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失踪所引发的政治地震，其震波虽被赤塔高层竭力限制和掩盖，但地壳的裂隙仍不可避免地通过多种难以完全控制的渠道，向数千公里长的战线扩散。
指挥链条上层出现的迟疑、矛盾与信息黑洞，后勤补给系统因失去强力协调而加剧的紊乱。
以及少数通过秘密或个人渠道获知模糊噩耗的高级军官难以掩饰的惊惶，所有这些因素共同在前线官兵中酝酿着一种深刻的不安与怀疑。
帝国宣传机器开足马力，广播电台的俄语频道和如雪片般空投的传单，其内容开始进行精妙的升级：从泛泛批判苏维埃制度，转向更具针对性的暗示与瓦解。
“莫斯科的巨钟已经停摆”、“你们的牺牲正在被谁享用？”、“当指挥官消失时，士兵为谁而战？”、“你们的家人愿意看着你们无所谓的牺牲吗？”
这些充满心理暗示的语句，与大量关于后方粮食短缺、特权阶层奢靡、政治委员滥权以及虐待伤兵的所谓“亲历者证言”相结合，形成了一套立体化的精神攻击体系。
这套宣传攻势加上最高领袖失踪、协约国停止对其输送任何物资，与前线苏军官兵面临的日益严峻的物质困境。
食物配给锐减乃至中断，药品极度匮乏，御寒衣物破损严重无法补充，以及持续不断的惨重伤亡和看不到任何胜利曙光的绝望前景，产生了致命的化学反应。
信念的支柱在现实的重压下本就岌岌可危，而关于最高领袖可能已不在了的隐秘恐惧，则成了压垮许多人心防的最后一根稻草。
1月25日，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战线南翼，负责抵御埃尔温·隆美尔将军指挥的德军快速部队的苏军第112步兵师下属第437步兵团，正处于一种临界状态。
该团已连续一周未能获得足额的食物补给，冻伤减员超过三分之一，弹药储备见底。
更让他们军心浮动的是，在过去四十八小时内，他们先后收到了来自师部两道含义模糊且略带矛盾的指令：先是严令“不惜一切代价坚守现有阵地”。
数小时后又是一道补充指示，称“如遭遇敌军重大压力，可相机向第二道预备阵地作战术调整”，却未明确“重大压力”的标准与后撤的具体路线。指挥的混乱传递了一个危险的信号：上层可能出现了问题。
25日下午，在一次德军例行的、强度并不大的炮火袭扰和连级规模的试探性进攻后，第437团团长，一名经历过内战洗礼、身上带着多处旧伤、此刻却被疲惫和深深迷茫笼罩的中年上校，做出了一个决定。
他没有召集政治委员商议，而是单独叫来了团里一名被认为相对可靠的少校参谋。“派人，举白旗，去对面。”他的声音干涩，眼神避开下属惊讶的目光。
“问问他们如果放下武器，他们能否保证我团全体官兵的生命安全，并提供基本的食物和医疗救助，我们有很多人需要救治，很多。”他强调了一句，仿佛在为自己即将成为“叛徒”的行为寻找最后的合法性依据。
少校脸色惨白，但看到团长眼中那份近乎死寂的决绝，他没有争辩，默默行礼后转身离去。
一小时后，一名手持临时用床单绑成的白旗的苏军少尉，在两名同样面色灰败的士兵陪同下，小心翼翼地走向德军前沿阵地。
消息迅速报至隆美尔本人。这位以机敏和果敢着称的将军，在仔细询问了苏军军使的状态和来意后，决定亲自处理。
在一个临时搭建的、用于观察前线的前进指挥所里，隆美尔接见了那名看起来营养不良、眼神游离却强作镇定的苏军少校。
“我们代表第437步兵团指挥部，”少校的声音因紧张而有些沙哑。
“希望希望了解，如果我部官兵停止抵抗，贵军能否依据战争法规，保障他们的生命安全和个人尊严，并提供人道主义意义上的食物与医疗保障？我们有许多重伤员和严重冻伤人员，情况很糟糕。”
隆美尔没有立刻回答，他灰色的眼睛锐利地审视着对方，从对方微微颤抖的手指、干燥起皮的嘴唇以及眼底深处那并非伪装的疲惫与求生欲中，迅速做出了判断。
他示意副官端来热咖啡和几片黑面包、一小罐酸黄瓜，放在对方面前的简陋木板上。
