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颗静默炸弹的冲击波，在最初十二小时内因暴风雪的自然阻隔与奥托·斯科尔兹内部队近乎完美的战场清理与误导行动，被暂时限制在极小范围内。
然而，当1月21日清晨风雪渐息，内务人民委员部驻赤塔机构以及斯大林随行警卫系统的残存人员，在发现主屋燃烧的废墟、同僚尸体以及领袖消失无踪的事实时，一种混合着职业性恐惧、政治性恐慌与个人生存本能的计算，开始在秘密通讯线路与地下掩体中疯狂滋长。
1月21日上午十时三十分，在赤塔城防司令部最深处的钢筋混凝土掩体内，由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拉夫连季·贝利亚以及克利缅特·伏罗希洛夫三人为核心的“临时应急领导小组”召开了第一次，或许也是最后一次具有表面团结性质的紧急会议。
掩体内的空气经过过滤依然带着地下特有的阴冷潮湿，但更冷的是弥漫在长桌周围的无形寒意。一盏功率不足的吊灯在低矮的天花板下投下晃动的阴影，映照着几张神色各异的、紧绷的脸。
贝利亚，这位身材不高、戴着玳瑁圆框眼镜、面容看似温和甚至有些学者气的格鲁吉亚人，首先以他特有的、不带起伏的平缓语调开始汇报。
他的声音在密闭空间里清晰而冰冷，如同在宣读一份与己无关的病理报告：
“初步现场勘察已于四小时前完成。共清理出十一具我方人员遗体，死亡原因为中近距离枪击或近战利器创伤，部分尸体有搏斗痕迹。”
他稍作停顿，镜片后的目光如同精密仪器般缓缓扫过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最后落在自己面前空无一物的桌面上。。”
他抬起眼，语气依旧平稳，但每个字都像冰锥般刺入听者的耳膜：
“综合现场技术分析、袭击行动体现出的极高专业水准，以及撤离路线的刻意隐蔽性，基本可以排除内部叛变、偶然遭遇或地方匪帮袭击的可能性，这是一次由境外国家级力量策划、旨在捕获而非消灭最高领导人的特种作战行动。”
“执行者，根据装备、战术风格及当前战场态势判断，隶属于德意志帝国军事或情报机构的特种部队之概率，超过百分之九十五。”
“德意志人？！他们怎么可能掌握如此精确的情报？怎么可能穿透我们层层防卫渗透到赤塔近郊？！”
伏罗希洛夫，这位以对斯大林个人忠诚而非杰出战略才能着称的老元帅，脸色因激动和某种更深层的恐惧而涨红。
他一拳砸在铺着墨绿色呢绒的桌面上，震动了盛着冷茶的搪瓷缸，“警卫工作是怎么部署的？！内务部的同志们难道都在冬眠吗？！贝利亚同志，这不仅仅是失职，这是这是对革命的犯罪！”他的怒吼在狭窄空间里回荡，却带着一丝色厉内荏的颤抖。
贝利亚的目光平静地转向他，那平静之下是冰冷的审视与早已计算好的推诿：“克利缅特·叶夫列莫维奇同志，‘伐木工人小屋’作为备用指挥所的具体坐标、启用时机及保密级别，是由您本人、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同志以及最高军事委员会共同议定的。
“外围警卫力量的配置方案与日常巡查规程，也经由您批准后执行。内务部负责内部贴身警卫与反间谍筛查，而该地点暴露，更可能源于长期电磁信号泄露、补给线人员被渗透或更高层次的战略情报被破译。此刻追究具体环节的责任，不仅为时过早，且可能干扰我们当下最紧迫的任务。”
他刻意放缓了语速，仿佛在引导对方的思路，“当前要务，依重要性排序：第一，动用一切可能手段，秘密确认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同志的实际下落与生存状态；第二，科学评估其若落入敌手可能面临的政治与人身处境；第三，也是最具挑战性的”
他再次停顿，目光扫过脸色愈发苍白的莫洛托夫，“采取果断措施，稳定党内、军内及地方政权架构，防止因权力核心突然缺位而引发的恐慌性溃散与结构性动摇。”
“稳定？如何稳定？”莫洛托夫摘下他那副标志性的夹鼻眼镜，用一块有些起毛的绒布用力擦拭着镜片，这个动作暴露了他内心的焦虑。
他的声音失去了往日在外交场合的沉稳，带着难以掩饰的疲惫与彷徨，“消息就像泼出去的水，不可能完全封住，即使我们封锁赤塔，前线指挥部、地方党委、还有莫斯科那头的耳朵和眼睛怎么办？‘领袖’失去联系，前线百万将士的指挥链靠什么维系？”
