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8月3日，北京，银杏社基地。
清晨五点半，天还没完全亮。基地的训练场上，赵卫国已经带着自卫小组开始晨练。经过一个多月的系统训练，这些拥有特殊能力的成员已经形成了初步的战术配合。此刻，他们在晨曦中练习着无声的协同作战——利用增强的感官提前发现“敌人”，利用超常的身体素质快速机动，利用精准的控制能力实施非致命打击。
苏曼卿站在训练场边观察。她能感觉到场中每个人的能量流动，像不同的乐器在演奏和谐的乐章。赵卫国的能量坚实而稳定，像低音鼓；刘师傅的能量敏锐而灵动，像小提琴；王秀英的能量清晰而专注，像长笛当这些能量协调一致时，整个小组就像一个有机的整体。
“他们的进步很快。”陈树仁走到她身边，手里拿着记录板，“特别是赵卫国同志，不仅掌握了自身能力的控制，还能引导其他成员协同。这可能是‘零号’网络在微观层面的体现——当一个强节点与多个弱节点连接时，能产生协调效应。”
苏曼卿点头：“我也感觉到了。当他们训练时，网络中的连接会变得更加清晰和稳定，像是排练过的乐队比即兴演奏更有秩序。”
“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路。”陈树仁翻开记录板，“如果能在国际研讨会上展示这种协同能力，不仅能证明中国在研究方面的领先地位，还能展示‘零号’网络的积极应用前景——不是用于军事或控制，而是用于提升团队协作和集体效能。”
这个想法很有价值。但问题是如何展示才安全，不会泄露能力的具体细节和成员身份。
“我们可以设计一个抽象的演示。”苏曼卿思考着，“比如，让几位成员在不透露具体能力的情况下，完成一项需要高度协作的任务。观察者能看到结果，但不知道过程的具体原理。”
“就像魔术表演。”陈树仁微笑，“展示奇迹，但保留秘密。”
训练结束后，赵卫国汗流浃背地走过来：“苏社长，陈教授，今天配合比昨天好多了！刘师傅能提前两秒发现‘敌情’，俺就能提前到位；王秀英能看到‘敌人’的弱点，张医生就能精准‘打击’。就像就像一个人有好多眼睛和手！”
他的兴奋感染了苏曼卿。这就是银杏社的意义——让原本孤独的个体找到集体，让特殊的能力服务于共同目标。
上午九点，银杏社召开每周例会。除了常规的训练总结和健康监测报告，今天还有一项特殊议程：讨论国际研讨会的具体演示方案。
“俺觉得，可以演示抢险救灾。”赵卫国提议，“比如模拟房屋倒塌，有人被困。俺力气大，能搬开重物；刘师傅听力好，能听出被困者的位置；王秀英视力好，能看到内部结构；张医生能检查伤者情况这既实用，又能展示能力的社会价值。”
“但这样会暴露各位的具体能力。”沈砚之指出，“国际研讨会上可能有情报人员，他们会记录每个细节，分析每个人的弱点。”
“那就设计一个更抽象的演示。”苏曼卿说，“不展示具体能力，只展示协同效果。比如盲人摸象的现代版？”
她详细阐述了想法：几位成员蒙上眼睛，通过某种“非视觉方式”协同完成一项复杂任务，比如组装一个机器模型或解决一个空间谜题。观众能看到他们在没有视觉输入的情况下完美协作，但不知道他们是如何做到的。
“这需要高度默契。”陈树仁思考着，“但正因如此，如果能成功，将非常有说服力——展示人类在‘零号’网络辅助下能达到的新层次合作。”
方案得到了初步认可。接下来就是设计和训练这样的演示。苏曼卿主动承担了协调训练的任务，因为她作为网络核心，能最清晰地感知成员间的连接状态，及时调整配合节奏。
下午，训练转到室内。苏曼卿和五位选定的成员——赵卫国、刘师傅、王秀英、张医生，以及一位新加入的成员周明（他的能力是增强的空间感知）——开始第一次合练。
任务设计是：在一个完全黑暗的房间里，六人需要协作将一个散落的机械钟表零件组装完整。他们蒙上眼睛，不能说话，只能通过轻微的敲击声和肢体接触传递信息。
第一次尝试完全失败。黑暗中，有人撞到了桌子，有人拿错了零件，更糟糕的是，由于无法沟通，出现了重复劳动和相互干扰。
“大家不要急。”苏曼卿在黑暗中安抚道，“闭上眼睛，感受网络的存在。不要试图用语言思考，用直觉。”
她开始主动引导网络连接，将自己作为信息中转站。当刘师傅触摸到一个零件时，苏曼卿将这种触感“分享”给周明，周明的空间感知能力立刻判断出零件的位置和形状；当王秀英“看到”某个齿轮的缺口时，苏曼卿将这个图像传递给张医生，张医生就能知道需要什么样的零件来匹配。
