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和二十八年的初夏，洛阳城迎来了第一场雷雨。
那是个闷热的午后，天空阴沉得像是要压到屋脊上。紫宸殿内，景和帝袁耀刚服过药，正靠在软榻上小憩。忽然一声炸雷，惊得他猛然睁开眼。紧接着，豆大的雨点噼里啪啦地砸在琉璃瓦上，瞬间就连成了雨帘。
“这雨……”袁耀望着窗外白茫茫的一片，喃喃道，“下得真急。”
伺候在旁的老内侍轻声接话：“是啊，入夏第一场雷雨，下透了也好，解解暑气。”
袁耀却摇摇头，若有所思：“急雨伤苗，猛刑伤民。这道理，是一样的。”
他这话说得没头没尾，老内侍不敢接，只默默将薄毯往上拉了拉。但袁耀却像是被这雷雨触动了什么心事，再也睡不着了。
“去，把刑部今年春季的案卷调几本来。”他坐起身，吩咐道，“不要大案要案，就要寻常百姓的纠纷案子。”
老内侍一愣：“陛下，这些琐碎案子，刑部每月都有汇总奏报，何须……”
“朕要看原始的案卷。”袁耀语气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意味，“朕想知道，寻常百姓犯了事，官府都是怎么判的。”
案卷很快送来。厚厚三大摞，堆在袁耀面前的书案上。他让内侍退下，自己戴上老花镜，一卷卷翻看起来。
这些确实都是寻常案子：有邻里为宅基地界争吵斗殴的，有商户因债务纠纷告官的，有农夫偷了邻家几只鸡的，还有酒醉后毁坏他人财物的……案情简单，量刑也大多遵循成例——该杖责的杖责，该罚银的罚银，该拘押的拘押。
袁耀看得很仔细，一边看，一边用朱笔在纸上记着什么。看到第三十七个案卷时，他的笔停了下来。
这是一桩发生在青州的案子。一个姓陈的老农，因为田里的水渠被邻人堵了，争执中推了对方一把。邻人摔倒，磕破了头，流了些血。当地县令判陈老汉“殴伤他人”，杖三十，罚银五两，拘押十五日。
案卷里附有陈老汉的供词，字迹歪歪扭扭，显然是找人代写的：“小人知错……但实在是着急……田里秧苗等着灌水，再晚就枯了……邻家堵渠三日，小人求了三次都不通……一时糊涂……”
袁耀盯着这份供词看了许久。他想起自己年轻时，有一次随父亲袁术巡视淮南，也遇到过类似的案子。一个农妇偷了地主家两升米，被抓住后判了重刑。当时袁术看了案卷，问县令：“她为何偷米？”
县令答：“家中老母病重，无钱买药，也无米下锅。”
袁术又问：“那她可曾求过地主？”
“求过，地主不肯借。”
“地主家中存粮多少？”
“这……不下百石。”
袁术当场就发火了：“存粮百石，见人将死而不借，反告人偷盗两升米？你这县令是怎么当的！”当即下令重审，赦免了农妇，还责令地主开仓济贫。
当时年轻的袁耀站在一旁，印象最深的是父亲说的那句话：“法不外乎人情。若是法条把人逼到绝路，那这法条就该改改了。”
“法不外乎人情……”袁耀轻声重复着这句话，摘下老花镜，揉了揉发酸的眼睛。
窗外的雨还在下，但已小了许多。雷声远去，只剩淅淅沥沥的雨声。
“来人。”袁耀唤道。
老内侍应声而入。
“传皇太孙、丞相，还有刑部尚书、大理寺卿、御史中丞，都到紫宸殿来。”袁耀顿了顿，补充道，“让他们把各自衙门里，最近三年关于轻罪量刑的案卷、奏议，都带一些过来。”
半个时辰后，紫宸殿偏殿。
袁谦、法正，以及刑部、大理寺、御史台的三位主官，齐聚一堂。每个人面前都堆着一摞案卷，脸色都有些茫然——他们不知道皇帝突然召集，要看这些寻常案卷做什么。
