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12月28日，下午，瑞典斯德哥尔摩，海岸公路大街，中立国新闻俱乐部。
橡木镶板的会议室里弥漫着雪茄烟丝、旧书籍和地板蜡的混合气味。一场由看似独立、注册于瑞士的“欧洲人道观察与救济基金会”主办的“特别情况说明会”正在举行。
与会者包括来自瑞典《每日新闻报》、丹麦《政治报》、荷兰《电讯报》、瑞士《新苏黎世报》等多家北欧及中立国主要媒体的驻外记者，以及少数几位来自英美通讯社、以“自由撰稿人”身份活动的特派员。室内暖气充足，与窗外的斯堪的纳维亚严冬形成鲜明对比。
他的故事版本经过帝国宣传部专家数周的精心打磨和反复排练：他曾是“彼尔姆省粮食分配管理委员会”的“中层官员”，因“无法忍受良心的煎熬”和“对系统性不公的绝望”，于两个月前冒死穿越战线，流亡至西方。
“……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配给制度，在乌拉尔以东地区已彻底崩溃，沦为特权阶层掠夺大众的工具。”谢苗诺夫的声音时而激愤，时而低沉，充满表演性的颤抖。
“普通工人、集体农庄庄员，每日配给不足三百克掺杂了木屑、荞麦壳甚至黏土粉末的黑面包，仅能维持最低限度的生理存活，而与此同时，省党委、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以及高级军官的专用食堂里，白面包、熏肉、香肠、罐头水果甚至进口咖啡堆积如山……我亲眼见过，在零下二十度的严寒中，一名因饥饿而晕倒在岗哨旁的红军战士，被巡视的政治委员当众用皮带抽打面部，斥其为‘浪费宝贵粮食的社会主义蛀虫’……是的，就像惩罚一条不听话的野狗，毫无尊严可言……”
台下的闪光灯不时亮起，记者们快速记录着。提问环节，气氛变得微妙。一位瑞典记者质疑某些细节的极端性与可验证性；一位丹麦记者询问消息源的安全状况及是否有其他佐证；一位荷兰记者则敏锐地指出，谢苗诺夫先生能如此“恰好”地在此时此地出现并发表演说，其背后是否有“特定的旅行安排”与“财政支持”。
谢苗诺夫这位实为帝国保安总局从白俄流亡者中挑选、经过严格心理训练和背景塑造的演员按照预演剧本，给出了看似合理但经不起深度推敲的回答：利用一次“边境粮食交接的混乱”侥幸逃脱；得到“国际人道主义团体中富有同情心人士”的隐秘帮助；对细节的记忆可能因“巨大精神创伤”而存在“情感性强化”，但核心事实“绝无虚言”。
几乎与此同时，在瑞士苏黎世，颇具影响力的自由主义报纸《新苏黎世报》文化副刊版，开始连载刊出一位署名为“nr”的“匿名的俄国前知识分子”的系列来信。
信中以沉痛而细致的笔触，描绘了“契卡”在鄂木斯克对所谓的“反革命分子家属”及“可疑阶级异己”实施的系统性迫害：包括但不限于剥夺基本食物配给、强迫从事超出体能极限的苦役、任意逮捕与刑讯，以及未经正式审判的即决处决。
信件文风哀婉，引用了不少俄国古典文学中的意象，并随信“附上”了几张翻拍的、画面模糊但人物表情痛苦、环境肮脏拥挤的照片。
这些经由“中立第三方”率先披露的信息，如同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块，迅速在同盟国及中立国的舆论场中激起巨大的震惊。
柏林、维也纳、布达佩斯、索非亚等地的官方或半官方媒体迅速转载、摘编、配发评论员文章，将其纳入一个更大的叙事框架：布尔什维克政权不仅是外部和平的破坏者、传统欧洲秩序的颠覆者，其内在本质更是建立在恐怖统治、经济掠夺和对人类基本尊严的彻底践踏之上。
戈培尔博士严格控制着宣传口径，刻意淡化了德军在东线的具体军事进展和战术细节，将聚光灯牢牢锁定在“揭露红色暴政”与“呈现人道主义灾难”这两个核心主题上。宣传机器反复强调：帝国对俄战争，不仅是为了地缘安全，更是为了“将欧洲文明从这种反人类的野蛮制度下解放出来”
