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武警基地那间没有窗户的会议室里，烟雾浓得能拧出水来。烟灰缸早就满了，烟蒂堆成小山，可王建峰手里的烟就没断过。他面前摊着的那份报告，已经改了第七稿。
“这里，‘李振国利用职务便利’后面，加上‘长期、多次’四个字。”王建峰用红笔在打印稿上划着，声音沙哑，“还有肖建国案，不要用‘可能存在疑点’，直接写‘人为制造交通事故致人死亡’。证据链全了，说话要硬气。”
对面的年轻书记员飞快敲着键盘。房间角落，林默靠墙站着，手里也夹着烟，却没怎么抽。他看着王建峰——这位老警察眼里的血丝比蜘蛛网还密，可握笔的手稳得像焊在桌面上。
这是最后的报告。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的《关于宝山系列案件调查终结报告》，七十六页，附证据材料三百四十二份。明天一早要直送省委常委会。
“高明源那条线呢？”林默问。
王建峰翻到经济犯罪部分。“八家企业，十二个空壳公司，三年时间违规套取、转移国有资产和信贷资金总计九亿七千三百万元。”他念出这个数字时，停顿了一下，“其中四点二亿通过地下钱庄流向境外，追回来的可能性很小了。”
九亿七千万。林默想起棚户区那些漏雨的屋顶，想起化工厂遇难者家属哭红的眼睛。这些钱，够盖多少安置房？够赔多少条人命？
“保护伞名单最后确认了？”他又问。
“十七人。”王建峰抽出名单页，“厅级一人，李振国。处级九人，包括马国华、市委那位副秘书长。科级七人。全都有两个以上独立证据源支撑，银行流水、录音、证人证言，互相印证，形成闭环。”
他顿了顿：“程江东的名字没上名单。但他三次接受高明源安排的宴请，为其介绍银行关系、协调项目审批，属于‘不正当交往’，建议由省国资委纪委进行诫勉谈话并通报。”
林默点点头。这个结果，在他预料之中。程江东像条老泥鳅，总是在法律边缘滑行，从不真正越界。但沾上的泥，也够他擦一阵子了。
“检察院那边意见统一了？”林默问。
“基本统一。”王建峰掐灭烟头，“以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行贿罪，重大责任事故罪，故意杀人罪（肖建国案）起诉高明源。李振国是受贿罪、滥用职权罪、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故意杀人罪（共犯）。其他人按涉案程度分案处理。”
他说“故意杀人罪”时，语气很平淡，但林默听出了那平淡下面的分量。一个省厅的刑侦总队长，成了杀人犯的共犯——这话写进报告里，每个字都像淬过火的钉子。
墙上的电子钟跳到凌晨三点十七分。
“差不多了。”王建峰合上报告，揉了揉太阳穴，“林区长，你那边人代会开完了，新班子也选出来了。接下来宝山这副担子，不轻啊。”
“知道。”林默说。
两人走出会议室。走廊很长，灯是声控的，走一段亮一段，前面的黑暗刚被驱散，后面的光又灭了。像他们这几个月走的路。
次日上午九点，省纪委。
李振国的办公室在七楼，朝南，窗户外能看到机关大院里的老樟树。树很粗，怕是有些年头了。
门被敲响时，李振国正在看文件。是省厅转发的一份关于加强春节期间治安管控的通知，他看得仔细，还用笔在几处画了线。
“请进。”他头也没抬。
门开了。进来三个人，都穿着深色夹克。为首的五十多岁，脸上没什么表情，但眼神像尺子，能量出你骨头有几两重。
李振国抬起头，愣住了。他认识这个人——省纪委第四纪检监察室主任，姓严，系统内都叫他“严铁尺”。
“李振国同志。”严主任开口，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清楚，“根据省委批准，现就有关问题向你立案审查调查。请配合。”
办公室里静得能听见空调出风的声音。李振国手里还捏着那支笔，笔尖在文件上戳出了一个洞，墨水慢慢洇开。
他缓缓站起身，脸色白得像刷了层石灰。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但没发出声音。
“你的办公室、住宅及相关场所，将依法进行搜查。”严主任继续说着程序性的话，“现在请你交出所有通讯工具、工作证件及密钥。”
旁边一位年轻办案人员上前一步，伸出手。
李振国盯着那只手，看了很久。然后，他做了一个谁都没想到的动作——猛地转身，冲向窗户！
窗户是推拉式的，开着一半。他一把推开纱窗，一条腿已经跨上了窗台。七楼，下面是大理石铺的硬化地面。
