的官袍穿在身上，竟衬得身形愈发清瘦，举手投足间没有半分少年得志的张扬，也无世家子弟的矜贵。
唯有一双眸子，沉静如古井，眸光扫过满朝权贵时，不卑不亢，波澜不惊。
他便是公孙弘，淄川薛县人，彼时方才以贤良文学之名，被汉武帝刘彻召入长安，授为博士。
七十岁，于今人而言尚且是垂垂老矣、含饴弄孙的年纪，遑论在人均寿命不过三十余岁的大汉王朝。
彼时的朝堂之上，最年轻的郎官不过二十出头，最显贵的公卿，也多是三四十岁的盛年，就连当朝天子刘彻，也不过三十余岁，意气风发，正欲大展拳脚，开创一番千古伟业。
一个七十岁的乡下老叟，突然跻身大汉朝堂，站在天子脚下，与天下最顶尖的文臣武将同列，这本身就是一件足以惊掉所有人下巴的奇事。
有人嗤笑，说他不过是乡野老朽，侥幸博了个贤良之名，不过是来长安走个过场，用不了几日，便会被天子弃之不用，卷铺盖回淄川老家。
有人鄙夷，说他出身寒微，祖上无半分功名，不过是个放猪牧豕的凡夫俗子，何德何能立于未央宫的朝堂之上。
也有人冷眼旁观，觉得这老者或许有些门道，否则怎会在古稀之年，硬生生敲开了大汉帝国的权力大门。
世人皆笑公孙弘老来痴狂，却无人知晓，这七十岁的荣光背后，是数十年的隐忍与苦读，是半生的颠沛与沉浮，是从泥沼之中，一步一步，硬生生爬出的一条通天路。
更无人能料到，这个看似平凡的淄川老叟，会在未来的十余年间，一步步走到大汉朝堂的权力顶峰，官至丞相，封平津侯，成为汉武帝一朝，第一位以布衣之身拜相封侯的臣子，更是开创了大汉丞相封侯的先河。
他以寒门之躯，周旋于帝王权术与朝堂纷争之间，以柔克刚，以智立身，在波诡云谲的汉武帝时代，活成了一个独树一帜的传奇。
有人说他圆滑世故，八面玲珑，是帝王身边最懂得察言观色的弄臣。
有人说他清廉自守，心系苍生，是大汉朝堂里难得的贤相。
有人说他嫉贤妒能，打压同僚，是心胸狭隘的伪君子。
也有人说他审时度势，进退有度，是深谙为官之道的智者。
一千个人眼中，便有一千个公孙弘。
接下来我们一起重归那段岁月，一起陪着这位老先生再走一圈。
汉高祖刘邦开国之初，天下初定。
淄川薛县不过是齐鲁大地上一个毫不起眼的小县城，公孙弘便出生在这片土地上的一个普通农户家中。
彼时的大汉，历经秦末战乱，民生凋敝，百废待兴，即便是在齐鲁这样的富庶之地，普通百姓的日子也过得十分拮据。
公孙弘的祖上，既无高官显宦，也无良田千顷，不过是世代务农的布衣之家，家中薄田几亩，勉强够糊口度日，若是遇上灾年，便要忍饥挨饿，艰难度日。
公孙弘的童年，便是在这样的贫寒与窘迫中度过的。
没有锦衣玉食，没有书声琅琅的私塾，更没有名师大儒的教导，他能做的，便是跟着父母下地劳作，春种秋收，面朝黄土背朝天，在田埂间挥洒汗水，为的只是能吃上一口饱饭。
贫寒的家境，让公孙弘早早便懂得了生活的艰辛，也让他比同龄人多了几分沉稳与坚韧。
他看着身边的乡人，一辈子困守在这片土地上，生老病死，碌碌无为，心中便生出一股不甘。
难道自己也要像父辈一样，一辈子与泥土为伴，永远困在这小小的薛县，看不到外面的天地吗？
彼时的齐鲁大地，乃是孔孟之乡，文风鼎盛，即便在乡野之间，也处处可见读书之人，儒家学说深入人心，人人皆以读书入仕为荣。
公孙弘看着那些身着儒服、谈吐不凡的读书人，心中羡慕不已，他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读书识字，走出薛县，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可读书，于彼时的公孙弘而言，却是一件比登天还难的事。
一来，家中贫困，根本拿不出钱来供他读书，连基本的笔墨纸砚都置办不起；
二来，乡里的私塾收费昂贵，绝非普通农户所能承受；
三来，他身为家中的壮劳力，若是放下农活去读书，家中的生计便会更加艰难。
现实的残酷，并没有磨灭公孙弘心中的志向。
他想出了一个两全之策。
白日里，依旧下地劳作，或是上山放猪牧豕，赚取微薄的收入补贴家用。