“根据德意志帝国所承认的相关国际战争法规原则，”隆美尔的声音平静而清晰，不带丝毫胜利者的傲慢，反而有种公事公办的严肃，这在当前情境下显得尤为可信。
“主动放下武器、停止抵抗的军人，将被视为战俘，享有基本的人身安全、不受虐待的权利，并获得符合标准的食物、住所与必要的医疗救治。”
“具体接收程序、战俘营地安排及军官与士兵的分别待遇，需要你们指挥官派出正式代表，与我方相应级别的军官接洽并签署必要的文件。”
热咖啡的蒸汽模糊了少校的镜片，面包的香味和酸黄瓜独特的酸爽气味在冰冷的空气中格外诱人。
或许是这微不足道的“礼遇”，或许是隆美尔那冷静到近乎淡漠的态度，少校沉默地点了点头。
他带着简单的回复返回己方阵地。不久之后，在黄昏降临前，第437步兵团残存的约八百名官兵，在团长带领下，成建制地、秩序尚存地走出了他们坚守多日的掩体和战壕，向德军指定的集结区域走去。
他们绝大多数人衣衫褴褛，裹着肮脏的绷带，冻伤溃烂的手脚暴露在寒风中，脸上写满了麻木、解脱与深深的疲惫。
隆美尔命令部队严格按程序接收，提供热汤和毯子，并将军官与士兵分开管理。
他站在指挥所外，沉默地注视着这支放下武器的部队，脸上没有露出任何喜悦或轻蔑的表情，只是迅速将这一情况连同自己的分析，加密上报至集团军和更高层指挥部。
第437团的投降，犹如在已经承受极限压力的冰面上凿开了第一个窟窿，消息无法被完全封锁，它通过各种渠道：被释放的轻伤员、德军有意识散布的心理战信息、溃散士兵的口耳相传。
如同病毒般在前线苏军部队中扩散开来。在接下来的一周内，从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以东至伊尔库茨克以西的广阔弧形战线上，投降事件从零星的、小股的自发行为，逐渐演变为频繁的、有时甚至是营团级别的集体行动。
投降的诱因各不相同：有时是在承受了一轮并不猛烈的炮击后，防御意志便骤然崩溃；有时是部队指挥官在评估了无望的局势后，为避免全军覆没而做出的理性选择；有时则是士兵们在夜间自发串联，迫使或说服军官带领他们走向敌方阵地。
苏军的政治委员系统和内务部特别部门陷入了疯狂但徒劳的弹压，他们处决了一些被指控为“动摇分子”、“逃兵”或“叛徒”的军官和士兵，试图以恐怖重新凝聚纪律。
然而，在整体性的士气崩溃和生存本能面前，这种高压手段的效果越来越有限，甚至在某些单位激起了公开的反抗或针对政治委员的暴力事件。
一部分政治委员自身也陷入了信念危机或现实考量，选择了沉默、默许甚至加入了投降的行列。
他们向一线部队下达了明确的指令：在保持高度战术警惕、防止苏军困兽犹斗式反击或诈降的同时，应果断加大心理攻势的强度与针对性。
前线德军广泛使用大功率扩音器进行俄语喊话，空投详细说明投降程序与待遇保证的劝降信，并有意向苏军阵地展示已投降人员获得基本饮食和医疗的场景照片。
与此同时，德军及其盟友的推进策略也进行了调整：不追求高速、冒险的大纵深穿插，转而采取稳扎稳打、逐步挤压的战术。
重点在于巩固已占领的交通枢纽和战略要点，建立有效的野战补给站和战俘临时收容系统，消化源源不断涌入的俘虏和占领区，同时持续施加一种缓慢但不可逆转的军事压力，进一步瓦解苏军残存部队的抵抗空间与意志。
至2月初，西伯利亚中东部的军事态势发生了根本性逆转，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以东至贝加尔湖西岸的广大区域，苏军有组织的、成建制的战略防御已基本瓦解。
大量部队要么溃散为小股武装在荒野中挣扎求生，要么成批向联军投降，要么在混乱中丢弃重装备，向东方的伊尔库茨克乃至更远的贝加尔湖地区盲目撤退，通往伊尔库茨克这座西伯利亚重镇和铁路枢纽的道路，已经向联军洞开。