渐渐地，一种奇妙的默契开始形成。六个人像是一个有机体的不同部分，在黑暗中流畅地协作。赵卫国搬动沉重的表壳，周明精准地指引位置；刘师傅聆听齿轮的咬合声，判断组装是否正确；王秀英和张医生检查细节，确保每个零件安装到位。
四十七分钟后，当灯光重新亮起时，一个完整的机械钟表摆在桌上，秒针正在规律的走动。
“成功了！”赵卫国摘下眼罩，兴奋地大喊。
苏曼卿感到一阵虚脱，但内心充满成就感。她刚才不仅是参与者，更是整个网络的协调者。她清晰地感觉到了六个人意识的流动和融合，像是六条小溪汇成一条河流，既保持各自的特色，又形成统一的方向。
“脑电波记录显示，在协作过程中，六人的大脑活动出现了高度同步。”陈树仁看着仪器数据，“频率稳定在10赫兹，正是‘零号’网络的基频。更重要的是，同步不是强制的，而是自然的，像是乐队成员跟着指挥的节奏演奏。”
这个发现意义重大。它证明了“零号”网络可以用于提升人类协作，而且这种提升是建立在个体自由和集体协调的基础上的。
训练结束后，苏曼卿独自在院子里散步。傍晚的风带着凉意，银杏树的叶子在夕阳下泛着金色的光。她感到一种复杂的情绪——既有对训练成功的喜悦，也有对未来挑战的忧虑。
国际研讨会越来越近，银杏社的准备工作也越来越紧张。但更大的压力来自外部：美苏的博弈，台湾的威胁，以及网络深处那些不明意图的节点。
她能感觉到，在太平洋的另一端，山田裕子描述的那个美国网络核心——詹姆斯·威尔逊教授——正在密切关注着银杏社的活动。那种感觉很奇怪，像是被一双冷静而理性的眼睛注视着，分析着，评估着。
“在想什么？”沈砚之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在想我们的对手。”苏曼卿转身面对他，“威尔逊教授，彼得罗夫院士，还有那些我们不知道的宿主。他们会怎么看待银杏社？会把我们当作盟友，竞争者，还是威胁？”
沈砚之握住她的手：“不管他们怎么看待，我们要坚持自己的道路。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一直是独立自主的，银杏社也要如此——不依附任主大国，不放弃原则，用事实和成果说话。”
“但如果他们在研讨会上联合施压呢？要求共享所有数据，要求公开成员名单，要求”
“那就谈判。”沈砚之说，“外交的本质就是谈判，在坚持核心利益的前提下寻求最大共识。我们有优势：最成功的共生案例，最系统的研究数据，最明确的伦理立场。这些都是谈判的筹码。”
苏曼卿靠在他肩上。有他在身边，她感到安心。这个男人经历过战争的残酷，经历过潜伏的危险，现在又和她一起面对科学的未知和外交的复杂。他的坚定给了她力量。
“对了，有个消息要告诉你。”沈砚之说，“山田裕子申请在狱中进行一些实验，研究‘零号’网络的阻断方法。她说既然无法参会，就想用这种方式贡献。”
“批准了吗？”
“还在评估。胡组长倾向于有条件批准——在严密监控下，让她在单独的实验室工作，成果必须完全共享。毕竟，如果真能找到阻断网络连接的方法，对我们控制‘零号’扩散有重要意义。”
苏曼卿思考着。山田裕子的动机是什么？是真的想赎罪，还是有其他目的？
“我想和她谈谈。”苏曼卿说，“面对面，不隔着玻璃。”
两天后，苏曼卿再次来到关押山田裕子的地方。这次不是在审讯室，也不是在会客室，而是在一间经过改造的实验室里。山田裕子穿着白大褂，正在操作一台老式脑电图仪，仪器连接着她自己的头部。
看到苏曼卿进来，她放下手中的记录笔。
“苏曼卿同志，欢迎。”山田裕子的表情平静，“我正在记录自己大脑的活动模式，特别是当我有意识屏蔽网络信号时的变化。很有趣，当我想象一堵墙，一道屏障时，脑电波的同步性确实会下降。”
苏曼卿在她对面的椅子上坐下：“你为什么这么做？”
“几个原因。”山田裕子坦诚地说，“第一，科学家的本能——我想理解这种现象；第二，赎罪的愿望——我的研究导致了很多人受苦，如果能找到控制‘零号’的方法，至少能弥补一些；第三”她停顿了一下，“我想证明，即使在监狱里，我仍然有价值。”
最后这句话让苏曼卿有些触动。山田裕子是一个骄傲的人，一个科学家，一个曾经认为自己在引领人类进化的人。现在她失去了自由，失去了地位，但她仍然想通过科学工作证明自己。