到了夜晚，借着月光，或是点燃松明火把，向乡里有学识的老者请教，一字一句地学习识字，一点一滴地研读儒家典籍。
放猪，成了公孙弘少年至中年，数十年间最主要的营生。
山间的草木枯荣，四季的寒来暑往，他赶着一群肥硕的猪群，行走在淄川的山野之间，脚下是泥泞的山路，头顶是漫天的星辰，手中却始终捧着一卷残破的儒书，边走边读，边读边思。
风吹日晒，雨淋霜打，磨糙了他的皮肤，却磨不灭他心中的书卷气；
山野的孤寂，旁人的嘲笑，浇不灭他心中的求学之火。
有人笑他：“一个放猪的乡野村夫，还想读书做官，简直是痴心妄想！”
有人劝他：“认命吧，你生来就是种地放猪的命，读书这条路，不是你能走的。”
面对这些嘲讽与劝解，公孙弘从不辩解，只是微微一笑，依旧我行我素。
口舌之争毫无意义，唯有自身的努力，才能改变命运。
他读《诗》，读《书》，读《礼》，读《易》，将儒家的经典烂熟于心，将先贤的智慧融入骨血。
他不求一日之功，只求日积月累，厚积薄发。
寒来暑往，一晃便是数十年。
公孙弘从一个青涩的少年，变成了一个鬓角染霜的中年汉子，又从中年汉子，走到了花甲之年。
他依旧是淄川乡间一个普通的放猪翁，依旧清贫，依旧默默无闻，可他胸中的才学，早已如江海般浩瀚。
他眼中的格局，早已不再局限于淄川这片小小的天地。
在那个时代，读书人的出路，无非两条，一是入仕为官，辅佐君王，建功立业；二是隐居乡里，教书育人，传承学问。
公孙弘毫无疑问，当然选择了前者，可他的入仕之路，却远比常人想象的更加坎坷。
汉武帝即位之初，广招天下贤才，公孙弘彼时年已六十，听闻天子求贤若渴，心中燃起了一丝希望，他收拾行装，辞别乡邻，赶赴长安，参加贤良文学的举荐考试。
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走出淄川，第一次来到大汉的都城长安，第一次站在天子的面前。
彼时的公孙弘，满怀壮志，以为凭借自己数十年的苦读，定能得到天子的赏识，一展胸中抱负。
可现实却给了他沉重的一击。他在考试中直言进谏，所言之事，虽句句恳切，却不合汉武帝的心意，汉武帝阅罢其策，颇为不喜，认为其才学平平，不堪大用，便将他罢黜，遣返回乡。
六十岁的年纪，不远千里赶赴长安，却无功而返，受尽旁人的冷眼与嘲笑，这对于任何人而言，都是致命的打击。
许多人若是遭遇这般境遇，恐怕早已心灰意冷，从此归隐乡里，安度晚年。
可公孙弘不是常人，他虽心中失落，却并未气馁。
回到淄川后，他依旧每日放猪读书，仿佛从未去过长安，从未经历过那次失败。
有人问他：“你年已花甲，此番入京碰壁，何苦再执着于功名？”
公孙弘答道：“君子立于世，当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我虽老，然此志未改。”
这一等，便是十年。
十年之间，大汉王朝风云变幻，汉武帝刘彻励精图治，对内推行推恩令，削弱诸侯，加强中央集权。
对外派遣卫青、霍去病北击匈奴，扬大汉国威。
天子求贤之心愈发迫切，对贤良文学的选拔也愈发严苛，他需要的，不再是只会空谈义理的儒生，而是能办实事、懂变通、契合帝王心意的能臣。
而这十年，公孙弘也并未虚度。
他反思自己当年的过失，知晓自己彼时过于耿直，不懂变通，所言虽正，却不合时宜。
他在读书之余，更留心观察天下大势，揣摩帝王心思，将儒家的仁政思想，与大汉的现实国情相结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治国理念。
他依旧清贫，依旧放猪，可他的心境，早已今非昔比，他的才学，也早已炉火纯青。
元光五年，汉武帝再次下诏，征召天下贤良文学之士，淄川国再次举荐了公孙弘。
彼时的公孙弘，已是七十岁高龄，乡人皆劝他：“你年事已高，此番再去长安，恐难再有作为，何必再奔波劳碌？”
公孙弘却摇了摇头，目光坚定地说道：“七十岁，于常人而言，已是暮年，可于我而言，不过是人生的新起点。我半生苦读，所求者，不过是为大汉尽一份绵薄之力，为苍生谋一丝福祉。此番入京，纵是再遭挫折，我亦无悔。”
