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10月10日，瑞士日内瓦。
清晨六点，莱芒湖上还笼罩着一层薄雾，远处的阿尔卑斯山在晨曦中显现出淡紫色的轮廓。苏曼卿站在酒店房间的阳台上，看着这个陌生的欧洲城市缓缓苏醒。她穿着一件素雅的灰色中山装，头发整齐地梳在脑后，虽然脸色还有些苍白，但眼神清澈坚定。
这是她抵达日内瓦的第三天，也是国际研讨会开始的前一天。
房间里，沈砚之正在最后一次检查会议文件。桌上摊开的地图标注着从酒店到会场的三条不同路线，每个路口都标明了可能的监视点和应急会合点。作为经历过地下斗争的人，他本能地对陌生环境保持警惕。
“外面很安静。”苏曼卿走回房间，“但能感觉到有很多眼睛在看着我们。”
她指的是字面意义——作为“零号”网络的核心，她能感知到这座城市里至少有三个宿主节点，都在暗中观察中国代表团的一举一动。一个在酒店对面的建筑里，一个在两条街外的咖啡馆，还有一个在更远处，信号模糊但存在。
“意料之中。”沈砚之合上地图，“美国、苏联、英国，他们肯定都派了宿主作为观察员。但按照协议，会议期间不得使用能力干扰他人，违者将被驱逐。”
这是中国代表团在筹备阶段坚持加入的条款。经过激烈谈判，最终所有参会方都同意：会议期间，宿主不得使用能力进行情报收集、干扰他人或展示攻击性。这是确保会议公平进行的基础。
“威尔逊教授到了吗？”苏曼卿问。
“昨天晚上到的，住在湖对面的酒店。”沈砚之说，“彼得罗夫院士今天上午到，铃木教授已经到了。根据安排，今天下午会有一个非正式的会前交流，让大家先见个面。”
苏曼卿点点头。她既期待又紧张——期待与其他研究者交流科学发现，紧张于即将面对的压力和博弈。
上午九点，中国代表团在酒店会议室召开最后一次筹备会。除了苏曼卿、沈砚之、陈树仁，还有外交部派来的资深外交官李维民，以及两位助手。
“今天的非正式交流很重要。”李维民说，“虽然不讨论实质问题，但第一印象会影响整个会议的氛围。我们要表现得自信但不傲慢，开放但有原则。”
陈树仁补充：“科学上，我们可以分享青海发现的新数据，这是我们的优势——证明了‘零号’的自然存在性，不是人造武器。但细节要控制，不能透露具体位置和样本成分。”
“安全方面，”沈砚之说，“我已经和瑞士警方协调，会场有严密的安保。但我们自己也要保持警惕。赵卫国同志和其他两位同志会作为工作人员在会场内外巡视。”
赵卫国此刻正在楼下大厅，穿着服务生的制服，但他的军人体态和锐利眼神还是与真正的服务生有所不同。不过按照安排，苏联和美国也会带“特殊工作人员”，大家心照不宣。
下午三点，非正式交流在日内瓦大学的一间小礼堂举行。当苏曼卿走进会场时，能明显感觉到目光的聚焦——好奇的、审视的、怀疑的、友好的，各种目光从不同方向投来。
第一个迎上来的是日本代表铃木教授。他六十多岁，身材矮小，戴着厚厚的眼镜，用略显生硬的中文说：“苏桑，终于见到你了。山田博士经常提起你，她说你是完美的共生体。”
“铃木教授，您好。”苏曼卿礼貌地点头，“山田博士在狱中继续着她的研究，她向您问好。”
铃木的表情有些复杂。山田裕子曾经是他的学生，也是日本“零号”研究的继承人，现在却成了中国的囚犯和合作者。
“她还好吗？”
“她在进行有意义的研究，寻找控制网络的方法。”苏曼卿说，“如果成功，对所有宿主都有好处。”
这时，一个高大的美国男子走了过来。他大约五十岁，灰白的头发梳得整齐，穿着得体的西装，典型的学者风度，但眼睛里有一种鹰隼般的锐利。
“苏曼卿，银杏社社长。”她用英语回答，握手时感觉到对方手上微微的电流感——威尔逊在试探她体内的“零号”反应。
沈砚之立即上前半步：“沈砚之，中国代表团安全顾问。威尔逊教授，按照协议，会议期间不得使用能力。”
威尔逊收回手，微笑：“抱歉，只是本能反应。作为研究者，见到完美的共生体，难免好奇。”他的目光转向苏曼卿，“苏女士，你的案例确实令人惊叹。实验体存活率不到20，而且都有严重的副作用。而你看起来完全正常。”