面对苏军出乎意料的、近乎雪崩式的溃败和规模急剧膨胀的投降潮，联军高层在最初的军事喜悦过后，迅速被一系列复杂的现实挑战和内部矛盾所困扰。
在新西伯利亚的前线总指挥部，曼施坦因元帅面对作战地图上迅速东移的战线标记和雪片般飞来的关于接收俘虏、控制城镇、修复交通线的报告，眉头却越锁越紧。
他在发给柏林大本营的一份绝密评估报告中，冷静而忧虑地写道：“敌军崩溃之速度与规模，已远超我军现有后勤保障与行政管理能力之极限。截至当前，已接收之苏军战俘总数预计已突破二十七万人，且每日仍以数千甚至数万人的速度增加。”
“安置、甄别、基本补给及防止疫病爆发，已成为各集团军沉重的额外负担，严重牵制其机动与持续作战能力。”
“新占领区地域广阔，人口稀少但结构复杂，散兵游勇、逃亡官员、潜伏破坏分子与大量本地居民混杂，治安形势严峻，建立有效军管需投入大量宪兵与行政人员。”
“我军及盟军一线部队经长期作战与严寒消耗，已显疲态，装备维护与人员休整需求迫切。”
“若不顾现实条件强行组织长途追击，恐导致战线过长、补给不继、部队战斗力进一步下降，并可能诱发难以预料的占领区动荡。”
“综上，建议东线主力自即日起，转入战略巩固与消化阶段：暂停大规模进攻行动，重点确保主要铁路干线畅通并向前延伸，牢固控制关键城镇与交通节点，系统性地清理战场、甄别战俘、建立初步的军政府管理体系，同时，政治与心理瓦解工作需同步加强，以促使苏军残余势力进一步分化。”
曼施坦因的担忧迅速成为现实，德军及其盟国的部队，在突然需要管理的广阔地域和庞大俘虏群体面前，暴露出协调不足、资源分配不均和行政能力参差不齐的问题。
盟军部队在处理占领区事务和看管战俘时，有时因纪律、训练或文化差异引发摩擦，甚至与急于在新收复地区恢复影响力的白俄“志愿”部队或当地势力发生冲突，而白俄“全俄罗斯政府”方面，其焦虑与急切之情与日俱增。
“元帅阁下，俄罗斯的土地正一寸寸地从布尔什维克暴政下获得解放，俄罗斯的人民日夜期盼着合法国家权力的回归！我们的士兵，那些忠诚的俄罗斯儿女，也在为光复祖国而流血牺牲！”
“我们不能，也绝不应该仅仅作为军事行动的旁观者或辅助力量！我以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郑重请求：在局势已基本稳定的地区，应立即、无条件地向我国临时政府移交民事行政权力。”
“同时，请贵国提供更多武器装备，协助我们武装新募集的、心怀祖国的俄罗斯志愿部队，用于维持解放区秩序、肃清残敌，并准备参与后续的东进作战！”
曼施坦因保持着外交官式的耐心与军人式的坚定，他请大公落座，语气平和但不容置疑：
“尊敬的大公阁下，我完全理解您和临时政府急于恢复国家正常治理的迫切心情，也钦佩贵国志愿部队的牺牲精神。”
“然而，请允许我提醒您，当前第一要务仍是军事安全与后勤保障的绝对稳固，行政权力的移交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治安、财税、司法、民生供应等诸多复杂环节，必须在帝国军事管制委员会的指导与协助下，循序渐进地展开，以确保平稳过渡，避免出现权力真空或管理混乱。”
“请您相信，德意志帝国对在俄罗斯恢复持久和平与合法秩序的承诺是坚定不移的。我们的一切行动，都旨在为这一目标创造最有利的条件，而条件的成熟，需要谨慎与耐心。”
曼施坦因心中清楚，柏林方面，尤其是皇帝陛下，对于战后东方的安排有着更深远的、尚未完全明朗的规划。白俄政府固然是一面有用的旗帜，但绝非唯一的选择，也绝非可以完全放心的合作伙伴。
白俄的作用，在柏林眼中，更接近于一种用于瓦解苏俄抵抗意志的政治符号、一支可用于辅助作战和维持地方秩序的有限武装力量，而非一个完全平等、独立的战后合作伙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