于是，七十岁的公孙弘，再次踏上了前往长安的路途。
这一次，他没有了年少的轻狂，没有了花甲的急切，唯有一颗沉稳淡然的心，与一身经天纬地的才学。
七十岁的公孙弘，第二次踏入长安的城门，心中没有丝毫波澜。
这座繁华的帝都，于他而言，早已不是十年前那个让他满心憧憬又满心失落的陌生之地，而是他即将大展拳脚的舞台。
贤良文学的考试，依旧在未央宫举行，天下贤才汇聚一堂，个个皆是年轻有为，意气风发。
唯有公孙弘，须发皆白，老态龙钟，在一众年轻士子中，显得格外扎眼。
有人侧目，有人窃笑，有人不屑，可公孙弘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从容不迫地走入考场，提笔挥毫，洋洋洒洒写下一篇治国之策。
这一次，他一改十年前的耿直偏激，不再空谈义理，而是结合大汉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治国方略。
主张以儒治国，推行仁政，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主张加强中央集权，削弱诸侯势力，巩固大汉统一；主张与匈奴交好，暂缓用兵，休养生息，待国力强盛之时，再图北伐；主张选贤任能，不拘一格降人才，重用有真才实学之人，罢黜庸碌无能之辈。
其策洋洋洒洒，言辞恳切，既契合了儒家的仁政思想，又迎合了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的政治诉求，更兼顾了大汉王朝当下的国情，字字珠玑，句句在理。
试卷呈上，汉武帝刘彻亲自批阅，当他读到公孙弘的策论时，眼前豁然一亮。
他万万没有想到，一个七十岁的乡野老叟，竟能写出如此深刻透彻、字字珠玑的治国之策，其见解之独到，眼光之长远，远超朝堂之上的许多公卿大臣。
汉武帝反复研读，爱不释手，当即钦点公孙弘为贤良文学第一名，召入未央宫，亲自召见。
未央宫的大殿之上，公孙弘躬身行礼，不卑不亢，声音虽苍老，却字字清晰，掷地有声。
汉武帝见他虽年逾古稀，却精神矍铄，思维敏捷，心中愈发喜爱，便向他询问天下大事，治国之道。
公孙弘对答如流，所言之事，皆切中要害，既不阿谀奉承，也不故作清高，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
他谈及民生，深知百姓疾苦，主张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谈及朝政，深知官场弊端，主张整顿吏治，选贤任能；谈及边防，深知匈奴之患，主张恩威并施，暂缓用兵。
汉武帝听罢，龙颜大悦，连声赞叹：“公孙弘真乃贤才也！朕得此人，如鱼得水矣！”当即下诏，授公孙弘为博士，留任长安，辅佐朝政。
十年前，他六十岁入京，被天子罢黜。
十年后，他七十岁再入长安，一举夺魁，深得天子赏识。
人生的大起大落，莫过于此。
而这一切，皆源于他数十年的苦读与沉淀，源于他十年的反思与变通，源于他审时度势的智慧与沉稳。
成为博士之后，公孙弘并未沾沾自喜，也未恃宠而骄，反而更加谦逊谨慎，兢兢业业。
公孙弘为官之初，便定下了自己的为官之道——低调行事，谨言慎行，以柔克刚，以智立身。
彼时，汉武帝派遣公孙弘出使匈奴，考察匈奴的国情，商议和亲之事。
这是一项极为艰巨的任务，匈奴桀骜不驯，反复无常，稍有不慎，便会引发两国的战事，使者也会有性命之忧。
朝中许多大臣都为公孙弘捏了一把汗，认为他年事已高，恐难当此重任。
可公孙弘却欣然领命，即刻启程，远赴匈奴。
在匈奴，公孙弘不卑不亢，从容应对匈奴单于的百般刁难与试探，他凭借自己的智慧与口才，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既维护了大汉的尊严，又摸清了匈奴的虚实。