“因为我有信念的支持，有组织的帮助，有同志的陪伴。”苏曼卿平静地说，“‘零号’不是孤立的科学问题，而是涉及人的全面问题。心理健康、社会支持、伦理引导，这些和生物学一样重要。”
威尔逊若有所思地点头：“有趣的观点。我们更多地关注生理机制，你提到了心理和社会因素。这可能是我们失败的原因之一。”
他们的对话被一个低沉的声音打断：“讨论已经开始了吗？没有等我来？”
说话的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苏联人，身材魁梧，穿着深色西装，表情严肃。得罗夫院士，莫斯科国家生物物理研究所的负责人。
“彼得罗夫院士，欢迎。”李维民上前用俄语打招呼，“我们只是在随意交流。”
彼得罗夫的目光扫过在场的人，最后停留在苏曼卿身上：“你就是那个‘女皇’？网络的核心节点？”
这个称呼让苏曼卿皱眉：“我是苏曼卿，银杏社社长。‘女皇’是某些组织的错误称呼，我不认同。”
彼得罗夫哼了一声：“不管叫什么，你的存在是事实。苏联也有宿主，但他们都不稳定。如果你们有控制方法，应该分享，这是人道主义义务。”
沈砚之插话：“我们愿意分享经验，但前提是相互尊重和平等交流。中国不会接受任何形式的施压。”
气氛有些紧张。铃木教授试图缓和：“各位，今天我们只是见面，正式讨论明天才开始。不如先喝点咖啡，轻松地聊聊天？”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代表们三三两两地交谈。苏曼卿和威尔逊讨论了“零号”的神经机制，和彼得罗夫讨论了物理隔离的效果，和铃木讨论了历史渊源。她能感觉到，每个代表都有各自的立场和诉求，但至少表面上都保持着学者的礼貌。
下午五点，交流结束。回酒店的路上，苏曼卿在车里闭目养神。沈砚之轻声问：“感觉怎么样？”
“威尔逊教授很理性，但目标明确——他想要我的完整数据。彼得罗夫院士强硬，但可能因为苏联研究遇到瓶颈而焦虑。铃木教授有些悲伤，像是为日本在战争中的罪行感到愧疚，又为失去研究主导权而不甘。”
“分析得很准。”前排的李维民回头说，“明天的开幕发言，我们要定下基调：中国主张科学合作，但反对任何形式的歧视和控制；主张伦理优先，但尊重研究自由；主张宿主权利，但强调社会责任。
陈树仁补充：“青海的发现是我们的王牌。证明‘零号’是自然现象，不是武器，这能削弱军事研究的正当性。”
车窗外，日内瓦的街道整洁而安静。但苏曼卿能感觉到，在这平静的表面下，暗流涌动。
晚上，苏曼卿在房间里准备第二天的发言。她不仅要作为科学家介绍研究成果，还要作为宿主代表分享个人经验。这是前所未有的挑战——在众多外国专家面前，坦诚自己的特殊性和脆弱性。
沈砚之敲门进来，手里端着一杯热牛奶：“别太晚，你需要休息。”
“我在想明天该说什么。”苏曼卿接过牛奶，“如果我说太多个人感受，会不会显得不够科学？如果只说数据，会不会失去说服力？”
沈砚之在她对面坐下：“说真实的你。一个经历过战争、潜伏、重伤、苏醒的共产党员，一个与特殊物质共生但保持人性的中国人。你的故事本身就是最有说服力的证据。”
“但有些事不能公开比如我在军统的潜伏，银杏社的具体能力”
“说能说的，保留不能说的。”沈砚之说，“外交就像下棋，既要展示实力，也要保留底牌。你只需要让他们知道：中国有完整的研究体系，有成功的案例，有明确的伦理立场。至于细节，让他们去猜。”
苏曼卿点点头。她看着沈砚之，突然问：“砚之，如果这次会议失败了呢？如果各国无法达成共识，‘零号’研究继续各自为政，甚至演变成军备竞赛”
“那就证明我们的道路是正确的，更要坚持走下去。”沈砚之握住她的手，“曼卿，新中国是在封锁和打压中诞生的，我们习惯了在困难中前进。这次会议只是开始，不是结束。无论结果如何，银杏社会继续存在，中国的研究会继续深入。”
他的坚定给了苏曼卿信心。是的，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他们有自己的国家，自己的组织，自己的道路。