“莫斯科的白匪和他们的德国主子会如何利用这件事大做文章？党内军内那些一直被压制着的不同声音，那些隐藏在角落里的野心家，会怎么想、怎么做？”
他戴上眼镜，看向贝利亚，眼神里充满了寻求答案的渴望，或者说，是推卸责任的试探，“我们必须立刻、马上发表一个声明！一个能够暂时安抚人心、争取时间、同时不露破绽的声明！”
“声明？”贝利亚的嘴角极其轻微地扯动了一下，那几乎不能算是一个笑容。
“德国人耗费如此代价实施绑架，其目的绝非单纯的肉体消灭。他们必然会在政治宣传、心理战乃至可能的秘密外交谈判中，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一筹码。”
“我们若主动发表非常态声明，便等于提前承认了异常，将主动权拱手让人。”
他身体微微前倾，声音压得更低，却更具穿透力，“我认为，目前最稳妥的策略是：对外，一切照旧，沿用‘领袖正在指挥岗位’的常规口径，所有命令、公报继续以他的名义签发，由我们三人联合代行签署权。”
“对内，将知情范围严格控制在最小必要层级，启用备用密码与通讯渠道，同时，调动内务部所有秘密力量、军事情报系统残留网络以及可用的边境巡逻力量，以赤塔为圆心，向东北、北、西北三个方向展开隐秘而广泛的搜寻与调查。重点是边境口岸、可疑的空中活动迹象以及德国人可能设立的临时关押点。”
“秘密搜寻”莫洛托夫喃喃重复，眼镜后的眼神有些涣散，“如果如果他已经不在西伯利亚，甚至已经被秘密转移至欧洲了呢？如果德国人明天就在柏林召开记者会，展示展示他的影像呢？”他的声音带着不自觉的颤抖，那是想象到最坏情况时的本能反应。
“那便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第二种，也是更复杂的局面。”贝利亚的目光变得深邃而复杂，仿佛在评估一盘极度复杂的棋局，
“若敌人公开此事，我们便丧失了信息主动权，届时，我们面临的选择将异常艰难：是坚决否认，指责其为卑劣的伪造宣传？这需要极高的舆论操控技巧和内部铁板一块的配合，且随着时间推移，谎言维持成本将剧增。”
“还是承认部分事实，但将其塑造为‘领袖为掩护主力转移而英勇陷入敌手’的悲壮叙事，同时迅速启动应急预案，确立新的、至少是临时的集体领导核心，以稳定大局？”
他停顿了一下，目光锐利地扫过另外两人，“甚至，在极端情况下，我们是否应该，以及通过何种渠道，尝试与德国方面进行某种非正式接触？目的或许并非赎回领袖——那代价必然难以承受——而是为了解真实情况，评估其可能提出的政治要价，或者为保全远东残余力量、争取某种缓冲或局部解决，预留谈判空间？”
贝利亚没有把话说完，但话中蕴含的冷酷现实与政治算计，让掩体内的温度仿佛又下降了几度。
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都陷入了沉默，各自在心中飞快地盘算着利弊与自身立场。斯大林以其无与伦比的铁腕、多疑的性格和复杂的制衡术建立起来的、高度个人化且极度依赖恐怖威慑的集权体系，其致命的脆弱性，在他本人突然从权力方程式中被抹去后，赤裸裸地暴露出来。
没有了他那双无处不在、令人敬畏又恐惧的眼睛，没有了那最终的决定权和惩罚权，维系这个体系的隐形纽带开始松动。忠诚、恐惧、野心、生存本能，这些原本被强力压制或巧妙利用的因素，开始重新排列组合。
会议在持续数小时的无休止争论、相互试探、责任推诿以及未明言的密谋氛围中结束，最终只达成了一些模糊且充满内在矛盾的“原则共识”。
贝利亚凭借其对暴力机器和信息渠道的实际掌控，顺理成章地主导了消息封锁、内部调查与维稳工作。莫洛托夫与伏罗希洛夫则心怀各异，表面合作，暗地里都已开始通过各自可信的亲信网络，秘密联络党、政、军系统中的支持者或潜在盟友，为即将可能到来的权力再分配乃至激烈斗争进行铺垫。
赤塔这座临时红色首都，其最高指挥中枢在表面上仍维持着运转的伪装，电报依然发出，文件依旧流转，卫兵照常巡逻但决策的效率已急剧下降，命令的下达常常迟缓且相互矛盾，对前线瞬息万变战况的回应，往往滞后且缺乏决断的魄力与一致性。
一种功能性的瘫痪，如同缓慢蔓延的神经毒素，正从核心向整个官僚与军事体系的末梢侵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