“你相信银杏社的道路吗？”苏曼卿问。
山田裕子沉默了很久。“我相信你们的道路是目前最合理的。把宿主组织起来，用伦理约束他们，用能力服务社会这在理论上很完美。但实践会很困难，因为人性复杂，‘零号’本身也有自己的‘意志’。”
“所以我们需要科学的方法来辅助伦理的约束。比如你研究的阻断技术。”
山田裕子点头：“是的。如果宿主能自主选择何时连接网络，何时断开，那么网络就不会成为控制工具，而是一个可用的工具。就像电话，你想打就打，不想打就不打。”
这个比喻很形象。苏曼卿能理解其中的意义——关键在于自主选择权。
“有什么进展吗？”她问。
山田裕子调出一些数据：“初步发现，‘零号’网络的连接强度与宿主的情绪状态有关。当宿主情绪平静、注意力集中时，连接稳定但可控制；当宿主情绪激动、思维混乱时，连接会变得强迫性，难以断开。所以，情绪管理可能是控制连接的关键。”
这与银杏社的训练经验相符。当成员们情绪稳定、目标明确时，网络连接是有益的；当他们恐惧或愤怒时，连接会变得难以控制。
“另一个发现是物理隔离的效果。”山田裕子继续说，“铅板能减弱连接，但不能完全阻断。但在某些特殊合金的屏蔽下，连接几乎完全消失。我怀疑‘零号’网络的作用机制涉及某种我们尚未发现的粒子或场。”
苏曼卿认真记录着这些信息。虽然山田裕子是囚犯，但她的科学洞察力仍然敏锐。
“如果你能参加国际研讨会，你会说什么？”苏曼卿突然问。
山田裕子愣了一下，然后微笑：“我会说人类在面对未知时有两种选择：恐惧并拒绝，或者好奇并探索。恐惧导致对抗，好奇导致理解。而理解之后，还有选择：利用知识控制他人，或者利用知识解放他人。银杏社选择了后一条路，这很艰难，但是正确的路。”
这段话让苏曼卿对山田裕子的看法有了微妙的变化。这个女人可能确实在改变，或者至少，她在重新思考自己的信念。
离开实验室时，山田裕子最后说：“苏曼卿同志，国际研讨会上，威尔逊教授可能会提出一个激进的建议：建立全球宿主登记制度。他会说这是为了安全和研究，但实际上是为了监控和控制。请务必警惕。”
这是一个重要的警告。苏曼卿点头：“谢谢，我们会注意。”
回到基地后，苏曼卿立即向筹备小组汇报了这个信息。胡组长、沈砚之、陈树仁等人召开紧急会议。
“全球宿主登记制度”胡组长皱眉，“这听起来合理，但实际上意味着所有宿主的信息都会被大国掌握。如果他们想控制或清除某个宿主，就易如反掌。”
“而且登记制度会制造宿主与普通人的对立。”沈砚之说，“一旦登记，宿主就成了‘另类’，被贴上标签。这不利于宿主融入社会，也不符合我们银杏社的理念。”
陈树仁提出：“我们可以在研讨会上提出替代方案：建立宿主匿名互助网络。宿主可以通过加密方式联系和交流，但不暴露真实身份。既保证了安全，又保护了隐私。”
这个方案更符合中国的立场——尊重个体，保护隐私，强调互助而非控制。
接下来的几周，筹备工作进入最后阶段。演示训练越来越成熟，研究报告越来越完善，谈判策略越来越清晰。银杏社的成员们也在这过程中不断成长，不仅掌握了能力，更理解了责任。
9月10日，距离国际研讨会还有一个月，一个突发事件打乱了计划。
苏曼卿在网络中感知到一个新的强烈信号——不是来自已知的宿主，而是一个全新的节点，位于中国西北部的青海地区。更奇怪的是，这个节点的信号模式很特殊：强烈但不稳定，像是刚刚“觉醒”但无法控制。
“西北地区有新的宿主出现。”苏曼卿在紧急会议上报告，“而且可能不止一个。我能感觉到那个区域有微弱的共鸣，可能有多个节点正在形成。”
青海地区人烟稀少，少数民族聚居，如果“零号”在那里传播，情况会非常复杂。
“需要立即调查。”胡组长决定，“但国际研讨会筹备进入关键期，不能抽调太多人手。派一个精干小组，快速查明情况。”
沈砚之主动请缨：“我去。青海地区情况复杂，需要有人协调当地政府和工作队。我参加过西北地区的土改工作，有经验。”
苏曼卿想反对，但知道他说得对。而且，这次事件可能与国际研讨会有关——如果有人故意在偏远地区制造宿主，可能是为了在会议上施压，证明中国无法控制“零号”扩散。
“我跟你一起去。”她说。
“不行。”沈砚之坚决反对，“你是银杏社的核心，是研讨会的关键。你必须留在北京，继续准备。”