夜深了，苏曼卿终于入睡。但她做了一个奇怪的梦——不是噩梦，而是一个清醒梦。在梦中，她站在一个巨大的网络中心，无数光点向她汇聚，每个光点都是一个宿主，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不同信仰。他们在网络中交流、争论、协商，最终形成了一个共识：人类需要团结，而不是分裂；需要理解，而不是恐惧。
醒来时，天还没亮。苏曼卿坐在床上，回味着那个梦。也许，这就是网络给她的启示——“零号”连接了人类，既带来了风险，也带来了机遇。关键在于人类如何选择。
10月11日上午九点，国际研讨会在日内瓦万国宫正式开幕。会场庄严肃穆，各国代表按字母顺序就座。中国代表团的座位在中间位置，苏曼卿、沈砚之、陈树仁、李维民并排而坐。
开幕式由瑞士卫生部长主持，简短的欢迎词后，进入主题发言环节。第一个发言的是威尔逊教授。
“女士们先生们，”威尔逊站在讲台后，声音通过扩音器传遍会场，“今天我们聚集在这里，讨论一个可能改变人类未来的现象。‘零号’——我们这样称呼它——展示了生命的新可能性，也带来了新的挑战。”
他展示了美国的研究数据：实验体的能力增强案例，网络连接的物理证据，以及军事应用的潜力。虽然他没有明说，但幻灯片中出现了士兵在极端环境下生存的数据，暗示了军事价值。
“我们需要国际合作，”威尔逊总结，“但合作需要透明和信任。我建议建立全球宿主登记制度，共享所有研究数据，制定统一的安全标准。”
接下来是彼得罗夫院士。他的发言更直接：“‘零号’可能成为新的武器，我们必须防止它被用于危害人类。苏联主张建立国际监管机制，所有研究必须在联合国监督下进行，禁止任何军事应用。”
两位大国的发言都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美国强调自由研究但要求透明，实际上是想获取他国数据；苏联强调监管但要求联合国介入，实际上是想制约美国。
轮到中国发言时，苏曼卿深吸一口气，走上讲台。她穿着中山装，身姿挺拔，目光扫过全场。
“各位代表，我是苏曼卿，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不仅是一个研究者，也是一个‘零号’宿主，一个与这种特殊物质共生的人。”
这句话引起了轻微的骚动。虽然大家都知道她的身份，但听她亲口承认，还是感到不同。
“在过去几个月里，我和我的同志们——我们称之为‘银杏社’——一直在探索与‘零号’共存的道路。我们发现，这种物质不是诅咒，也不是恩赐，它是一种现实。而如何面对这种现实，取决于我们的选择。”
她展示了银杏社的数据：成员的能力发展曲线，协同训练的效果，伦理守则的制定过程。没有炫技，没有夸张，只有扎实的记录和分析。
“我们有三点主张，”苏曼卿清晰地说，“第一，尊重宿主的人权和尊严。宿主不是实验品，不是武器，是人。他们有权融入社会，有权拒绝不合理的研究要求，有权保护自己的隐私。”
“第二，科学研究必须服务于人类福祉，而不是少数国家的战略利益。我反反对任何形式的军事应用，反对将宿主工具化。”
“第三，国际合作应以平等互利为基础。中国愿意分享经验，但反对单方面的数据索取。我们建议建立宿主匿名交流网络，既促进交流，又保护隐私。”
最后，她展示了青海的发现：“最近我们在中国青海地区发现了天然的‘零号’矿物。这证明它不是人造物，而是地球自然演化的一部分。人类无法‘发明’或‘消灭’它，只能学会理解和共存。”
这个新发现引起了广泛兴趣。威尔逊立即提问：“矿物样本的成分是什么？能否提供共享？”
苏曼卿回答：“成分分析正在进行，我们会将非敏感数据分享给所有参会方。但具体位置和详细成分涉及国家安全，不便公开。”
彼得罗夫问：“自然存在是否意味着无法控制？如果它在全球扩散怎么办？”
“正因为可能扩散，才更需要国际合作。”苏曼卿说，“但不是通过控制宿主，而是通过教育宿主，帮助他们掌握能力，服务社会。银杏社的经验证明，这是可行的。”