“李振国！”严主任厉喝。
但李振国没跳。他就那样跨坐在窗台上，一条腿在里，一条腿悬在外。风吹进来，吹乱了他梳得整齐的头发。
他回过头，眼睛通红，脸上有种古怪的、近乎癫狂的表情。
“你们你们懂什么！”他的声音尖厉，不像平时那个沉稳的李总队，“我李振国，十九岁当兵，二十一岁入党，在边境线上抓过毒贩，挨过刀，子弹擦着头皮飞过去都没眨过眼！我信仰共产主义的时候，你们在哪儿？！”
，！
办案人员想上前，被严主任用眼神制止了。
李振国喘着粗气，胸口剧烈起伏。“高明源他是送过钱，可那钱我没往自己兜里揣！我拿去干什么了？补助牺牲战友的家属！帮退休老同志解决医药费！那些条条框框那些规定它管得了现实吗？它管得了那些活生生的人的难处吗？！”
他开始背诵，声音颤抖却高亢：“‘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2-3 是《共产党宣言》的开头。他背得滚瓜烂熟，可在这个场景下，每个字都透着荒诞和悲凉。
严主任等他背完一段，才开口，声音很平静：“李振国，你背得没错。可你忘了后面一句——‘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
他往前走了一步：“你用手中的权力，为高明源那样的黑恶势力提供保护，让肖建国那样的好警察冤死，让化工厂的工人白白送命——这就是你理解的‘无产阶级的利益’？这就是你‘补助战友家属’的理由？”
李振国僵住了。他张着嘴，想反驳，却发不出声音。那只跨在窗外的手，指关节因为用力而发白。
“你口口声声说信仰。”严主任又往前走了一步，几乎到了窗边，“可你的信仰早就变质了。它成了你为自己的违法犯罪行为寻找的借口，成了你掩饰内心贪婪和权力欲望的遮羞布。你和刘新建有什么区别？都是把崇高的信仰挂在嘴边，把肮脏的交易藏在背后的人！”-7-9
李振国的身体开始发抖。刚才那股癫狂的气，像被针扎破的气球，噗一下泄了。他眼睛里有什么东西碎裂了，露出底下深不见底的虚妄和恐惧。
严主任伸出手，不是去抓他，只是摊开手掌：“下来吧。把问题交代清楚，该承担的责任承担起来。这才是你作为一个老党员、老警察，现在唯一能做的、还算有点体面的事。”
风更大了。李振国悬在外面的那条腿，慢慢收了回来。他笨拙地爬下窗台，落地时踉跄了一下，办案人员扶住了他。
他没有再反抗。当手铐戴上时，他甚至配合地抬了抬手。只是眼睛一直看着窗外那棵老樟树，眼神空洞，像被抽走了魂。
严主任走到窗边，关上了窗户，锁好。他回头看了一眼李振国被带走的背影，轻轻叹了口气。
“给厅里打个电话，”他对身边人说，“让他们派个心理干预小组过来。另外，通知他家属的时候注意方式方法。”
两个月后，省高级人民法院大法庭。
国徽高悬，庄严肃穆。能容纳五百人的旁听席坐得满满当当。前排是省市各级干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中间是受害者家属和群众代表。后排和过道挤满了媒体记者，长枪短炮对准了审判席。
林默坐在第三排靠过道的位置。他穿着深色夹克，很低调。旁边是周涛，老警察今天特意刮了胡子，但眼角的皱纹像刀刻的一样深。
上午九点整。
“传被告人高明源、李振国、马国华到庭！”
侧门打开，十一名被告人被法警依次押入。他们都穿着统一的囚服，剃了光头，戴着手铐脚镣。脚镣很重，拖在地上发出沉闷的金属撞击声，在异常安静的法庭里回荡，每一步都像是踩在人心上。
高明源走在第一个。他瘦脱了形，曾经合身的西装现在像挂在衣架上，空空荡荡。脸颊深陷，颧骨突出，但走路的姿势依然挺直，甚至带着点习惯性的、属于“高老板”的架子。只是那架子底下，早就空了。
他在被告席站定，抬起头，目光扫过审判席，扫过旁听席。当看到林默时，他的目光停顿了大概一秒钟。没有怨恨，没有愤怒，甚至没有什么情绪，就是一种纯粹的茫然。好像在看一个陌生人，或者一件想不起来历的旧物。
然后他移开视线，低下头，看着自己手上的铐子。
庭审持续了整整四天。公诉人用了将近八个小时宣读起诉书，指控的事实触目惊心，出示的证据堆积如山。每当念到关键处——比如肖建国被谋杀的具体细节，比如化工厂爆炸前安全阀被锁定的监控时间，旁听席上就会传来压抑的啜泣声。
高明源大部分时间都低着头。只有当公诉人提到“非法获利九亿七千三百万元”时，他嘴角极其轻微地扯动了一下，像是一个自嘲的笑，又像是不自觉地抽搐。