他深知，匈奴此时虽实力强大，却内部矛盾重重，国力空虚，并非大汉的对手，只是碍于颜面，不肯轻易臣服。
回到长安后，公孙弘向汉武帝如实禀报了匈奴的国情，认为匈奴此时不宜用兵，应继续推行和亲政策，暂缓北伐，休养生息，待国力强盛之时，再一举歼灭匈奴。
汉武帝听罢，心中颇有不悦。
彼时的汉武帝，年轻气盛，雄心勃勃，一心想要北击匈奴，扬大汉国威，公孙弘的建议，与他的心意相悖。
朝中许多大臣见状，纷纷落井下石，弹劾公孙弘出使匈奴无功而返，所言之事，皆是怯懦之言，不堪大用。
汉武帝大怒，欲罢黜公孙弘的官职，将他遣返回乡。
面对天子的震怒与群臣的弹劾，公孙弘依旧面不改色，从容淡定。
他没有为自己辩解，也没有跪地求饶，只是躬身说道：“臣所言，皆是据实而论，为大汉社稷着想，若陛下认为臣所言有误，臣甘愿领罪。”
汉武帝见他如此镇定，心中不由得生出一丝敬佩，转念一想，公孙弘所言，虽不合自己的心意，却也句句属实，匈奴此时确实实力强大，大汉若贸然出兵，恐难取胜。
思虑再三，汉武帝最终没有罢黜公孙弘，只是将他贬为庶人，遣返回乡。
这是公孙弘人生中第二次被贬，彼时的他，已是七十一岁高龄。
换作旁人，恐怕早已心灰意冷，彻底放弃入仕的念头。
可公孙弘依旧淡然处之，回到淄川后，依旧每日读书种地，放猪牧豕，仿佛从未身居高位，从未蒙受贬谪之辱。
天子虽贬了他的官，却并未否定他的才学，此番贬谪，不过是天子一时意气用事。
只要自己坚守本心，静待时机，终有一日，天子必会再次召他入京。
果不其然，仅仅一年之后，汉武帝便再次想起了公孙弘的才学，想起了他所言的治国之道，心中颇有悔意。
彼时，大汉朝堂之上，急需能臣辅佐，汉武帝再次下诏，征召公孙弘入京，授为博士，且位次在所有博士之上。
七十一岁被贬，七十二岁再度被召入京，且身居高位，公孙弘的人生，再次迎来了新的转机。
二度回京的公孙弘，已然七十二岁，历经两次贬谪，两次起复，他的心境愈发沉稳，为官之道也愈发成熟。
汉武帝对自己的赏识，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唯有尽心尽力，辅佐天子，才能不负圣恩，也才能保全自身。
彼时的大汉朝堂，正处于一个关键的转折点。
汉武帝推行推恩令，削弱诸侯势力，加强中央集权，朝堂之上的世家权贵，对此多有不满，暗中勾结，伺机作乱。
北方匈奴屡屡犯边，大汉边境百姓苦不堪言，汉武帝一心想要北伐匈奴，却苦于国力尚未完全恢复。
国内民生凋敝，百姓流离失所，急需推行仁政，与民休息。
公孙弘深知天子的难处，也深知大汉的国情，他凭借自己数十年的苦读与沉淀，结合自己对朝堂局势的洞察，为汉武帝提出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治国方略，深得汉武帝的信任与倚重。
他主张以儒治国，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儒学教育，设立太学，选拔优秀的儒生入朝为官，将儒家思想确立为大汉的正统思想，从思想上加强中央集权。
他主张轻徭薄赋，减免百姓的赋税与徭役，鼓励百姓垦荒种地，发展农业生产，恢复国家经济。
他主张整顿吏治，严惩贪官污吏，重用有真才实学之人，不拘一格降人才，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
他主张与匈奴暂缓用兵，继续推行和亲政策，同时加强边防建设，训练军队，积蓄力量，待时机成熟之时，再一举北伐匈奴。
这些治国方略，既契合了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的政治诉求，又兼顾了大汉的民生与边防，深得汉武帝的赞赏。
公孙弘也因此步步高升，从博士一路擢升，历任左内史、御史大夫，最终在元朔五年，官至丞相，封平津侯。
彼时的公孙弘，已是七十六岁高龄，以布衣之身，拜相封侯，成为大汉王朝开国以来，第一位出身寒门的丞相，也是第一位封侯的丞相。