袁耀坐在主位，先让内侍给每人上了茶，然后才缓缓开口：“今日朕看了些刑部的案卷，有个问题想问诸位：我朝立国至今，刑律屡经修订，比起前朝，是宽了，还是严了？”
几人面面相觑。刑部尚书杜畿最先开口：“回陛下，我朝刑律较之前朝，总体是趋宽。太上皇在位时废除了肉刑中的截肢、黥面等酷刑，景和初年又进一步减轻了盗窃、斗殴等罪的量刑。”
“那实际执行呢？”袁耀追问，“律条上写的，和地方官府实际判的，可一致？”
这个问题让杜畿有些为难。他斟酌着词句：“大体一致……但各地情形不同，官员水平参差，难免有些出入。”
“不是有些出入，是出入很大。”袁耀将那份青州陈老汉的案卷推过去，“你们看看这个。”
案卷在几人手中传阅。看完后，袁谦第一个开口：“皇祖父，此案判得确实重了些。陈老汉情有可原，且伤者只是皮外伤，未伤筋骨。按《刑律疏议》，此类纠纷当以调解为主，即便要罚，也不该又是杖责又是罚银还要拘押。”
法正抚须道：“殿下说得是。但地方官员也有难处——若是判轻了，怕被人说徇私；判重了，至少不会出错。这种‘宁严勿宽’的心思，在地方上很普遍。”
“正是这个问题。”袁耀点头，“朕今日看了三十多个案卷，发现八成以上的轻罪案子，都是顶格判罚。偷鸡的，按偷盗牲畜论处；邻里争吵动手的，按斗殴伤人论处；欠债不还的，按欺诈论处……一个个生怕判轻了，显得自己无能。”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雨已经停了，天空开始放晴，一道彩虹挂在天边。
“朕记得太上皇常说，‘刑，国之利器，不可轻用’。利器用多了，就钝了；刑罚用滥了，就失了威严。”袁耀转过身，目光扫过众人，“你们说，一个老农，为了田里浇水的事推了邻人一把，就要挨三十杖、罚五两银、坐十五天牢——这刑罚，是不是太重了？三十杖，能要了老命；五两银，够他一家半年口粮；十五天牢，地里的庄稼谁管？”
殿内一片安静。
袁耀走回座位，语气变得严肃：“朕知道，治国需要法度，不能一味宽纵。但法度的目的，是惩恶扬善，是让人知错能改，不是把人往绝路上逼。一个原本老实本分的农夫，因为一次冲动，背上这么重的刑罚，他出来后还能好好过日子吗？会不会破罐子破摔，真的成了恶人？”
他看向袁谦：“谦儿，你监国这些日子，可曾想过这个问题？”
袁谦起身躬身：“孙儿惭愧。孙儿关注的多是漕运、边疆、税赋等大事，对刑狱细节，确实疏忽了。”
“这不怪你。”袁耀摆摆手，“年轻人为政，总想着办大事、立大功。但治国就像绣花，一针一线都马虎不得。大事要抓，小事也要管。刑罚之事，关乎千万百姓身家性命，岂能说是小事？”
他重新坐下，端起茶盏抿了一口，似乎在斟酌措辞。半晌，他放下茶盏，声音坚定：
“朕意已决，要下一道诏书。”
众人肃然。
“第一，命刑部、大理寺、御史台联合，对全国在押人犯进行一次全面核查。凡是轻罪初犯、情有可原、未造成重大损失的，一律从轻罚落。该赦免的赦免，该减刑的减刑，该改为罚役的改为罚役。”
“第二，今后地方官判案，须遵循‘慎刑’原则。可罚可不罚的，不罚；可轻可重的，从轻。但凡有滥用刑罚、苛责百姓者，一经查实，严惩不贷。”
“第三，修订《刑律疏议》，进一步细化轻罪量刑标准。特别是邻里纠纷、债务矛盾、小偷小摸这些常见案子，要给出明确的裁量指引，避免地方官随意重判。”
