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随堂太监徐高捧着要求嘉定伯周奎“捐输十万两以为表率”的旨意来到富丽堂皇的嘉定伯府时，周奎的反应如同天都要塌了。
他对着徐高嚎啕大哭，浑浊的老泪顺着皱纹横生的脸颊滚落，沾湿了华贵的锦袍，他捶胸顿足地哭喊：
“徐公公！冤枉啊！老臣哪有什么十万两白银？
咱家虽是皇亲，却向来清贫度日，全仰仗陛下恩赏才勉强糊口，府中连存粮都只够数月之用，实在无多金可献啊！”
徐高捧着圣旨，面色凝重地转述崇祯的话：
“皇爷说了，国难当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伯爷身为国丈，当为天下表率，若京师不保，再多私财也无用。”
可任凭徐高苦口婆心劝说半日，周奎只是一味哭穷，翻来覆去都是“家境窘迫”“无力承担”的老话，到最后才仿佛被剜去心头肉般痛苦地咬牙：
“为解君忧，老臣拼了这条老命，也愿捐一万两！再多，实是要了老臣的命啊！”
徐高无奈回宫复命，崇祯闻报，气得几乎将御案掀翻。
他太清楚这位岳父的家底，府中窖藏白银不下百万两，良田千顷，如今竟吝啬到如此地步！
盛怒之下，他当即命徐高再赴伯府，严词切责，勒令周奎“至少先献三万两，以全大体，堵住天下悠悠之口”。
次日清晨，周奎竟顶着一双“哭肿”的眼睛，急匆匆入宫求见女儿周皇后。
他对着皇后又是一番声泪俱下的表演，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诉说自己如何“倾家荡产”才凑齐一万两，恳求女儿“念在父女情分，救救老父”。
周皇后虽深知父亲贪婪，但见他哭得肝肠寸断，又忧心国事紧急，不忍苛责，只得私下从自己不多的体己中取出五千两交予他，再三叮嘱：
“父亲务必凑足三万两，为国分忧，莫要让陛下失望。”
然而，周奎的吝啬出乎周皇后的想象！
他竟将皇后所赐的五千两暗中扣下两千，只拿出三千两，连同自己先前答应的一万两，凑成一万三千两。
当徐高第三次上门催缴时，他便将这堆银子推出，声称已竭尽所能，“家底罄尽，实在再无分文”。
徐高如何肯信，周奎府中金山银海是京中公开的秘密，这一万三千两对他而言不过是九牛一毛。
双方在伯府厅堂僵持不下，徐高反复劝说，周奎却死活不肯再加一分。
周奎眼见无法打发，竟使出了惊世骇俗的一招。
他命管家带领仆役，将府中库房角落堆积的陈旧衣物、破损家具、淘汰的器皿杂物等一干不值钱的东西，悉数搬出府门，堆积在车水马龙的府前大街旁。
仆役们在他的授意下，竟高声吆喝起来：
“走一走，看一看咯！嘉定伯府为助军饷，忍痛变卖家产祖物！”
“绫罗旧衫，上等木器，给钱就卖！”
还贴出一张醒目的告示：“国事维艰，毁家纾难，变卖祖产以助饷需。”
一时间，嘉定伯府门前成了京城最大的笑话场。
围观百姓络绎不绝，挤得水泄不通，纷纷指指点点，哄笑不已，谁不知嘉定伯府富可敌国！
这出“前门卖破烂，后门藏金山”的戏码，成了街头巷尾最辛辣的谈资。
有胆大的甚至故意高声议论：
“伯爷这戏做得真足！改日是不是要把库房里的金砖也拿出来‘贱卖’啊？”
徐高目睹此景，气得浑身发抖，指着周奎的鼻子厉声斥道：
“公贵为国戚，受恩深重！今国家危亡在即，公犹吝惜私财至此乎？纵使天下侥幸得安，似公这般作为，他日有何面目立于天地之间？”
周奎却置若罔闻，反而背着手，眯着眼看着街头的热闹景象，还催促仆役：
“声音再大些！让大家都看看老夫的‘忠心’和‘清贫’！”
徐高看着眼前这荒诞的一幕，心中只剩满心悲凉。
他知道，再多劝说也是徒劳，最终只能带着那一万三千两“巨款”，黯然回宫复命。
当崇祯听完徐高含泪的禀报，尤其是听到周奎当街“卖破烂”的丑态时，脸色先是一白，随即涨得发紫，最后化为一片死灰。
他颓然坐下，心中最后一丝对血缘亲情的期望，连同皇帝最后的脸面，都被自己这位岳父撕得粉碎。
他摆了摆手，声音嘶哑地说：
“罢了，罢了不必再逼他了。”
彻底绝了再向周奎索要的念头。
国丈的“表率”作用，很快影响了其他人。
另一位皇亲太康伯张国纪，是崇祯岳母家的亲属，素来有“急公好义”的名头，且家资丰厚。
他见周奎闹得如此不堪，自己若不出面，恐遭物议，于是主动上奏，捐银二万两。
崇祯正被周奎气得心口疼，见张国纪如此“深明大义”，不禁大喜过望。