争论的结果是妥协：沈砚之带一个小队前往青海，苏曼卿留在北京，但通过网络随时保持联系，必要时提供远程协助。
9月12日，沈砚之的小队出发了。随行的有赵卫国（军事保障）、张医生（医疗评估），以及两位熟悉西北情况的当地干部。他们乘坐飞机到兰州，再换乘汽车进入青海。
苏曼卿在北京基地，通过网络感知着沈砚之的行程。距离越远，连接越弱，但她仍然能大概知道他的位置和情绪状态。当车队进入山区时，她能感觉到他的警觉；当夜晚在野外扎营时，她能感觉到他的思虑。
同时，她也关注着青海那个新节点。信号越来越强烈，但越来越混乱，像是宿主在痛苦挣扎。
9月15日，沈砚之发回第一份报告：在青海湖附近的一个藏族村落，发现了异常情况。村里有三个人突然“得病”，症状包括高烧、幻觉、感官增强。当地医生束手无策，村民恐慌，认为是“神灵惩罚”。
更麻烦的是，这三人都提到同一个细节：发病前曾接触过一批“奇怪的石头”，那些石头在月光下会发出微弱的荧光。
“可能是‘零号’的矿物载体。”陈树仁分析，“如果‘零号’能通过矿物形式长期保存，那么在偏远地区可能存在天然的感染源。”
苏曼卿通过网络尝试接触那三个新宿主。连接很困难，因为他们的意识混乱，充满了恐惧和痛苦。但她还是尽力传递平静和安全的信息，告诉他们有医生正在赶来，他们会得到帮助。
9月18日，沈砚之的小队抵达那个村落。张医生立即对三名患者进行检查，确认他们体内有“零号”物质，而且浓度很高，像是短期内大量感染。
“那些石头在哪里？”沈砚之问村民。
村民带他们到村外的一个山洞。洞里散落着一些深色的石头，表面有奇特的纹路。当用手电照射时，石头确实会发出微弱的荧光。
沈砚之采集了样本，准备送回北京分析。同时，张医生开始治疗患者——不是试图清除“零号”，而是帮助他们稳定情绪，控制感官，就像银杏社训练新成员那样。
治疗过程中，苏曼卿通过网络提供远程指导。她能感觉到三名新宿主的痛苦逐渐减轻，意识逐渐清晰。当其中一位藏族青年第一次成功控制住增强的听力时，他激动地用藏语说：“我能听到风的声音，草的声音，远处牛羊的声音但我能选择听或不听。这不是病，这是礼物？”
这句话翻译过来后，沈砚之若有所思。是的，如果正确引导和控制，“零号”带来的能力可以是礼物而不是诅咒。关键在于教育和支持。
青海事件的处理展示了中国在“零号”问题上的负责任态度：快速响应，科学处理，人文关怀。这也为国际研讨会提供了一个实际案例——当新的宿主出现时，应该如何应对。
9月25日，沈砚之的小队完成任务返回北京。带回的石头样本经分析，确实含有“零号”物质，而且纯度很高。这说明在自然界中可能存在“零号”的矿藏，这解释了为什么会有零星的、无接触史的感染案例。
这个发现对“零号”研究有重要意义。如果它是自然存在的，那么它的历史可能比人类文明更久远；如果它能通过矿物传播，那么防控策略需要调整。
国际研讨会越来越近，筹备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银杏社的演示训练已经接近完美，研究报告已经定稿，谈判策略已经演练多次。
10月1日，国庆节。银杏社的成员们在基地举行了简单的庆祝活动。他们站在院子里，仰望天空，看着远处天安门方向燃放的礼花。
赵卫国激动地说：“俺爹娘要是知道俺现在能为国家做这些事，该多高兴啊。”
王秀英擦着眼角：“我父母一直以为我病了，不敢告诉别人。等研讨会成功了，我就能告诉他们真相——我不是病人，我是能为国家做贡献的人。”
苏曼卿看着这些同志，心中充满自豪。他们从恐惧和孤独中走出来，成为团结的集体，现在要代表中国走上国际舞台。
沈砚之握住她的手：“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苏曼卿点头，“为了新中国，为了银杏社，为了所有和我们一样的人。”
夜色渐深，礼花在夜空中绽放，像一朵朵金色的银杏叶。
而在遥远的日内瓦，国际研讨会的会场正在布置。一场关于人类未来的讨论即将开始，而银杏社，将在这场讨论中发出中国的声音。
风暴即将来临，但他们已经做好了准备。
因为他们是银杏社，是在黑暗中找到光明，在孤独中找到同伴，在困惑中找到方向的人。
他们的故事，将在这国际舞台上继续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