法庭辩论阶段，高明源的律师做了罪轻辩护，强调他“主动配合调查”、“积极退赃”（虽然只退了一小部分）、“为地方经济做过贡献”。但这些话在铁证面前，苍白得像一张浸了水的纸。
最后陈述时，审判长问高明源还有什么要说的。
他慢慢站起身，扶着被告席的栏杆。手铐和栏杆碰撞，叮当轻响。他沉默了很久，久到审判长准备提醒他注意时间。
“我”他终于开口，声音嘶哑得像是砂纸磨过铁皮，“我认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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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里响起一阵轻微的骚动。
“所有指控，我都认。”高明源继续说，语速很慢，每个字都像是从深井里费力捞上来的，“我对不起那些死去的工人，对不起肖建国警官和他的家人，对不起宝山的老百姓也对不起”他顿了顿，声音更低了些，“对不起那些曾经信任过我的人。”
他抬起头，这次没有看任何人，而是望向法庭高高的穹顶。阳光从侧面的高窗射进来，在穹顶上投下一片晃动的光斑。
“我这辈子，穷过，富过，风光过，也现在这样过。”他扯了扯嘴角，这次是真的在笑，一种无比苦涩的笑，“可走到今天这一步，我才想明白一件事：有些东西，你拿到了，握在手里，以为它是你的。可其实它从来就不是。它只是暂时放在你这儿，时间到了，就得连本带利还回去。还得更惨。”
他不再说话，缓缓坐下。背佝偻着，那点强撑的架子，终于彻底散了。
李振国的陈述简短而混乱。他反复强调自己“初心是好的”、“没有主观恶意”、“想为同志解决困难”，但在确凿的证据面前，这些辩解显得可笑又可怜。马国华则从头哭到尾，话都说不连贯。
第五天下午，宣判。
全体起立。审判长洪亮的声音通过扩音器传遍法庭的每个角落：
“被告人高明源，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犯故意杀人罪犯重大责任事故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被告人李振国，犯受贿罪犯滥用职权罪犯故意杀人罪（共犯）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财产。”
“被告人马国华”
一个个名字，一项项罪名，一句句判决。法槌落下，声音清脆而决绝，为这场漫长的斗争画上了法律的句号。
高明源听到“死刑”时，身体剧烈地晃了一下。法警扶住了他。他慢慢抬起头，脸上最后一点血色也褪尽了，只剩下死灰。他再次看向旁听席，目光空洞地掠过众人，最后又落在林默身上。
这一次，他的眼神有了变化。那是一种极度复杂的混合体——有一闪而过的怨恨，有深入骨髓的恐惧，有万事皆休的绝望，但更多的，是一种终于到来的、彻底的认命。他仿佛想用最后的目光记住这张将他送进深渊的脸，又仿佛只是想从这张脸上，找到自己为何会走到今天的答案。
他没有找到。于是他闭上了眼睛。再睁开时，里面只剩下麻木。
法警押着他转身。脚镣拖地，哗啦哗啦声音沉重而缓慢，一步步走向那道将他与过往世界彻底隔绝的侧门。在门口，他最后一次回头，看了一眼法庭正中央那枚巨大的、金色的国徽。
阳光照在国徽上，反射出耀眼而威严的光芒。
他低下头，走了出去。背影消失在门后的阴影里，像一个被橡皮擦从画纸上擦掉的人像。
散庭后，林默和周涛随着人流走出法院。午后的阳光有些刺眼。
“结束了。”周涛长长吐出一口气，声音有些发颤。这个老警察，亲手送过不少罪犯，但这一次，不一样。
“肖建国同志的追悼会和荣誉恢复仪式，定在下周三。”林默说，“省厅和市局领导都会参加。”
周涛点点头，眼圈有点红。“老肖能瞑目了。”
两人走到停车场。林默刚要上车，手机震了。是吴彬发来的日程安排：下午三点，区委常委会，研究棚户区改造新区建设方案；晚上七点，宴请来宝山考察的投资商代表团；明天上午，全市安全生产年度总结部署会
周涛看着他。“林区长，宝山以后就靠你了。”
林默收起手机，望向法院大楼。庄重的建筑在阳光下巍然矗立，国徽高悬。
“靠大家。”他说，“靠制度，靠法律，靠每一个还没忘记初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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