他立刻下旨褒奖，赐张国纪锦衣卫指挥佥事世职，并下令在太康伯府前树立牌坊，大书“急公好义”四字，试图以此树立正面典型，激励其他人效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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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崇祯的算盘很快就落空了。
勋贵们看到连皇后的父亲都只捐了一万三千两，太康伯捐二万两就得如此厚赏，心中那本账立刻算得清清楚楚。
捐得越少，越显得“清贫”，越安全，象征性捐一点，既能应付皇帝，又不伤筋动骨。
于是，各个顶级勋戚，纷纷有样学样，捐银多在数千两，有的甚至不足千两，更无一人超过一万两。
而且个个都有一套说辞，或言“家产早已抵押充公”，或称“田庄连年歉收”。
更有甚者，也学着周奎的样子，装模作样变卖些无关紧要的田产、古董，号称“倾尽所有”，实则拿出几百两敷衍了事。
勋贵如此，百官更甚。
这些手握权柄、贪腐成风的官员，面对皇帝的劝捐，展现出了惊人的“创造力”和“表演天赋”。
内阁次辅魏藻德，是京中颇有产业的富翁，此刻却一脸沉痛地站在朝堂上，大谈为官清廉之道：
“臣自入仕以来，两袖清风，仅靠俸禄度日，家中并无多余资产。”
最终“勉力”捐出五百两，还一副“已是倾其所有”的模样。
陈演也是有名的富相，他的表演更为精湛，他甚至在崇祯面前痛哭流涕，捶胸顿足：
“陛下！臣自为官以来，冰兢自守，不敢取一钱非分。家中老母幼子，常以粥度日臣实在无银可捐啊！”最终，他竟真的分文未出，还博得了一些“耿介清贫”的同情。
首辅杨嗣昌倒是默默捐出了一千两。
他虽爱权，但为官素来清廉，主导“三饷加派”时虽手握巨额军资，却分文不沾，也无额外灰色收入，家中并无太多积蓄，这一千两已是他省吃俭用攒下的全部俸禄。
阁老尚且如此，六部九卿、侍郎、御史、翰林们更是各显神通。
捐银多在几十两到几百两之间，无人超过千两。
不少人故意穿着打补丁的旧官袍上朝，或在自家宅邸大门贴上“此宅急售，筹银助饷”的告示，以此证明自己“家徒四壁”，逃避捐输。
掌管东厂、协理京营戎政的司礼监秉笔太监曹化淳，他倒是主动捐出五万两，并动员手下得力太监一同捐输。
司礼监太监王永祚响应号召，捐出三万两，并在宫中奔走劝诫：
“皇爷忧劳至此，我等受恩深重，此时不出力，更待何时？”
作为卧底的杜勋，因为做贼心虚，总觉得皇帝正暗中盯着自己的一举一动，生怕因捐饷不力引起怀疑。
所以，虽然他心疼得滴血，最终还是咬牙捐出了一万两，回去后对着账本哭了好几天，心疼那些白白“损失”的银子。
自然也有如王之心这样的富太监，照样哭穷敷衍。
他身为掌管东厂部分事务的实权太监，家产富有，却只肯拿出几千两，还谎称“老奴平日节俭，仅存这点私银，已是尽力”。
最令人唏嘘的，是民间百姓的反应。
与权贵们的锱铢必较、弄虚作假形成天壤之别，一些贫寒士子、小商人，甚至普通百姓，在听闻国家危难、皇帝亲自募捐后，竟真有人拿出自己的微薄积蓄，为国分忧。
最轰动京师的是，一位年逾六十孤寡老汉，颤巍巍地来到户部捐输点，将一个层层包裹的布包打开，里面是他一生省吃俭用积攒下的四百两银子。
他将银子全部推上，然后朝着紫禁城方向跪下，老泪纵横：
“陛下！小民无能，只有这些，愿助将士们多买几口粮，多造几支箭！守住京城啊！”言毕，叩头不止。
此事传至宫中，崇祯闻之，先是愕然，随即面红耳赤，心中五味杂陈，有感动，更有羞愧。
他当即下旨，封这位老汉为荣誉虚衔的“锦衣卫千户”，赐九品冠带，令地方官好生奉养，以彰显其忠义。
这场轰轰烈烈、鸡飞狗跳的“捐资助饷”运动，持续了十余日，最终黯然收场。
户部最终汇总，共筹得白银约三十万两。
其中，宦官捐输占了近二十万两，曹化淳、王永祚、杜勋等人是主力，勋戚百官合计捐输不足十万两，尚不及几个大太监所出，民间捐输数万余两。
这与崇祯预期中至少百万两以解燃眉之急的目标，相差太大。
面对这区区三十万两，崇祯只能怀着悲愤与无奈，先拨付给京营发饷，至于原计划的大规模更换装备、大规模犒赏、激励士气，全都成了痴人说梦。
城防依旧薄弱，军心依旧涣散，而李自成的大军，已在逼近京师的路上。
大明的气数，似乎已在这场荒唐的劝捐闹剧中，耗尽了最后一丝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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