初步效果开始显现。首先是在北欧、瑞士等中立国的公共舆论空间，原本对遥远东线战事持相对超然或复杂态度的部分知识分子、教会领袖、社会活动家及普通市民，开始表达对苏俄政权统治方式的批评与不安。
尽管也有清醒的声音指出这些信息的单一来源、潜在的政治动机以及可能存在的夸大与扭曲，但那些具体的、充满情感张力和画面感的细节描述如“政委扇士兵耳光如对狗”——往往更具传播力，更容易在公众的集体记忆中留下深刻的负面印象。其次，在流亡渥太华的英国政府和流亡阿尔及尔的法国抵抗委员会内部。
也引发了私下的小范围辩论：继续支持一个被描绘得如此“残暴专制”的政权去对抗德国，是否符合他们所宣称扞卫的“民主、自由、人权”价值观？这难道和之前帮助兽性大发的日本不是一样吗？？
虽然高层战略家们基于冷酷的现实政治考量，仍倾向于维持有限度的、非公开的暗中援助渠道，但道义上的优越感和宣传上的主动权，无疑已受到相当程度的侵蚀。
利用夜晚大气层条件利于远距离传播的时段，以俄语和多种少数民族语言，反复播送那些关于后方饥荒、干部特权、虐待士兵以及战争无意义性的故事。
同时，改装后的“天鸢”轰炸机在夜间执行“传单抛撒任务”，将数以万计印有类似内容、配有简单插图的传单，空投到苏军战线后方。此外，通过边境走私网络和策反的中间人，少量印刷精美、内容更具煽动性的小册子也开始在红军士兵中隐秘流传。
尽管苏军各级政治委员和政治部发动了强力反制，斥责这些为“帝国主义分子的无耻谣言”、“瓦解军心的毒药”，并加强了阵地上的收音机管控和传单收缴。
但在物资极端匮乏、伤亡持续不断、对家乡亲人境况充满忧虑的士兵群体中，怀疑和不满的种子一旦被撒下，便可能在严寒、疲惫和恐惧的土壤中悄然萌芽。士兵们或许不会公开谈论，但那些耳语和传闻，会在等待进攻的寒冷战壕里、在共同分食一碗稀薄菜汤时、在凝视远方家乡方向的目光中，无声地传播发酵。
次年1月2日，柏林，威廉大街帝国宣传部。
一份来自“东方集团军群”反情报部门的加急简报被送至戈培尔的办公桌。简报摘要提及，在过去一周内，前线部队审讯抓获的十余名苏军逃兵中，超过半数在供词里提到了曾听闻关于“军官吃得饱，士兵饿肚子”或“政委把士兵当牲口”之类的传言，并承认这些传闻“让人心里不是滋味”、“有时会想为什么而战”。
尽管目前尚无证据表明这些传言直接导致了大规模的逃亡或抗命，但报告认为，其对士气的“潜在腐蚀作用”和“长期心理影响”“不容忽视”。
戈培尔博士仔细阅读着简报，苍白瘦削的脸上，镜片后的眼睛闪烁着近乎艺术家完成一件满意作品时的、冰冷而锐利的光芒。
自十二月中旬奉皇帝谕令转入战略防御与战线巩固以来，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周围近二百公里的弧形战线上，大规模、高强度的突击与反突击已基本停止，但零星的交火、侦察与反侦察、炮击与袭扰从未中断。
苏军在经历了最初的混乱和防御重组后，从十二月底开始，似乎调整了策略，转而发动了一系列目的明确、规模有限的营、团级战术行动：
或是利用夜色和不良天气进行试探性进攻，以摸清德军防线的薄弱环节和火力配系；或是集中炮兵和迫击炮火力，对德军重要指挥所、观测点、物资集散地进行短促而猛烈的急袭。
或是派遣精锐小分队渗透德军前沿，进行破坏、捕俘和布置工作。这种战术转变的目标，不再是追求决定性的突破，而是旨在通过持续不断的压力，消耗德军的兵力、物资，特别是其士兵的神经和体力，阻止其安然休整并可能为未来的新攻势积蓄力量。
过去的一周，他的第25装甲掷弹兵团和第7装甲团一部，共计击退了四次连级以上规模的夜袭，挫败了数十次小股渗透企图，并几乎每夜都要应对迫击炮和野战炮的间歇性骚扰射击。
伤亡数字虽然较之前大规模攻坚时显着下降，但仍在持续增加，且多为冷枪冷炮造成的非战斗减员，以及夜间近战带来的损失，每一次损失，都在不断削弱着这支早已疲惫不堪的部队的战斗力和韧性。
此刻，隆美尔站在一处由半截混凝土水塔加固改造而成的营级前进观察所内。室内弥漫着烟草、汗湿羊毛和机油的气味。