这在大汉朝堂之上，引起了轩然大波，无数世家权贵为之侧目，无数寒门士子为之振奋。
在此之前，大汉的丞相，皆是出身于世家大族，或是开国功臣之后，如萧何、曹参、陈平、周勃等人，皆是名门望族，功勋卓着。
而公孙弘，出身寒微，无半点家世背景，无半点军功政绩，仅凭自己的才学与智慧，一步步走到了丞相的位置，封列侯，食邑千户，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汉武帝之所以力排众议，任命公孙弘为丞相，封侯赐爵，不仅仅是因为他的才学与智慧，更是因为他的出身。
汉武帝深知，世家权贵盘根错节，势力庞大，早已成为中央集权的最大阻碍，他需要一个出身寒门、无党派背景的臣子，来制衡朝堂之上的世家权贵，加强自己的皇权。而公孙弘，正是最合适的人选。
公孙弘深知汉武帝的用意，也深知自己肩上的重任。
他成为丞相之后，依旧保持着谦逊谨慎的作风，从不居功自傲，从不滥用职权。
他每日上朝，皆早早来到未央宫，等候天子召见；处理政务，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凡事皆亲力亲为，从不推诿懈怠；对待同僚，温和谦逊，以礼相待，即便是对自己的政敌，也从不赶尽杀绝，而是留有余地。
他身居丞相之位，权倾朝野，却始终保持着清廉自守的本色。
他的俸禄，大多用来接济贫苦的乡邻与门生，自己家中却一贫如洗，衣食住行，皆极为简朴。他身居长安，却依旧住着简陋的房屋，穿着粗布的衣裳，吃着粗茶淡饭，家中无半点奢华之物。
有人曾劝他：“你身为大汉丞相，封平津侯，食邑千户，何必如此清贫？不如置办些田产房屋，为子孙后代留下些家业。”
公孙弘听罢，微微一笑，答道：“我本是寒门子弟，承蒙天子厚爱，得以拜相封侯，已是天大的荣幸。我所求者，不过是为大汉尽一份绵薄之力，为苍生谋一丝福祉，并非为自己谋取私利。钱财乃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何必执着于此？”
他的清廉，不仅赢得了百姓的爱戴，也赢得了汉武帝的信任。
汉武帝曾多次赏赐他金银财宝、田产房屋，公孙弘皆婉言谢绝，或是将赏赐之物尽数分给贫苦的百姓与门生。
汉武帝见他如此清廉自守，心中愈发敬佩，对他的信任也愈发深厚。
公孙弘身居相位，不仅清廉自守，更善于识人用人，举荐贤才。
大汉的兴盛，离不开人才的辅佐，因此，他在朝堂之上，极力举荐有真才实学之人，不拘一格降人才，无论其出身贵贱，无论其派系如何，只要有才能，便会向汉武帝举荐。
他举荐的董仲舒，是一代大儒，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治国理念，深得汉武帝的赏识。
他举荐的主父偃，虽出身寒微，却极具才学，提出了推恩令，帮助汉武帝削弱了诸侯势力，加强了中央集权。
他举荐的张汤，虽执法严苛，却为官清廉，刚正不阿，成为汉武帝一朝的着名酷吏，为整顿吏治，严惩贪官污吏，立下了汗马功劳。
这些贤才，皆在汉武帝一朝，大放异彩，为大汉的兴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而公孙弘，也因举荐贤才，深得朝野上下的赞誉。
当然，公孙弘并非完人，他身居相位，权倾朝野，也有着自己的私心与算计。
朝堂之上，人心叵测，勾心斗角，若是一味仁慈，便会被人算计，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
因此，他在举荐贤才的同时，也会打压那些与自己政见不合、威胁自己地位的同僚。
他与御史大夫张汤，素来政见不合，张汤执法严苛，主张以法治国，而公孙弘主张以儒治国，二人在朝堂之上，屡屡发生争执。
公孙弘深知张汤深得汉武帝的信任，若是不除，必成自己的心头大患。
于是，他暗中收集张汤的罪证，向汉武帝弹劾张汤，最终导致张汤含冤而死。
他与主父偃，也曾因政见不合，产生矛盾。