三条说完，袁耀看向几位大臣：“你们觉得如何？”
杜畿第一个表态：“陛下仁德！此举必能泽被苍生，彰显我朝仁政！”
大理寺卿却有些顾虑：“陛下，全面核查全国狱案，工程浩大，恐需时日久……”
“那就慢慢查，仔细查。”袁耀打断他，“一年查不完就两年，两年查不完就三年。这是关乎人命的事，急不得。”
御史中丞道：“陛下，若是大量赦免轻罪犯人，会不会让百姓觉得朝廷法度松弛，反而助长不法？”
“问得好。”袁耀看向袁谦，“谦儿，你觉得呢？”
袁谦沉思片刻，答道：“孙儿以为，法度的威严不在于判得有多重，而在于是否公正、是否让人信服。一个农夫推了邻人一把，若判他劳役三日、赔偿医药，他心服口服；若判他杖三十、罚银五两，他只会觉得官府欺人太甚，对朝廷失去信任。前者维护了法度威严，后者损害了法度威严。”
“说得好！”袁耀眼中露出赞许，“正是这个道理。法度要让人敬畏，但更要让人信服。滥刑酷罚，只会让百姓畏法如虎，却不会让他们尊法敬法。”
他看向法正：“丞相以为呢？”
法正缓缓道：“老臣想起太上皇常说的一句话——‘治大国如烹小鲜’。火候要掌握好，不能太急，也不能太慢；调料要放适量，不能太咸，也不能太淡。刑罚之事，亦是如此。陛下此诏，正是把握好了火候和分寸，老臣全力支持。”
“好。”袁耀点头，“那就这么定了。谦儿，诏书你来拟，明日早朝颁发。刑部、大理寺、御史台，你们三家要密切配合，把这件事办好。记住，核查要仔细，但不能扰民；赦免要依法，但不能放纵。”
“臣等遵旨！”
众人退下后，殿内只剩下袁耀和袁谦祖孙二人。
夕阳从云层缝隙中透出，将紫宸殿染成一片金黄。袁耀望着窗外的晚霞，轻声道：“谦儿，你知道朕为何突然关心起刑罚之事吗？”
“孙儿不知。”
“因为朕老了。”袁耀笑了笑，笑容里有些苦涩，“人老了，心就软了。看不得那些悲苦的事，听不得那些冤枉的哭诉。但更重要的是，朕这些日子总在想，等朕走了，后人会怎么评价景和朝？是说‘那是个富裕的朝代’，还是说‘那是个仁厚的朝代’？朕希望是后者。”
他转向袁谦，目光慈爱而郑重：“钱财会花光，疆土会变动，但仁政留下的好名声，能传千秋万代。你曾祖父开创盛世，你父亲守成发展，到了你这一代，除了继续发展，还要让这盛世更有温度，更有人情味。这，才是真正的‘盛世绵长’。”
袁谦深深鞠躬：“孙儿定不负皇祖父期望。”
三日后，诏书颁发。
消息传出，朝野震动。有人赞颂皇帝仁德，有人担心法度松弛，但更多的是普通百姓的欢欣——谁家没有个一时糊涂的亲戚？谁没遇到过迫不得已的难处？
接下来的几个月，从洛阳到各州各县，一场前所未有的狱案核查在全国展开。无数轻罪犯人被重新审理，无数冤情得以昭雪，无数家庭得以团圆。
而这一切，都始于那个雷雨午后，一位老皇帝翻阅案卷时的一声叹息。
许多年后，当史官编纂《景和实录》时，将这道“省刑罚诏”列为景和朝最重要的政令之一，并评价道：“帝晚年愈发仁厚，体恤民情，慎用刑罚。此诏一出，万民称颂，囚徒感泣，实乃仁政之典范。”
而那位因为水渠纠纷差点被重判的陈老汉，在得知自己被赦免的消息时，朝着洛阳方向磕了三个响头，老泪纵横：“皇上圣明……皇上圣明啊！”
雨过天晴，彩虹高悬。
帝国的法度，在这一刻，显露出了它应有的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