透过观测窗上为了防狙击而留出的狭窄缝隙，他凝视着外面那片被反复炮火耕耘、覆盖着肮脏积雪、弹坑密布、点缀着扭曲金属和焦黑木桩的土地。
远处，苏军控制的城北工业区轮廓在冬日惨淡的天光下显得阴沉，几根尚未倒塌的烟囱冒着断续的浅灰色烟雾。更远方，叶尼塞河宽阔的冰封河道像一条灰白色的巨蟒，蜿蜒消失在雾气朦胧的地平线尽头。
他的参谋长，一位同样面容憔悴但眼神依旧锐利的中校，拿着最新的伤亡统计和物资清单报告：“将军，过去七天，我防区确认阵亡四十七人，重伤后送九十一人，轻伤留队三十八人。超过一半的伤亡源于狙击手冷枪、迫击炮随机炮击和夜间小规模接敌。”
“弹药消耗，特别是机枪子弹和手榴弹，维持在较高水平，但尚在补给能力范围内。严重的问题是防寒装备：保暖军靴破损率极高，防寒手套损耗严重，后方补充的速度和质量都不尽人意。
士兵普遍反映极度疲劳，许多人出现睡眠障碍，冻伤病例在过去三天增加了二十例。医疗站的冻伤膏和吗啡储备告急。苏军似乎放弃了大规模突破的企图，转而采用这种持续的、低强度的‘放血’战术。”
隆美尔没有立刻回应，目光依旧停留在窗外那片死寂而危机四伏的土地上。“他们找到了更经济的消耗我们的方式。”
他缓缓说道，声音因长期在寒冷中指挥而略显沙哑，“我们的防线拉得太长，兵力密度不足，无法做到每一米都坚不可摧，他们像一群耐心的狼，不停地在周围游走，寻找最脆弱的地方咬上一口，然后退开，等待我们流血、疲惫。”
他转过身，眼神锐利如常，“我们不能仅仅被动地蜷缩在工事里等着挨打。那样士气会先于防线崩溃。”
他走到布满灰尘和划痕的木质桌案前，手指点在地图上几个关键地段：“命令各团，立即从各连抽调最精锐、最有经验的士官和士兵，组成加强排级别的‘夜间猎杀队’，从今晚开始，在夜色和地形掩护下，主动前出至我军警戒线之外，甚至渗透到苏军前沿地带，他们的任务不是固守阵地。”
“而是：猎杀苏军侦察兵和狙击手；捕俘，尤其是低级军官或通讯兵，获取情报；用爆破器材袭击其迫击炮阵地、前沿弹药堆放点或小型指挥所；布设诡雷和信号陷阱；制造假的前沿活动迹象，诱使其炮兵浪费弹药。我们要用我们的‘小股袭扰’，去对抗和压制他们的‘小股袭扰’。”
“同时，”他指向地图上标注的几处苏军可能的集结区域和后勤通道。
“师属炮兵团和独立重炮营，改变之前的规律性炮击计划。实行‘随机冷炮’制度。参谋部制定一个覆盖这些区域的坐标库和火力计划，但具体射击时间、目标选择、弹药种类，由各炮连连长在师部许可的范围内随机决定。”
“每天不定时、不定向地进行短促急促射，打几炮就换阵地，或者长时间沉寂后突然开火。我要让对面那些俄国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无法安心睡觉、吃饭、调动。要把前线变成一片充满不确定性的死亡地带，让他们每向前一步都提心吊胆。”
参谋长快速记录着命令要点。“那后方正在进行短暂休整的部队轮换……”
“必须严格执行，哪怕每次只能撤下一个连到二线，也必须保证。”隆美尔打断道，语气坚决。
“士兵不是机器。持续的精神紧张和体力透支，比敌人的子弹更能摧毁一支部队。确保轮换下去的部队，有相对安全的掩蔽部睡觉，能吃上热食，哪怕只是简单的炖菜和热咖啡。士气，是此刻比防线上的几个散兵坑更重要的防御工事。”
他停顿了一下，手指敲击着桌面上那份关于防寒装备短缺的报告，眉头紧锁。
“至于这个……告诉后勤主官和军需长，我不管他们用什么办法：去跟北翼的友邻匈牙利部队‘协商’交换物资；去搜集战场上缴获的、还能使用的俄军冬季装具；甚至……允许他们动用特别经费，通过那些有门路的中间人，去黑市上购买毛皮、厚毡和制靴材料。”
“一周，我只给他们一周时间，必须看到保暖靴开始配发到一线战壕里的士兵脚上。我不能眼睁睁看着我的士兵不是因为敌人的子弹，而是因为自己后方的无能，在西伯利亚的冬天里冻掉脚趾甚至整只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