主父偃提出推恩令，深得汉武帝的赏识，权势日盛，公孙弘担心主父偃会威胁自己的地位，便暗中向汉武帝弹劾主父偃，最终导致主父偃被诛九族。
有人说他嫉贤妒能，心胸狭隘，公孙弘却从不辩解。
在朝堂之上，不是你死，就是我活，若是心慈手软，便会成为别人的刀下亡魂。
他打压同僚，并非为了一己之私，而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为了推行自己的治国方略，为了大汉的长治久安。
汉武帝刘彻，是中国历史上着名的雄主，雄才大略，英明神武，却也生性多疑，杀伐果断，喜怒无常。
他在位期间，任用酷吏，严刑峻法，朝堂之上，无数功臣名将，皆因一言不合，便被天子诛杀，或是贬谪流放，鲜有善终者。
伴君如伴虎，这句话，在汉武帝一朝，体现得淋漓尽致。
而公孙弘，身为汉武帝一朝的丞相，权倾朝野，却能在天子的身边，屹立十余年，深得天子的信任与倚重，最终得以善终，这背后，离不开他高超的为官之道，更离不开他深谙帝王心术的智慧。
有一次，汉武帝派人前往公孙弘家中视察，见他家中简陋，衣食简朴，心中大为感动，当即下诏，赏赐他金银财宝、田产房屋，公孙弘却婉言谢绝，说道：“臣身为丞相，食邑千户，俸禄丰厚，足以养家糊口。陛下的赏赐，臣心领了，只是臣素来清贫，不惯奢华，还望陛下收回成命。”
汉武帝见他如此清廉自守，心中愈发敬佩，对他的信任也愈发深厚。
他曾对身边的臣子说道：“公孙弘真乃社稷之臣也！身居相位，却清廉自守，一心为国，朕得此人，实乃大汉之幸！”
元狩二年，公孙弘已是八十岁高龄。
彼时的他，身居丞相之位，已是第八个年头，权倾朝野，深得汉武帝的信任与倚重，成为汉武帝一朝，在位时间最长的丞相。
八十岁的年纪，于常人而言，早已是油尽灯枯，行将就木，可公孙弘依旧精神矍铄，思维敏捷，每日依旧早早来到未央宫，处理政务，辅佐天子，从未有过半点懈怠。
他深知，自己年事已高，时日无多，因此，他更加珍惜自己在世的每一分每一秒，尽心尽力，辅佐汉武帝，为大汉的兴盛，贡献自己最后的力量。
彼时的大汉王朝，已是国力强盛，百姓安居乐业，边境安定，匈奴不敢轻易犯边。
汉武帝推行的推恩令，已然取得了巨大的成效，诸侯势力被大大削弱，中央集权得到了空前的加强；儒家思想，已然成为大汉的正统思想，全国范围内，儒学教育盛行，无数儒生入朝为官，为大汉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北方的匈奴，在卫青、霍去病的接连打击下，实力大为削弱，再也无力与大汉抗衡，大汉的国威，远播四方。
可岁月不饶人，八十岁的公孙弘，终究还是抵不过岁月的侵蚀。
元狩二年三月，公孙弘在处理政务时，突然病倒在未央宫的朝堂之上。
汉武帝得知后，大为震惊，当即派遣太医前往诊治，可公孙弘已是油尽灯枯，药石无医。
弥留之际，公孙弘躺在病榻之上，面色苍白，气息微弱，却依旧心系大汉的社稷与苍生。
他召见自己的门生与下属，嘱咐他们要尽心尽力，辅佐天子，为大汉的兴盛，贡献自己的力量。
他向汉武帝上书，劝谏天子要继续推行仁政，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切勿穷兵黩武，劳民伤财。
他嘱咐自己的子孙，要清廉自守，勤俭持家，切勿贪图富贵，滥用职权。
汉武帝亲自前往公孙弘的家中探望，见他已是弥留之际，心中悲痛不已，泪流满面，说道：“公孙弘，你乃大汉的社稷之臣，朕失去了你，如失左膀右臂矣！”
公孙弘看着汉武帝，微微一笑，用尽自己最后的力气，说道：“陛下，臣一生，承蒙陛下厚爱，得以拜相封侯，辅佐陛下，为大汉尽一份绵薄之力，臣此生，无怨无悔。臣死后，唯愿陛下能继续推行仁政，心系苍生，让大汉的百姓，安居乐业，让大汉的江山，长治久安。”
言罢，公孙弘闭上了双眼，溘然长逝，享年八十岁。
参考《史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