她的发言获得了不少掌声，特别是来自中小国家代表的掌声。这些国家没有研究能力，担心被大国操控，中国的方案——强调宿主权利、反对军事化、主张平等合作——更符合他们的利益。
上午的会议结束后，午餐时间成了非正式外交场合。苏曼卿被好几个国家的代表围住，询问银杏社的具体运作方式。
“你们真的不让宿主登记？”一个瑞典代表问，“那怎么保证安全？”
“我们通过组织管理和伦理教育来保证安全。”苏曼卿解释，“宿主加入银杏社需要审核，必须同意遵守伦理守则。他们有同志，有组织归属，不需要通过登记来控制。”
“但如果有宿主滥用能力呢？”
“那就像任何人犯罪一样，依法处理。宿主不是特殊类别，只是有特殊能力的公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这个观点很有说服力。许多代表点头赞同。
下午的会议进入分组讨论。苏曼卿参加了“宿主权利与社会整合”小组，沈砚之参加了“安全与伦理”小组，陈树仁参加了“科学研究方法”小组。
在宿主权利小组，苏曼卿遇到了一个特别的参与者——来自法国的年轻宿主，玛丽·杜邦。她二十五岁，巴黎大学的学生，一年前无意中感染“零号”，一直隐瞒，直到听说这次会议才鼓起勇气参加。
“在法国，我不敢告诉任何人。”玛丽用英语说，声音很小，“医生会把我当精神病，政府可能把我关起来研究。看到中国的银杏社，我很羡慕。你们有组织，有同志。”
苏曼卿握住她的手：“你现在有同志了。会议结束后，你可以通过加密渠道联系银杏社，我们会提供帮助。你并不孤单。”
玛丽的眼睛湿润了。这一幕被记者拍到，成为第二天报纸的头条照片——不同国家的宿主携手，象征国际团结。
与此同时，在安全与伦理小组，沈砚之面临激烈辩论。威尔逊坚持要建立宿主登记制度：“为了全球安全，我们必须知道宿主在哪里，有什么能力。否则，如果有人滥用能力，会造成灾难。”
沈砚之反驳：“登记制度本身就会制造对立和恐惧。宿主会躲藏，反而更不安全。更好的方法是建立宿主支持网络，让他们自愿参与，主动遵守规则。”
“但怎么保证他们遵守？”
“通过教育，通过社区，通过赋予他们社会责任。”沈砚之说，“银杏社的经验证明，当宿主感到被尊重、有价值时，他们会更愿意遵守规则。强制控制只会导致反抗。”
辩论持续了很久。最终，小组未能达成共识，决定将两种方案都提交全体会议讨论。
第一天的会议在晚上六点结束。回酒店的路上，中国代表团在车里总结。
“总体不错。”李维民说，“我们在道义上占据了高地，特别是青海的发现和宿主人权的强调。但美苏不会轻易放弃他们的方案，明天会有更激烈的较量。”
陈树仁补充：“科学组的讨论中，威尔逊多次询问你的生理数据细节，我都以‘涉及个人隐私’为由拒绝了。他很不满，但无法强迫。”
苏曼卿看着窗外的夜景。日内瓦的灯火倒映在莱芒湖上，美丽而宁静。但她的心中并不平静——她能感觉到，网络中有些节点在频繁交流，像是在策划什么。
回到酒店房间，苏曼卿正准备休息，突然感到一阵强烈的网络波动。不是来自已知的宿主，而是一个新的、异常的信号——就在日内瓦，就在附近，信号中充满了痛苦和混乱。
“砚之！”她叫住正准备离开的沈砚之，“有情况。一个新的宿主，就在这座城市，处于危险中。”
沈砚之立刻警觉：“能定位吗？”
苏曼卿闭上眼睛，集中注意力。信号很弱，像是宿主在刻意隐藏，但又因为痛苦而泄露。方向是城市东区，贫民区？
“大概在东区，但具体位置不清楚。他在求救，但不敢明说，像是在被监视或控制。”
沈砚之立即联系了赵卫国和其他安保人员。十分钟后，一个小队悄悄离开酒店，前往东区调查。苏曼卿在房间里，通过网络尝试与那个宿主建立联系，传递平静和安全的信息。
但她的信息被反弹了回来——不是拒绝，而是被什么屏障挡住了。有东西在干扰网络连接。
“砚之，小心。”她通过对讲机说，“那里可能有宿主屏蔽设备，或者其他宿主在控制他。”
夜色渐深，日内瓦的东区贫民巷里，一场无声的救援正在展开。而这场救援，可能只是更大风暴的前奏。